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辰勇的世行观——专访世界银行行长候选人金辰勇

　　2012年3月31日下午2点15分，美国提名的世界银行行长候选人金辰勇面带微笑，走进上海美国领事馆的会客厅，接受《财经》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金辰勇此行的目的既是为了向中国阐述其未来的施政设想，更是为了寻求中国的支持。

　　就在一个月前，世界银行行长遴选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竞争者。拉美和非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分别推选来自哥伦比亚的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和来自尼日利亚的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竞争下一任世界银行行长职位。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哥伦比亚财政和公共信贷部部长，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而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曾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现为尼日利亚经济统筹和财政部部长。相比这两位候选人，金辰勇缺少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但胜在对发展问题有深刻的体会和见解，而这也是世界银行的首要任务。

　　由于美国是世界银行内唯一握有否决权的国家，此次竞选未必能打破美国人长期垄断世界银行行长职位的格局。但强有力竞争者的出现无疑是南北国家经济实力消长的又一反应。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2011年底，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总量与发达国家的相当，几乎各占全球GDP的一半。而在2010年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后，南北国家的份额对比也已调整为47.19%对52.81%。金辰勇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也多次表示，他承诺在当选后，进一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内部的发言权。

　　除了平衡南北国家利益，金辰勇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改革世界银行，使其变得更透明、更有效率。金辰勇表示他将继续佐利克启动的透明化措施，并坚持将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作为世界银行的首要任务。他继而表示，他将专注投资于人本身的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通过人的发展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

　　金辰勇在接受专访时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政策构想。作为一个候选人，他认为这一切为时尚早。但他数度表示，他父母及本人的生活工作经历，使他对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充满了不可动摇的乐观，他相信所有国家都能踏上经济增长和发展之路。

　　编者

　　竞选之路

　　《财经》：你能告诉我们奥巴马总统是如何找到你的吗？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金辰勇：打电话给我的不是奥巴马总统本人，而是财政部长盖特纳。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世界银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我强烈感觉到，与之相比我个人十分渺小。

　　世界银行聚焦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这也是我毕生孜孜以求的两个重要议题我致力于针对人本身的投资，以求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踏上成长之路。

　　父母的经历，以及我个人韩裔美国人的身份，使我相信经济增长和发展对人类幸福的重要性，这一点深入骨髓。我出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我出生的1959年，韩国相当穷困，1964年我离开了那里。成年后，我长期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花费大量时间了解贫穷国家民众的生活。过去的经历使我理解到，所有发展中国家，即便是那些最贫穷的国家，都能够走上增长之路。

　　有机会能领导世界银行这个机构当然是激动人心的。我的经验使我具备成为一个世界银行干练领导者的能力。我想强调，我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可能性都怀有无可动摇的乐观信心。没有人能在1959年设想韩国今天的样子；许多人也曾说非洲无法发展，但今天我们看到了非洲的大发展。这一乐观主义将支撑我，并帮助我成为下一任世界银行行长。

　　我告诉奥巴马总统，如果他要我成为世界银行行长候选人，我保证我做好了准备。

　　当奥巴马总统要求你去做这么重要的事情时，你除了说“是”，没有其他选择。

　　《财经》：你是一位公共卫生专家，但世界银行终究是一个金融机构，缺乏金融背景是否会影响你的选举？来自尼日利亚的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既是该国经济统筹和财政部部长，也有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经验。你将如何说服其他国家，你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金辰勇：我充分尊重其他候选人。能参加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能力为评价标准、透明而开放的世行行长选举，我倍感骄傲。

　　就个人的选举而言，我想简单地介绍下我做过的事情，以及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大半辈子都在发展中国家工作，作为一名医生，我十分了解公共卫生事务；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在很多年里都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世界；作为一个教育者，我清楚地知道帮助年轻人找到工作的重要性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是个世界性难题，确保他们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因此，可以说，我是带着许多专业能力参加这次选举的。

　　此外，世界银行是一个成长中的知识机构，我具有管理知识机构的丰富经验。我也处理过财务问题，我任职的达特茅斯学院一度负债35亿美元，我必须直接处理这些债务。

　　不过，更重要的一点是，世界十分复杂，任何单一专业背景都无法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知识以实现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的任务。

　　平衡南北利益

　　《财经》：你在《金融时报》上撰文呼吁建设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世界银行，并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话语权。如果你当选，将如何在具体政策中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金辰勇：我承诺，发展中国家将在世界银行中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事实上，最贫穷国家的声音近来正在逐步提升，这让人感到鼓舞。

　　因为我还不是世界银行行长，所以无法就任何政策作出具体承诺。但我的个人经历表明，我十分了解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对其充满深刻的同情。

　　《财经》：你说你对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贫困生活“充满同情”。在你的倾听之旅中，是否有人会认为，这意味着你是个外人，而他们需要一个自己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金辰勇：“同情心”（sympathy）确实是个错误的字眼，正确的字眼应该是“同理心”（empathy）。虽然我在美国度过大部分人生，但我也在发展中国家住过多年，了解在那里生活是什么感觉。

　　我母亲是一个难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从首尔徒步走到釜山，我的父亲是朝鲜难民，17岁逃离朝鲜后再也没见过他的家人。我出生在韩国，知道生活在贫穷中的感觉。

　　但也请理解，我父母的经历灌输给我的观念，恰恰是对贫穷国家可能性的乐观。

　　因此，我怀有的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对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同情心”这是最背离事实的描述。相反地，作为一个亲眼见证了经济发展、脱离了贫困的人，我想进入世界银行，并告诉大家“人人皆有可能”。

　　《财经》：但你终究是美国提名的候选人，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你将如何确保各方利益?

　　金辰勇：我正在进行倾听之旅。听到的越多，越发确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主要围绕在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两个议题上，这也是世界银行最重要的两个任务。我认为世界各国在这两个议题上有重大的共同利益，也有许多共识。毕竟如果所有国家都能走上增长之路，消除贫困，那么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世界银行已经就什么是比较好的增长道路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有效利用研究提供的证据能帮助我们作出同时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理解的决定。

　　我是医生，也是人类学家。身为医生，我们坚持证据建议使用某个方案而非另一个的数据是最重要的，这是我接受的训练，也是毕生追求全球发展时遵循的路径。身为人类学家，我受到的训练教会我从穷国的角度出发看待事情，这些国家的民众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世界银行，这是我的背景，也是我想给世界银行行长职位带去的变化。

　　《财经》：你就任后会再度调整各国的投票权份额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吗？或者是否会在世界银行中引入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中高级雇员？

　　金辰勇：现在讨论任何政策都太早，我不会太早讨论政策。

　　但我也知道，最近投票权份额已经做了调整，发展中国家声音有所上升，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进展。我正在进行倾听之旅，也不方便对世界银行人事安排发表意见。

　　只能说，以我在发展中国家出生和工作的背景，我希望保证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中获得更大话语权的承诺是清楚的。

　　投资于人

　　《财经》：你刚才说作为一个候选人讨论具体政策言之尚早。那么能否请你谈一下对当选后工作重点的设想？

　　金辰勇：如果说有哪个领域特别吸引我，那就是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我一生参与的所有项目都投资于人本身。

　　我确信，不是任何想法（idea），或者任何理论（theory），而是人类，让发展成为了可能。在非洲参与艾滋病治疗项目期间，我们向世界展示（对人的投资）可以带来哪些变化，变化可以有多大的规模500万非洲人得到了治疗。这么做，不仅改善了患者的健康，还为非洲经济发展提供了帮助。如果患者得不到治疗，部分劳动力人口死于艾滋病，那么人们不可能看到非洲过去几年里的经济增长。

　　因此，我的焦点始终将是投资于人本身的包容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

　　《财经》：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帮助时，是否会继续以推进社会、政治改革为前提？

　　金辰勇：发展中国家对于自己应走上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有十分清晰的想法，非洲国家和中国对自己选择的道路都充满信心。

　　我认为全世界在善治（good governance）和透明度问题上有非常高的共识，此二者能够帮助国家走上增长道路。但无论如何，我想强调，我不会有任何先入为主的理念或想法，也不会把任何理论或意识形态带到世行行长这个职位上。

　　《财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从世界银行的贷款中受益匪浅，而现在中国成为了世界银行资金的重要提供者。当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后，中国和世界银行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合作？

　　金辰勇：相比世界银行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关系而言，其与中国的关系是最富有成效的。二者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未来，中国无疑将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已经成功帮助许多民众脱离了贫困，脱贫人口数量远超其他国家。我认为，世界银行学习中国经验，并将之推广到世界各地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中国也变得十分外向。

　　例如，本周日（4月1日），中国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任明辉将拜访达特茅斯学院。达特茅斯学院是世界上研究健康管理体系的顶级机构，任明辉先生此行的目的是启动双方数据交换项目，并推进合作。中国卫生部和达特茅斯学院间这种互相学习的模式可以被不断重复。

　　世界银行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汲取了许多经验，也将继续为中国和世界提供洞见、先例和数据，这也会帮助中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更顺畅地前行。

　　《财经》：你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增强世界银行的透明度？

　　金辰勇：大家都认同透明化有利于所有组织。佐利克行长最近采取了一些与透明化相关的措施，向外部分析人士开放世界银行数据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

　　我是美国常春藤大学联盟成员达特茅斯学院的院长。身为院长，我认识到，我们身处一个充满数据的时代，而这些数据应该向公众开放，供人们检验。佐利克行长开放数据库迈出了透明化的第一步。

　　我希望世界银行未来能继续开放更多数据，供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使用，以便他们理解世界银行在历次成功和失败中获得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这也将是我当选后要实践的承诺。

　　《财经》：如果当选，你认为什么将是你面临的最大挑战？

　　金辰勇：我想世界银行的最大挑战与其使命是完全吻合的。从个人角度而言，帮助世界上的每一位公民在地球村内参与经济增长和发展，感受增长过程，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最大的挑战则是帮助每一个国家走上中韩两国曾经走过的发展之路。

　　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恰好是当初世界银行成立时试图解决的问题。如果有机会领导世界银行，我可以将我的工作经历与为同样目的设立的机构运作合二为一，那真是美梦成真的一刻。

　　本刊记者金焱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