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利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是以这种方式亮相在全国公众面前：三亚亚龙湾一场所谓的“7000万元”婚礼，使他成为符号化“煤老板”的一个代表，奢侈，加上暴发户色彩，巩固了人们对煤老板的固有印象。只有接触到邢利斌和他庞大的能源帝国，才能明白，那场婚礼实在只是最表象符号。
以邢利斌在山西所掌握的资源，他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2012年，他的集团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660多亿元，这才是48岁的邢利斌的真实身价。现在，他旗下的农业集团又开始对他老家柳林留誉镇15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整体开发，涉及18个行政村，54个自然村，2万多村里人。
邢利斌的身家不是我们观察的主体，让我们好奇的是他的扩张之路。这10年，是中国煤炭企业不断制定规则，整个行业重组的10年，煤炭巨头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兴盛一时的小煤矿逐渐退出战场，当初平常的邢利斌如何崛起，如何利用规则和政策，成为值得关注的主题。
一场被夸大的婚礼 4月4日，清明节，邢利斌即使已经是柳林县，乃至山西省、当下中国的顶级“富商巨贾”，可是今天的活动还是乡土得有些过分：他家乡在柳林县的留誉镇，这天上坟的留誉镇在外地工作的人们都被请到他开办的五星级酒店，开个座谈会。
座谈会有两个主题，一是解释整体开发家乡镇的初衷；二是说明他为女儿办的婚礼，只不过花了1700多万元，外界夸大成了7000万元。他非常重视和本乡本土的人们的关系，所有的留誉镇在外工作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来了，大概是觉得没有外人的缘故，邢利斌介绍自己女儿的婚礼情况也特别直接，并不掩饰。
他用家乡话说道：那是3月18日，本来是想在家乡举办女儿的婚礼，男方家庭虽然在广东韶关，可并不反对在留誉的婚礼计划，不过一经计算就被难住了。如果在柳誉镇举行婚礼，他自己企业的2万员工都会来参加，这是无法阻拦的；加上留誉镇的乡亲，初步估算有3万人，还不算外界的合作伙伴和领导，手下的办事人员劝阻说：光车就能把从柳林到留誉镇的公路挤满，这还不得让整个柳林县崩溃了。而要在目前还很简陋的留誉镇要做出3万人的饭来，几乎是天方夜谭。
此前，我们正好走了这条从柳林到留誉镇的公路，让人有非常兴趣地是，40多公里的道路两旁，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和邢利斌有关系，从第一个煤矿兴无煤矿，到金家庄煤矿，再到洗煤厂，路两旁各种甲醚、甲醛项目，包括因煤矿塌陷被拆迁到山顶上的双枣疙瘩村，无一不属于他或者是他出钱的项目，甚至公路两侧的山地也全部是由他出资平垦、种植松树的，而终点站留誉镇更是这样，他将用10年时间，投资百亿元，把整个区域内的154平方公里荒山改造成农业基地。
与属于他的“联盛农业”的一位员工聊天，说到邢利斌，他们尊称“老板”的这位，员工兴致勃勃地说：古代的诸侯国还没老板的地盘大呢。一句话，暴露了他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
回到清明座谈会的现场：尽管邢利斌愿意把婚礼放在留誉操办，可是不仅仅留誉，甚至太原市都难以找到满足3万人就座的巨型现场。最后决定，把婚礼放在海南三亚，整个自己内部员工严格控制参加，只有中高层管理人员才能参加；200多名员工加上家属，这就有400多人，前后用了七个旅行社的资源才买到飞机票。联盛集团的一位高层解释：外界传说中的包机不属实，因为他们找航空公司协商过，可是航空公司一口拒绝。所以分坐了多架飞机前往。
时至今日，邢利斌竭力淡化去三亚是为女儿办婚礼的色彩，不过细细研究起来，去三亚确实有多重目的：一是公司若干年前就投资了几十亿元在三亚开发房地产项目，拿了近千亩土地，可是多数本部员工觉得，这个项目在目前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并不甚好，为了向高层员工证实自己的投资准确性，他决定房地产项目开盘的仪式上召集柳林本部的员工参与，并且许诺他们可以八折购买；另外，联盛集团10周年庆典也一并解决，公司的高层员工向我解释：邢利斌真是低调的，除了一些朋友之外，许多邀请而来的歌星一开始并不知道他要嫁女儿。
婚礼在下午举办，17日，公司的几百名员工已经到了，他们也没有包下酒店，亚龙湾的丽兹卡尔顿、万豪和希尔顿三家酒店都拒绝整体包下来的方案，以丽兹卡尔顿为例，他们只答应准备出2/3的客房，另外的部分要留给酒店的常驻客人和一些游客，这2/3的房间价格并不便宜，因为酒店的理由是，你们集团客户，往往要制造酒店的资源紧张，比如吃饭场地和公用设施，所以不能折扣。而且，婚礼的封闭现场他们也不能做到，因为酒店是开放场所，这也使柳林本部来的员工大为吃惊：有钱也不能决定一切？
公司的员工们并不清闲，他们要忙着接待各方来客。婚礼虽然早就交给北京的一家婚庆公司，可是客人之多超出想象。男方父亲是韶关一家水泥企业的老总，家产也近千万元，不过和邢利斌比起来就很小了。男方家庭出了200万元左右的婚礼费用，邢利斌为整个海南之行支付了1500万元，包括晚上演唱会的费用，所以7000万元确实属于臆想。
邢的大女儿23岁，她和在英国结识的男友早早成婚，也是满足邢的要求，邢利斌总觉得自己陪伴女儿的时间不够多，所以希望这次婚礼操办的隆重一些。按照邢的财富，这次婚礼也并不过分。婚庆公司的司仪同时也是北京电视台某频道的主持人，号称中国“婚庆第一主持人”。现在山西煤炭富豪们的婚礼普遍流行在北京找婚庆公司，这个也不稀奇。只有一点与众不同，在婚礼举办前一天的海南三亚，因为参加婚礼的人数众多，所以，普遍的传言开始在亚龙湾疯传：这将是三亚最隆重的婚礼之一，也是少数的顶级婚礼。司仪也忍不住兴奋之意，在自己的微博里证实了这一消息。
婚礼上，人们普遍记住的是那列法拉利车队，不过，确实只有一辆是姑姑、叔叔们赠送的陪嫁，另外几辆是朋友们开来撑场面的。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邢利斌在所有的场面上都礼让男方家庭，都要求男方先行，并且强调是对方娶媳妇，尽管他出资更多。这点也被公司的员工们认为是老板低调的表现。
真正引起轰动的，是晚上的演唱会，演唱会以联盛集团三亚演唱会为名，有点模糊，因为不能庆祝地产开盘，也不能庆祝婚礼，最好的名义是联盛集团的10周年庆典，可是也不太好明说。朱军，周涛主持，他们是邢利斌的老熟人，嘉宾有阎维文，殷秀梅，李玉刚、冯巩等人，这些人都受邢的邀请而来，邀请方并没有出钱，原因并不复杂：在过去的10年里，邢利斌一直出资在山西省或者北京举办大量演唱会：有的是为山西省的某项庆典，包括去年山西省庆祝建党90周年；有的是慈善义演，如北京儿童医院的义演，他是赞助人。这批人已经和他比较熟悉，很多成了朋友，听说他嫁女儿(虽然演唱会不是以嫁女儿的名义)，但是他们也都没有要钱。而不认识的歌星确实不知道这场演唱会的实质内容，比如韩红，比如范玮琪，她们只是当成了一次寻常的走穴。至于周杰伦等人也来到现场，则是谣言。
也就是因为演唱会的轰动，使得这场婚礼通过微博迅速传播，成为目前中国堪与明星婚礼一样引发关注，但是更为神秘的另一类型：富豪婚礼。
兴无煤矿改革：山西煤矿股改的先河 不过，这么多演艺界的朋友给邢捧场，还是说明了他的人脉旺盛：许多煤老板爱认识演艺界的人士，因为演艺圈的人脉复杂，可以轻易形成复杂的人际网络，这些人际网络覆盖了名校、权力机构和高层领导。邢利斌似乎很少动用这些关系帮助他的家庭解决问题，像别的煤老板会利用关系帮助孩子上名校。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国外读书，并不需要解决就学问题。他之所以认识他们，就是因为他经常赞助大型活动。
邢利斌在北京的关系不仅仅是这些演艺界的朋友，一位熟悉山西煤老板的人说：在北京，要打通关系并不太难，刚开始都是谁也不认识谁，可是认识人很简单，有钱，有项目，马上就能在身边聚拢一些圈子，这也是山西煤老板目前普遍做的事情。“他们急于寻找新项目扩张，而北京一向是各种或真或假的新项目集中地。”
煤老板身份很有利：他们只要认识一个人，就能迅速认识一个圈子，因为他并不是为了借钱，而是有钱对接项目，会激发很多人聚拢来，因为人人都有希望从中获取利益。
2007年之后，邢利斌有许多项目涉及大型央企和各部委，所以他来北京特别多。不过，这些接触对于邢来说并不陌生。2002年，从他接手第一个县办企业兴无煤矿开始，他就一直和各级官员交往。这种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而是煤炭政策的不确定性，使他和官员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共同体。
2002年，柳林县属的兴无煤矿面临破产，当时煤炭价格低迷，该煤矿是县里的包袱。按照统计数字，2001年，全县煤炭企业欠税达1亿元，欠发工资5000万元；年产量60万吨的兴无煤矿是全县最大的国企，一年上交税费720万元，管理费则要700万元，债务累积到了1.9亿元。当时的县城体改委主任王勇回忆，煤矿有一个90万吨的洗煤厂项目，可是几年都没有建成，每次有领导来考察，矿长就只能拿图纸出来。
县政府非常想把煤矿抛出手，中国矿大管理学院副院长安景文回溯当时，让我们能看到煤炭行业不景气时期的情境：上世纪80年代政府鼓励老少边穷地区开发煤矿，所以像柳林这种穷困地区多了很多地方煤矿。这种煤矿不同于国有大型煤矿，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生产的很多煤找人也卖不出去，加上没有运输能力，虽然也属于资源，可是这种资源一直在90年代都显得很“笨拙”，正赶上整个煤炭行业的“冬天”，地方煤矿特别难熬。
在这种压力下，地方煤矿上比不得大煤矿，而下与煤老板的小煤矿相比，甚至也很糟糕。小煤矿养活人少，会营销，还能活下去。而地方煤矿需要执行国家各种政策，包括安全投入，成本本身就大，二者成本相差悬殊。当时兴无煤矿就是后者的情况，所以，地方政府动起将其出售的念头，并不奇怪。“还是制度出了毛病。”
现在很多人质疑兴无煤矿是“白菜价”，实际上，这种说法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当时整体煤价低迷，兴无煤矿8000万元出售的价格并不算低。值得质疑的地方是，虽然属于地方煤矿，可是毕竟是国有企业，可以出售给私人吗？
安景文解释：就是因为地方煤矿的特殊属性，不属于国有大型煤矿，所以在各种管理上比较疏松，可以利用承包等名义出售，钻了很多政策的空子。不过，兴无煤矿的出售，不是承包，而是股权转移，更属于当时的灰色地带，考察兴无煤矿的转让史，不仅能看出邢利斌的发家奇迹，也能看出一个煤矿的改革是如何渐变成政府政策的兴无煤矿是山西第一个股权转让的国有煤矿。
当时的山西柳林县县委书记李润林后来调往广东省，他的政绩一向不错，平息过当地的群体性事件，不过最大功绩是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直接起点就是兴无煤矿的改革。多年以后，他和广东媒体还回忆起当时兴无煤矿出售的情景：当时他还想把兴无煤矿转卖给国有企业，找到了中煤集团，据说当时要价为6000万元，可是中煤集团派驻会计组进行调查，三天查验下来，决定只出5000万元的价格，交易未成；而兴无煤矿当时的领导也被县政府号召承包，出资额度是内部价格，只要2000万元，可是厂领导也拒绝了，主要还是债务太高。最后李润林提出了改变路径，直接面对社会转让股权。6月8日，县内外有6家企业参与竞标，邢利斌出价8000万元，拿到了兴无煤矿这个转让之所以被争议，就在于当时国有煤矿基本上是以承包面目出现，一年上交多少钱，而直接转让股权的绝无仅有。
在清明节的会议现场，柳林县的一些领导也在座，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充满了风险：当时柳林县为了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专门找了山西省委宣传部，想把这一转让做成报道发在山西各大媒体，结果被拒绝。一片“卖煤矿”的批判声起，更大压力来自山西省委在2003年发文，声称“国有煤炭企业不允许进行股权转让和托管”。
但是在柳林，乃至整个吕梁地区，凭借着自己多年来的关系经营，更凭借他的一系列承诺：“税不少交，工资不少发，尽快把洗煤厂建成。”不仅让李润林坚定支持他，还获得了当时吕梁市委书记郭海亮等人的支持，他们明确下来的说法是：把企业还给社会，政府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
邢利斌确实做到了4个月就把洗煤厂的项目完成，并且还提高了矿工工资。不过当时他的资产不丰厚，具体有多少，却很难有准确判断。他所出资的8000万元里面据说只有1000万元是他自己的，剩下的属于拆借行为。这些拆借名义上不属于高利贷，可是利息往往比高利贷还高，因为直接拿到的是股权，邢利斌花了几年时间才把这些旧债清理干净。这也是邢利斌被众人视为胆大的原因。好就好在，2003年，煤炭价格扶摇直上，他赶上了好时机。
安景文觉得，邢利斌的股权转让基本上还奉行了市场规则，很难在里面找出漏洞。当然，前提是他发现了煤炭资源的重要性，而他的大胆起了决定性作用。“再然后就是运气了。”
当时柳林县的县委书记李润林请来了省社科院李留澜院长，他比较认可柳林的做法，直接写了调查报告，最后报告辗转送到了省长张宝顺的手中。这是2003年的事情，当时山西小煤矿在各地开花，与此同时，矿难频发，如果减少煤矿数量，把小煤矿和大煤矿进行股权整合，是不是可以改变矿难的窘境呢？
事实上，邢利斌的大量投入，确实造成了兴无煤矿的矿难减少。这种做法在省长的推动下，山西临汾首先进行了改革。2004年里的6个月不到的时间，300家煤矿被整合成了200多家，在整合的同时，煤炭企业要交纳矿业权价款，山西省政府一次性收到了17亿元的款项，这笔款项，后来又被称为“资源使用费”。
争论了几年的转让问题终于在2005年6月以《关于推进煤炭企业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的意见(试行)》出台，矿权改革以皆大欢喜的面目进行：政府收到了大量补偿款，而煤老板则获得了矿权，名正言顺。张宝顺后来升任省委书记，他和李留澜提到，矿权转让和柳林调查有很大关系。后来视察柳林的时候，他对李润林说：山西的矿权改革，柳林改得最早。
2004年，柳林的矿权改革基本结束，86家煤炭企业基本改革完毕。与此同时，矿主们为了增加收入，基本上都进行了技术改造。在最早的时候，柳林的煤矿都养骡子来拖煤，可是在煤炭业飙升时代，这些都成了陈迹，整个县城的技术改造资金达到了43亿元左右，其中邢利斌又是带头者。
煤炭价格自2003年之后的暴涨成为技改的动力和支持，两者相互补充。邢利斌的运气好到出奇，通过进一步技改，资源回采率加大，兴无煤矿成为山西省四大煤矿之一，他的身价也每天都在上涨。这种暴涨，使他在2007年付出3亿元左右的煤炭资源使用费的时候一点也不紧张。
邢利斌起家记：技改背后的煤矿大亨 邢利斌199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第一代山西煤炭富豪中，少有这样的高学历，多的是没怎么读过书的农民，有的从拉驴车开始，在小矿上装煤拉出去卖，一车卖几块钱而已，胆子大的借了钱，承包了村集体的煤矿，几经周折发了大财。联盛集团一位高管是邢利斌的老同学，他们在柳林一中读高中时就是校友，读高三的邢利斌是学生会主席，读高一的他也在学生会，多年一直来往甚密。他向我们回忆当年的邢利斌头脑灵活，在高中就联合学生举办了全县城的迎新晚会。大学毕业后，他做出了新选择：“他根本看不上搞法律的，认为那没有前途，当时就想着毕业回来要搞煤矿。”
大学毕业之后，邢利斌在与柳林县相邻的中阳县承包了一个铁厂，他的一位同乡记得邢利斌承包铁厂后的第一个春节去他家吃饭的情景：“邢和我的亲戚说，承包铁厂算啥，我的目标是兴无煤矿。他走了以后，我家的长辈都觉得这小子太狂妄了，兴无煤矿可是当时柳林县的国营第一大矿，他父亲也就是乡镇里一个没有上层面的小干部，家庭条件非常一般，年纪轻轻的凭啥敢说这种话。”
离石县，现在的吕梁市市政府所在地，也是煤老板辈出的地方，这里一个熟悉邢利斌的煤老板对我们说：“他点子好，只要看中的东西，即使是10倍、20倍的价格也要得到手，项目都能立得起来，但立起来他又开始干别的，项目维护的不好，反而是以前跟过他的人，做他以前做过的事，现在都发了大财。”90年代，邢利斌又搞过小焦化厂和钢厂。当时焦炭和钢铁这些下游产品远比煤炭的销路要好，煤炭不好卖，焦化厂赊账拉煤出去，很多企业因此陷入了三角债而破产。焦炭价格好的年景不多，“邢利斌1993年的时候已经成了亿万富翁，但后来因为陷入了债务关系，再加上焦炭价格下跌，很快又破了产，只剩下几百万元而已”。熟悉邢利斌的煤老板说。
邢利斌最初投资的几笔生意里面，现在唯一坚持下来的是当时价格一直低迷的煤矿金家庄煤矿，现在已经成了他的摇钱树。1990年，邢利斌承包了柳林县的这个乡办煤矿，当时只是一个产量极低、很不起眼的小矿。
1992年，虽然国家逐步放开了煤价，让煤价走向市场，但电煤价格仍处于“计划煤”和“市场煤”的双重价格体系之下。2002年国家才取消了“政府指导价”，电煤价格实现市场化，但为了控制动力煤价格的异常波动，政府仍然对动力煤价格进行干预。这些复杂的背景，对于邢利斌起家有很大关系，他那时候也深受这种波动影响。长期以来，金家庄煤矿并没有扩大再生产，原因就在于煤矿价格低迷。
原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夏冰向我们介绍：“1992年实行价格双轨制之后，一直到1997年，煤炭价格始终走低，市场化并没有对煤价产生冲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
大同煤业集团当时很多职工下了岗，从经理到一线的职工，当时有个口号是‘人人两百八，共同渡难关’，即每个人每月工资都只发280元，很多人要到菜市场捡菜帮子回来吃。”大企业生产的煤炭产量在不断下降。
与之相比，小煤矿的情况要好得多。小煤矿当时主要满足省内需求，与国家控制电煤价格相比，省内销售的煤炭价格混乱。离石县一位煤老板告诉我们，小煤矿使用人力挖煤，成本极低，即使用上了一些简单的工具，每吨价格也不过70元左右，“大矿的成本则要200多元，小矿条件好一点的几十元，单靠人工来挖，一吨也就几块钱成本。当时煤炭价格是在小煤矿这个市场上逐渐形成的，如果你找到了买家，价格可以自行商定，虽然当时价格不算高，但成本永远都只有70元，暴富可能不现实，但赚头一直都是有的”。
这种局面，在2000年之后逐渐改变。太原理工大学教授王汉斌分析当时国家背景：“进入本世纪，直接、间接用煤的行业越来越多，火电装机容量成倍地增长，全国对煤炭的需求量大增，原来进口的较为便宜的韩国煤因为国际能源纠纷也进不来了，再加上它的供应量有限，对国内煤矿的需求量大增，煤炭价格也开始快速上涨。”
抓住这个机会的煤矿才能生存，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虽然邢利斌“收手不好”，但他手中握着金家庄煤矿一直没放。金家庄煤矿原本是规模极小的乡办煤矿，邢利斌买下之后不断投资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2000年之后，金家庄煤矿的产量达到了60万吨。这成了邢利斌资产飞跃的起点。
2002年，他以金家庄煤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买断柳林县兴无煤矿全部国有资产。只能说他看得准，下手也狠。2003年开始，他投资了六七亿元，对自己直属的兴无、金家庄、王家沟等煤矿施行整体技术改造，对所有的矿井全部进行了改造，其中寨崖底煤矿把三个小煤矿整合在一起，花了3年时间，投资了1.44亿元。金家庄煤矿成为吕梁第一个全机械化、并可以24小时监控生产的煤矿。
各矿井摆脱了小煤矿的那种局面。这就意味着，第一，没有安全事故的后顾之忧，他和政府可以保持良性循环的关系；第二，机械化采煤使得生产能力大增，本来只能采60万吨煤的煤矿，可能一下子扩大好几倍，最基本的开采率也扩大了60%以上。这些煤矿自然而然成为优质资源，不仅不会被兼并，还成为日后在香港上市的基础。
一般人没有他这种能力和气魄。温州人王有准1983年就到了山西，在煤矿里承包工程。他在山西买过两次煤矿，两次都被整合掉了。2003年，温州资本大量进入山西煤炭行业之时，王有准买下一处小煤矿，“人工挖，能挖多少是多少，根本不上规模，每年能收入几十万元”。这个煤矿因为规模太小很快被关停。2005年，他又在离石与当地村民合资承包了村集体的煤矿，并把这座煤矿的产量提高到年产30万吨。王有准按照村集体和原来几个老股东的股份比例，每年给村里分红。2008年山西启动更大规模的煤炭资源整合，王有准的煤矿被桃园公司兼并。
小打小闹，不成气候。不过在王有准看来，根本原因是像他这样的小老板根本无力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他算了技改的一笔账：“如果产量从5万吨提高到30万吨，改扩建的成本大概在300万元。”当时和村民合作经营煤矿时，王有准带了200多万元现金到村里。“改扩建的成本包括：移民、绿化、修路、盖工厂大楼，再加上煤矿的审批需要各处打点，一共花了300多万元，每年给村民的分红还不算在内。如果要提高到90万吨、120万吨，就需要上亿元的投入。”
这样一来，小煤老板就逐渐被挤出煤炭行业，而邢利斌这样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煤炭老板则始终在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改造。投入和产出相比，还是划算的。
国家政策鼓励大煤矿的生存，王汉斌说：“要提高到300万吨的年产量，企业没有3个亿根本开不了工。”
巨头诞生的年代 煤矿生死背后，不仅有个人的气魄，还有能否顺应政策潮流的努力。邢利斌在这点上胜过了多数人。“温州商人都是来投机的，买煤矿相当于炒股，不像山西老板实实在在是要挖煤的。”王汉斌说，2003年金融危机之后，来山西投资煤矿的温州商人大量增加。“挖煤就是挖钱，我认识一个温州人，手里囤了17个矿，他们没打算长期做，2007年资源整合之前都转手卖掉了。当时煤炭价格高，涨得也厉害，一个大矿能卖十几亿元；一天的纯利能买一个宝马760，吃顿饭的价钱就要花上20万元。”许多人都说山西煤老板能花钱，实际上，温州人也不弱，不过尽管浙江商人当时蜂拥而来，但是他们拿到的以小煤矿居多。
近几年山西省政府不停地整合煤炭资源，煤矿规模跟不上政策要求的煤老板被不断挤出这个行业。资源整合，温州商人现在几乎已经被行业洗牌殆尽。一位专家说：“资源整合，政府要硬起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温州人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浙江省省长都要求来和山西省政府商谈此事，但山西省对此态度坚决。”
王有准2005年投资的煤矿经过3年只赚了100万元，这还是在“没出过事”的情况下，现在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在山西投资煤矿，而把目光投向了内蒙古。桃园公司对他的补偿，“刚够本钱”，“评估一下矿上的资源有多少，以及当时买矿交的资源价款，几百万元而已”。
2009年，山西省政府对煤矿的整合要求是，单井生产规模达到每年120万吨的矿井才能成为资源整合的主体，可以和其他矿井整合成为一个新的企业，整体规模达到每年300万吨，这样仍可继续生产，而王有准的小煤矿是“绝对上不了120万吨”的，于是他只能等待被大矿吞并的命运。
不过，这里面并没有地域歧视，更多的是资源大小的区分。本地小煤矿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吕梁泰化集团的张子玉在当地也很有名气，他从加油站起家，后进入煤矿行业，成为身家近10亿元的老板，不过他出名不是因为他的财产，而是因为在离石镇办了一场邀请董文华前来的婚礼，外加慈善捐款很多，包括他和盲人妻子始终恩爱的故事也使他在当地名声大振。
张子玉是个很坦诚的人，尽管身家10亿元也算得巨富，但在巨头时代，他的生意还是太小，属于小煤矿企业。他告诉我们他所经历的煤炭行业的资源整合：他的一个120万吨生产规模的煤矿，寻找到了邻近区域的东江集团的一个100多万吨规模的煤矿，两者进行了合并，勉强到达了300万吨规模，他们合作注册成立了一个新的集团公司，集团整合其他煤矿后才符合政府要求，可以正常开采。
而他以前从私人手中购买的几个小煤矿，基本陷于停产状态：虽然生产的时候每年也能带来近千万元的收入，可是因规模太小，受地理位置、井田面积所限，根本无法整合，只能送给了另一个吕梁的煤炭巨头贾廷亮的公司，这是一位和邢利斌齐名的当地煤炭巨头。“几千万元的收入就这么给了贾廷亮，其实是无奈之举，他也不想要，他要了也没办法整合。煤矿太小，机器过不来采不了，现在国家又不允许人工采。别人也给我一个附近9万吨的小煤矿，我也没办法整合。”
张子玉从1993年承包加油站起家，2001年才涉足煤炭行业。他买的第一个煤矿在离石的白家庄，严格意义上讲，那连煤矿都算不上，只是一个私人开的坑口，名叫沙药沟，年产量只有七八十吨，“骡子车拉的那种”，买的时候花了140万元，自己再投入几十万元增加生产规模，2003年沙药沟坑口的年产量只有400多吨，又赶上煤炭价格已经有100多元，虽然经营时间不长，但张子玉对此“已经有判断了，学会了怎样经营，首先要把安全抓好”。此后，他又买下了若干小煤矿，可是因为资源有限等原因，一直没有扩大生产规模，随后便在一轮轮的资源整合中被大煤矿吞并。
截至目前，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之后的矿井数量减少至1053处，矿井平均单井规模提高到120万吨/年，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全省主体整合企业减少到130个，其中民营企业办矿主体和矿井数量占到全省总数的30%。“并不是国进民退，而是有实力者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资源整合的一大原因，是防止煤炭资源的浪费。“多年来好多山西的小煤窑私挖乱采，采矿的方式被形象地称为‘老鼠打洞’，挖一个3米宽的洞口，挖一个洞，哪好挖就挖哪，‘吃肥丢瘦’，浪费了大量资源。”
王汉斌说：“2004年之后，煤矿产权和资源价款的问题提上日程，但是资源价格太低，有些煤矿的回采率连3%都达不到，有些专家实在看不过去了，认为国家资源浪费太大，于是提出要求政府整合煤炭资源，取缔小煤矿，提高资源回采率。”
按照2006年颁布的《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中的附录规定，王汉斌说：“平均下来，煤炭资源价款的价格在每吨1.5元，如果是2.5元就已经是非常好的煤炭了。”
“2008年，省长王君召集专家开会，觉得前期资源整合不够彻底，效果不好，希望专家能给出意见，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产安全两个方面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当时第一个站出来说，一定要集团化，这样才能有效益。在此之后，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力度大大加强了。”王汉斌说，2008年煤炭资源整合的要求是，生产规模3万吨以下、井田面积0.6平方公里以下的煤矿要归到大的煤矿集团里，合并成生产规模9万吨以上的煤矿，但煤矿出事的还是很多。之后，这个关系煤矿生死的生产规模限制一下子变成了120万吨，只有年产量120万吨以上的煤矿才有资格成为整合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企业才能在山西煤炭剧烈变局中生存下来。“到了2009年，人们才开始知道煤老板到底有多少钱，以前他们的财富都是暗的。”王汉斌说，民营煤矿在资源整合中入股、参股，拥有的资产被重新评估，这些隐匿的富翁才逐渐浮出水面。
“现在国家对煤炭的需求仍然处于紧缺状态。”王汉斌说，“虽然现在每年有30亿吨的煤炭需求量，但现在煤矿的审批程序变得极为严格，千万吨级以下的煤矿已经很难被批准开采，在一些资源不够好的地方，500万吨的煤矿偶尔会被批准。现在的煤矿全部都是机械化生产，国有煤矿的整体回采率已经达到了70%以上。”煤炭行业无论在资金投入上，还是生产规模上都逐渐成为巨头行业。
不过更真实的原因还在一个，一位参与过山西煤炭资源整合规划的煤炭专家告诉我们：“最打动政府的并不是资源浪费，山西省政府资源整合的第一因素是当权者丢官的问题。山西老百姓说得好，在山西当省长，那是一个高危行业。连续两任山西省长，都因为矿难问题去职，当权者为了自保，必然对煤炭安全问题大加重视。客观上，资源整合在全国创了一个先河。”而大煤矿采用全机械作业，能够使矿难尽量减少，这个道理，在慢慢摸索中越来越清晰。
煤炭主的选择：扩大或消隐 与邢利斌嫁女儿的轰动相比，张子玉儿子的婚礼“低调”得多。今年3月，张子玉的儿子娶了离石区国税局局长的女儿，一对新人的婚礼在离石的五星级酒店吕梁国际大酒店举行。这场并不为外人所熟悉的婚礼当时在离石轰动一时，婚礼开席200多桌，每桌饭菜标准超过8000元，加上每桌2000多元的酒水，喜宴花费200多万元。最昂贵的菜，是一道佛跳墙，张子玉说，让没吃过的亲朋好友尝尝。
他把自己办婚礼也称为“报答社会”，来参加的很少领导，倒都是早年和他有交往的人。参加婚礼的宾客，送礼不得超过200元，上礼的客人还会获赠一套200多元的纪念品。婚礼由北京市一家婚庆公司承担，婚庆费200万元。张子玉说，这是他在北京考察了很多天之后做出的选择，因为这家婚庆公司“创意很好”。
婚礼当晚在吕梁影剧院同样上演了一场明星晚会，晚会最大的腕儿是董文华，其次是相声演员周伟和女子十二乐坊，剩下的是当地吕梁歌舞团的演员。之所以请董文华，是因为她只要30万元的出场费，其他明星出场费叫价要60万元。晚会耗资100多万元。婚礼上还出现了6辆凯迪拉克的车队，这种场面使得张子玉在当地的名声并不比邢利斌小。
但是，在生意上，与邢利斌相比，张子玉更为保守，对此他并不讳言：“邢利斌在三亚请的是领导和生意合作伙伴。他的志向是全国，全世界；我不出去，我只在吕梁活动，所以请的是老乡，都是当地人。”
他对煤炭行业未来发展的判断也和邢利斌不一样：“越大不一定越安全。很多人都是负债经营，虽然兼并了越来越多的矿，可是手里还欠着几亿元的银行贷款；我是有一块就经营八毛钱。银行贷款我都不要，利息都顾不得。”最近银行准备贷款1亿元给张子玉，他到目前还没有答应。他坚持有多大能耐做多大买卖，不愿在煤炭领域轻易扩大规模，目前手中的煤矿只剩与东江集团合作的一座。
张子玉已经转向了房地产生意。离石地处山区，城市建设用地资源有限，已经竣工和正在建设的高层住宅林立，房地产价格平均已经达到5000元/平方米左右，甚至超过了省会太原，在一个山区的县城里看到无数幢新竣工的高楼，还是很奇怪的，要知道，和柳林一样，10年前，这里还非常贫困。
张子玉是在离石投资最多的房地产商，总共有六七座高层建筑在他旗下。他同样和政府关系良好，多年来，他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已经连续赞助10年的离石各界篮球比赛及其他各种文体活动、招收2000多名学生，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在内的免费公立学校等为他赢得了好口碑，这也使他获得了自己的资源优势：离石的地都优先批给本地商人张子玉，外地人很难进入。
张子玉的加油站、房地产、典当行比他的煤炭生意风险更小。但是胆大如邢利斌者，并没有受到外在的影响，他一直声称要打造“煤焦企业的航空母舰”，扩张脚步没有停息过。2002年之后，除了手中那些煤矿，他先后以参股、并购和租售等方式，接下了柳林一半左右的地方和集体煤矿，有一个2008年的统计数字，说明他在这一行业的扩张行之有效：在当时，他有16对矿井(一对矿井一般为一个煤矿)，坑口小矿改造的洗煤厂3座，100万吨的焦化厂和配套的150万吨的洗煤厂一座，矿井井田面积50多平方公里，地质储量达到了9亿多吨。此时此刻，他还是把自己的企业重心押宝在煤资源上。
不过，风险和资金的两大压力，使得行事一向大胆的邢利斌也有些困惑。邢利斌曾经几次被请去协助调查，但都有惊无险，顺利过关。影响最大的是2007年，协助调查整整持续了半年，邢利斌从公安局回来之后，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行业的前景和风险。
巨头的扩大再生产：香港上市记 首先是资金，邢利斌的高管们都听说过他早年借款买煤矿的故事，非常不顺利：据说当年买兴无煤矿的8000万元中，有一半以上属于找亲戚朋友拆借，这种拆借比高利贷尤甚，因为借款给他的朋友们要的不是利息，而是股权。当年借500万元给他的，转眼就要5000万元的股权，而高利贷不过是多些利息钱而已。
一位高管告诉我邢利斌的性格：他是不怕欠债的，否则也不会花巨额款买兴无煤矿，但是后来他也被各种民间拆借弄慌乱了，所以他在煤矿赢利后尽快还清了借款，将股权清理干净。
不过，邢利斌不断扩张的企业需要大笔资金，由于在煤炭行业的如鱼得水，他清楚占有资源是第一要务。大量的煤矿并购需要资金，剩下的融资办法就是找银行贷款，但是即便如邢利斌，也难以不断应付银行业所要求的各种报告和数据，因为那意味着他必须将自己的所有商业计划对银行公开，否则拿不到大额度贷款，而这，正是他根本不愿意的。
有件有趣的事情可以说明邢利斌对自己财富，包括对公司组合的低调，某家著名的财富排行榜多年来一直让其上榜，可是他根本不合作。所以财富排行榜一直对他做出错误的评估，一会儿把他排在200位，一会儿把他排在300位，而公布的财产总额，一直和他真实的财产相去甚远。不过这在山西的煤炭企业中，也很寻常。有位熟悉煤老板的人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个财富排行榜始终在山西寻找各种企业上榜，结果某次把某煤老板选为山西首富，双方接触后，煤老板坚定拒绝，并且表示自己一定不能上榜，最后是煤老板拿了一笔款项，把自己从榜上买下来了。这和邢利斌拒绝向银行公布自己公司的赢利状况异曲同工。
最终，邢利斌选择了上北京活动，与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合作。2007年之后，一项大胆的举措实施，他在香港买壳公司，将自己手下的若干煤矿进行重组，将兴无、金家庄和寨崖底几个煤矿的资产注入香港一家公司，自己成为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将这批资产在香港成功上市。
一位股票分析人员告诉我，他关注过港股市场上的煤炭能源类股票，一般而言，山西省大型的国有企业都选择了在A股市场上市，可是在A股上市需要漫长的等待，还有更多的社会关系要疏通，如果急于拿到大笔融资，也就是圈钱，那么在港股和纳斯达克(微博)上市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港股上市也有缺陷，港股上市容易，可是宽进严出，一旦上市企业赢利不佳，就永远退出，不会像大陆市场一样总是ST。不过，邢利斌没有理由担心会被强制退市，他的优质资产可以保证其赢利，选择香港上市，有两种驱动力，其一，是他需要大笔的钱进行新项目；其二，是他想重新组合自己的企业，将企业由一个煤炭型企业转向多种经营的企业，香港上市后也便于其公司结构调整。
就在忙于上市的同时，2007年，他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长达半年之久，这是一段众人都语焉不详的经历。邢利斌更不会对外多说。当年5月，因为从前在中阳办铁厂时的一些复杂债务关系，包括他曾经参与到处理各种不良资产的某个国家项目中的过往，他被监禁调查，据说命令来自高层，一直到12月才被放出，很多人说他是清白的；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过去，反而对他形成了强刺激，那就是不完全把主业压在柳林，而是走出去，寻找更有势力，寻找更高关系的合作。
其中最有力者，是和华润集团的合作。2009年，他与在国资委下属的特大型企业华润集团共同出资成立了华润联盛有限责任公司，总资本为38亿元。利用大煤矿的优势，在山西兴县，临县、中阳县设立了6家分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矿和煤化工，包括水泥企业，煤炭生产能力为千万吨以上。据预测，2015年，煤炭产能将达5000万吨，和华润合作的好处非常明显：不再会被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限制，另外，和大企业和合作也能保证其有更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更高层次的社交舞台。
除了煤炭和合作，他还在海南三亚圈下了近千亩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也就是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房地产项目。
此时的邢利斌早已不是10年前借款买下兴无煤矿的那个乡村煤老板了，他在不知不觉中，以神奇的速度，成为了中国新一代的隐形富豪之一。不过，他不断扩大的、目前已经达到12亿吨的煤炭储藏量，还是他在市场上纵横的驰骋的核心资源。
尾声：大亨的新领域 只有去到留誉镇，才知道邢利斌新计划有多大野心。这片荒芜的土地几乎没有生长物，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山上就是连绵的荒漠，看上去简直让人心慌。说起来也很奇怪，距离此地很近的邢利斌产业之一金家庄煤矿储藏量就极其丰富，可是这里就和煤炭绝缘，即使有，也是深层不能开采的资源。几百年来，这里就是吕梁山区典型的贫困区域，90年代，这里农闲时节最常见的场景是，一家老少在山坡上平整土地，希望能积攒下不多的雨水，将荒山改造成田地。近年来，从事农业的青壮年日益稀少，很多外出打工，荒山土地基本上抛荒了，更使得山区看上去没有希望了。
我们在荒山中跋涉许久，才看到那些被机器平整出来的土地，这是2011年开始，邢利斌和整个留誉镇合作的产物。双方产权很清晰，该镇所有村民组成合作社，将所有的土地资源，包括林地等公共土地也流转到合作社，土地经营权作40%的出资，联盛集团用现金出资60%，组建联合的山西省联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这是邢利斌的新一步策略。农业公司的一位高管告诉我们，邢利斌的新发展显然在农业上，除了这片土地，他还想去新疆拿些地，“种上几万亩土豆”。作为煤炭巨头的他，显然知道土地和煤炭资源一样，是下一步的热点。
作为精心栽培起来的核桃树苗，夹杂在新种下的松树等杂木下，看上去还很幼小，不过走过那么多荒山，看到这些绿色，还是觉得邢利斌的扩张领域实在太快，居然把154平方公里的土地拿下来了。
事情出于偶然，甚至近乎笑话。2010年，邢利斌的老家槐数沟村举行村民选举，这个村也是多年的穷困山村，结果他们和周围几个村一起，把邢利斌选举成为自己村的村主任，把在邢利斌集团任党委书记、从前在县政府工作的马建民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村民的智慧在这里表现得很放肆：你们现在不仅仅是联盛集团的领导了，还是我们几个村的村领导，村里的道路和水利问题你们总要解决吧。
按照开始的计划，也许是个非常简单的规划，就是给几个村通好道路，弄上水管，使村里的日子更好过一点，无外乎是集团出资。这几年，类似的项目邢利斌没少做。不过这件事不一样，邢利斌和马建民商量后，发现了其中隐藏着巨大的利益，他在清明节座谈会上自嘲，我也不是雷锋，也不是冤大头，就白把钱投入进去，上北京咨询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林业大学等若干学术机构，结果发现，农业完全可能成为在煤炭资源枯竭时候的替代性产业，也是他可以依托终身的行业。
马建民是2007年邢利斌接受调查结束后来到他公司的，他那时候就看出来邢利斌绝非一般的煤老板可以比拟，所以他心甘情愿放弃了县政府的领导职位，跟随了邢利斌，在北京跑了若干研究机构之后，发现农科院最重视这个项目。他们派出了副院长带头的团队，一开始就告诉联盛集团，土地必须大面积，人口也必须比较多，才有可能实现农业产业化，光靠几个村是无法大面积生产的。所以邢利斌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服整个留誉镇的全部土地和人口资源整合起来，和他合作，双方一起成立现代化农业企业。
这个计划并不是没有争议。但是农科院的规划，外加邢利斌在当地的影响力使得争议迅速消解：规划非常宏大，用10年时间，投资百亿，建成包括土地综合治理，水利综合开发，旱作农业和林业产业结合，以及养殖业在内的十大项目，其中还包括乡村的城镇化，循环农业等项目，和中央的新农村建设的宗旨不谋而合。
其中最主要的农作物是核桃林和钙果林，核桃是有效的经济作物，不用提了，而钙果是当地特产，用来造酒，售价高昂，现在已经是600元一瓶。邢利斌的计划中有投资5亿元的酒厂。不过，这两种经济作物都需要良好的水利设施和精心栽培，这就牵涉到大笔资金投入，而另一个关键投入，就是目前几年的村民收入。邢利斌表示，目前村民每年每人土地分红收入不低于2000元，而且马上开始兑现。最后一点反对声音也消失了。
邢利斌拥有的财富对于这些改造所需要的资金来说，实在很充足，他完全有可能把这片荒凉区域改造成自己手中完全掌握的农业生产资源。
另一个关键点是，邢利斌已经很善于应用资本来完成自己的项目。100亿元出资中，他只是拿出先期启动所需要的几十亿元，剩下的由银行贷款，利用国家各项水利、农业等专项资金来补充缺口。由他出面申请这些项目，比柳林县出面还要管用。其中包括引黄河水入此地的工程，还有就是在中南铁路上增设货运站的工程。
其中特别有趣的，是他准备在荒山建造17个洗浴中心。他的解释是，不少山区人一辈子都没有洗澡，现在能够引黄河水进入山区，建造洗浴中心也是应该的。
气魄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很中性因为他所操纵的事业无法看到结果，但是气魄宏大。邢利斌看上去也就是书生模样，可是内心却有强烈的控制资源的意愿。当地人喜欢举他改造河道的例子来说明这点，2007年，当地政府为了修建新工业园区，改造河道少占了耕地，还多了1700亩工业用地，主要就是为了其100万吨的大型焦化项目，整个柳林的大矿井、大洗煤和大机焦都是在其引导下实行的。
柳林县在大型煤矿兼并后，涌现了大概20多位亿万富豪，光从表面看，也许看不出所以然。这个在10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小山城，集中了贫困和富裕，新盖的五星级酒店有两家，新的一家并不属于邢利斌，而是属于一个起家时间甚至短于他的新富豪。这位富豪保安出身，同样通过占有煤矿而发家，短短几年，已经盖起了一家豪华程度有甚于邢利斌的五星级酒店，招聘广告就做在广场上，很有气势。不过邢利斌早就过了互相比富的阶段，他的产业，正在无声无息地扩张，范围超出人们的预期。
(实习记者陈蓉蓉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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