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已经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将释放城乡居民的巨大消费潜力,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用5-1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至关重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博士生导师迟福林教授近日做客第118期“岭南文化大讲坛·文化论坛”,开讲《走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讲述改革开放30年后的未来30年中国进入第二次转型、改革的重要历史阶段时将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作为中国改革的重要智囊,迟福林不仅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提供理论,并且直接参与了众多顶层设计。在他看来,“我们要从一个生产导向转向一个消费导向的时期,要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他认为,当前广东正处在“转弯”关键处,速度要适当降下来,虽然“把消费需求作为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已经是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得以确立,但具体落实的关键是政府转型,收入分配改革也需要破题,同时,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和优化国有资本配置也必不可少。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
广东正处在“转弯”关键处,速度要适当降下来
今年“两会”热议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7.5这样一个经济预期目标?对这个目标的不同理解会直接导致对明年甚至未来3-5年内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而这将直接关系到广东的未来发展。
很明显,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去年的欧债危机,广东的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再依靠出口,因为未来10年欧美市场在中长期内持续萎缩已经成了定局。同时,当前现实经济生活中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已经越来越严重,国内的居民消费率却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从改革开放之初七八年的62%降到现在不到47.5%)。在外部市场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消费率又严重下降,一旦经济“开快车”,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当前,公共产品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了社会的突出矛盾,作为社会公民长年期盼的是能够有一个完善、稳定、安全的社会保障,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结构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3%,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变化相比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
外部市场急剧变化、投资消费失衡加上公共产品短缺带来的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三者融合在一起,要求我们必须要拐好这道“弯”。如果广东加快转型升级在三五年内基本实现,那么在全国下一步发展中,广东就能继续走在前面,才能构建幸福广东的基本前提。
公共服务均等化若实现,可为走向消费主导创造条件
既然已经确定了转型,那么该往哪里转就成了亟需要解读的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明确提出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把消费需求作为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虽然这个方向在国家决策层面已经很明确,但当前社会上依然对“消费是否能够拉动增长”和“以消费为主导是否会出现过度消费”这两个疑问。实际上,相比美国80%的消费率,中国还不到50%,远远谈不上过度消费的问题,相反消费如何释放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消费主导或走向的确定是一个大战略,它决定了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以及社会公平发展的程度。当前,城市化发展空间相当大,而消费的载体正是城市化,加上我国在未来10年内还有15-20个百分点的服务业发展空间,可见,中国现在不仅具备了走向消费主导的条件,而且条件还比较充足。广东省计划在2018年实现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比全国提前了两年。如果这一计划能够实行,广东将会率先全国两三年,甚至更早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旦有了这些保障,老百姓就有了良好的消费预期,也就敢于消费了。
关键是政府转型,收入分配改革也需要破题
可能不少人会抱怨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如何走向消费主导?最重要的怎么走向消费主导?关键是需要有收入分配制度、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和实现政府转型作为前提。虽然这两年国内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3.31倍在世界上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党和政府虽然一再强调要缩小贫富差距,但这个问题现在依然很突出,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从根本上看,国家的增长方式在客观上具有国富优先的特点,我们需要有民富优先的转变。想要真正走到民富国强,就必须解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投资消费失衡和权利运行和权利失衡问题。
当前,国有资本公益性比较缺少、收租分红比例太低,毕竟,能不能拉动消费,能不能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有资本的战略调整的路子要选择对。我们可以考虑将经营性的国有资本和公益性的国有资本公开,至少现在可以尝试把20%-30%的国有资本纳入公益性。值得注意的是,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是政府转型,政府自身利益的问题在现行的财政体制制约和现行干部选拔机制作用下,自身利益突出了,如果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和资本结合,公平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说社会正义和平等。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周豫
摄影/黄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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