徐贲：俄罗斯的“斯大林笔记本”

　　大商业利益与民族主义结盟，对灾难、创伤记忆进行“无害处理”

　　美国历史学家布拉特（David W.Blight）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人类历史的第二次“记忆潮”（memory boom）。第一次记忆潮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种普遍的“世纪末”（Fin de siècle）心态。与上一次记忆潮相比，这一次记忆潮的特点是，许多记忆都与20世纪发生的历史灾难、创伤和“社会罪恶”有关，因此也都涉及是否应该和如何补偿受害者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商业利益正在与民族主义结成不神圣同盟，积极地对灾难、创伤记忆进行“无害处理”，并将这种记忆转化为一种光明神话。灾难记忆与光明神话的并存和冲突，也就成为第二次记忆潮的一个主要特点。

　　布拉特对第二次记忆潮的观察，非常适用于最近发生在俄罗斯的“斯大林笔记本”事件。俄罗斯的“阿利特”出版社最近决定，把斯大林的肖像作为学生笔记本的封面。2012年4月4日，在莫斯科一家专卖教科书的大书店里，这本印有前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像的笔记本卖到脱销，购买者主要是成年人。这件事在俄罗斯引起争议，也在国际上受到注意。

　　在俄罗斯，人们并没有淡忘斯大林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2011年10月30日，俄罗斯全国几十个城市同时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悼念斯大林统治时期遭到迫害的遇难者。俄罗斯学术界对斯大林红色恐怖已有大量研究，但如何让民众了解这些研究成果仍是很艰巨的任务。专家们的历史研究并不等于民众的集体记忆，历史研究只有在公共的记忆场所，经由广大普通民众的参与，才有可能成为集体性的记忆。

　　在纪念遇难者那天，俄罗斯人展开了多种纪念活动。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办公大楼前，人们排队宣读遇害者名单。悼念活动的主办者之一，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发表声明说，宣读遇难者的姓名，不仅是悼念遇难者，而且是让人们记住政治迫害的历史，清除过去历史包袱的一种方式。

　　非常重要的是，这种集体记忆并不是以对抗性记忆的形式出现的，参加者中有普通市民、学者、政界人士。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全权代表鲁金，在当天的活动中第一个登台宣读了10名被处决人士的名单。

　　然而，也就是在俄罗斯人记忆斯大林统治的残酷与暴行的时候，斯大林的“光辉形象”却出现在俄罗斯学生可能使用的笔记本封面上。笔记本的封面上写有斯大林大元帅的字样，斯大林身穿军服，胸前挂满勋章，显得神采奕奕。“阿利特”出版社领导人表示，他本人对斯大林没有好感，但斯大林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应该因为斯大林的错误把他从历史中一笔勾掉。

　　“阿利特”出版社说，斯大林笔记本是他们推出的“俄罗斯伟大人物”笔记本系列中的一本，被用作封面的其他历史人物还包括：叶卡捷琳娜女皇，苏联火箭和航天之父科瓦廖夫，抗击拿破仑的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以及作曲家拉赫马尼诺夫。他们还承认，斯大林是一个“矛盾的政治人物”，他一方面处决了64万人，把数百万人关押到劳改营中；而另一方面，他又建立了发达的苏联工业和在世界上非常强大的苏联军队。俄罗斯人怀念帝俄和苏联的昔日辉煌，这是商业利益极可以利用的消费者心理，正是民族主义这个诱人的神话，为“斯大林笔记本”提供了漂亮的包装。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