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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委书记王荣 |
编者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划定的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社会组织的不断发育,到民生保障的不断推进;从治安防控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志愿精神在整个社会的弘扬,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助力社会建设,在惠及亿万人民的同时,也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今天的中国,社会变革日新月异,阶层分化,流动加速,利益多元,社会转型犹未完成,社会活力蓬勃迸发,新老矛盾叠加交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任务之重、挑战之大、难度之高,是很少见的。如何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如何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如何善管善用善待互联网?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如何重塑社会诚信?这些问题,考验着社会管理者的勇气、决心和水平。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建设上先行先试、率先突破,取得了不少成果,积累了不少经验,也遭遇了一些烦恼、问题。相信他们积极、有益的探索,对其他地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会有深刻的启发。
没有社会建设,发展就没有基础
本报评论部: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深圳可谓排头兵,“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的探索备受关注。在全国,深圳较早提出要建“国家社会创新先锋城市”,并在今年2月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是什么让深圳如此重视社会管理创新?
王荣:深圳是年轻城市、改革开放城市,也是移民城市。应该说,是危机感倒逼出深圳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我们现有常住人口1400万,户籍人口不到300万,严重的倒挂带来了社会治安、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问题,也让人们心理的不平衡感加剧。同时,深圳缺少长期发展中积淀的文化传统,在深圳遇到新朋友,都会问一句: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什么时候来的?这说明深圳人的归属感、家园感不够浓。而且,从地理区位看,深圳靠近香港、澳门,得风气之先,但公众也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社会管理者。
经济发展并非万能良药。对深圳而言,面临特殊的人口结构、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组织管理、虚拟社会监管等诸多挑战,重视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没有社会建设,我们的发展就没有基础,社会就会缺乏稳定性。因此可以说,在新形势下,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
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也有责任在社会领域创新方面先行先试。中央已将深圳确定为全国9个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城市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都市创新社会管理的样板”,“破解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人口服务管理难题取得突破的样板”,这样的期许,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本报评论部:观察深圳“先行先试”的改革动向,我们有个感受,作为特区,深圳30年后的深化改革,正在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一抓手来实现新的突破,寻找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这个判断是否正确?
王荣:是的,社会管理的加强和创新,正是深圳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所以,我们坚持把社会建设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来谋划和推动,以社会建设的力度来体现科学发展的力度,以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来体现科学发展的水平。
社会管理核心在于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如何让这三者的关系更为融洽、协调,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领域重点环节的突破,很可能会带来其他领域改革的推进。比如,要培育社会主体,可能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这肯定涉及政府体制的改革;要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要涉及分配制度、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的改革;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会涉及文化体制改革等。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深圳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引发了社会上对深圳“可持续发展动力”问题的关注。发展动力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力,但最根本的,仍然在于人。深圳过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靠的是公众的参与;今后的发展、全方位的发展,同样需要公众广泛地参与到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去。可以说,深圳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动力,就在社会中、在民众中,这正需要社会建设来激活。
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结合,才能全覆盖
本报评论部: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有时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我们也注意到,您在多种场合提到,要“注重利用特区立法权来寻找社会建设的改革突破口”。法律是刚性的、原则的;管理是柔性的、具体的,您为什么格外重视立法这一突破口?
王荣:法律也是可以有温度的啊。用好特区立法权,推动社会建设的改革,用法律来做好人的工作,这是最大的人文关怀。
2009年,国务院批复通过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就有积极推进社会领域改革的内容。在这样的总体框架之下,我们连续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拟定了《深圳市社会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了社会建设“基本法”《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未来还陆续有条文法规出台。
事实上,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只有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思考改革,把握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主攻方向,才能准确和合理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才能克服改革的制度障碍,更有效地推动改革。社会管理创新可以说是一场攻坚战,需要有明确的改革路径和完善的制度安排。
本报评论部:对深圳来说,它既是中央改革的基层执行者,也是地方局部改革的顶层设计者。深圳的社会管理创新,如何把顶层设计和基层治理结合起来?
王荣:社会建设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设计。因为再前瞻的顶层设计,也不可能覆盖每个细枝末节。我们找到的顶层和基层的结合点,是民生。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不是画饼,而是实实在在地让各个利益群体得到好处,形成人人都是社会建设“东道主”、“受益者”的良好局面。
我发现,每年到深圳来招商、招财、上市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会到深圳来看病、上学,甚至连深圳人自己都会选择到外地去就医、上学。这意味着,这些领域的发展水平跟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水平不匹配。要是公众这些基本的诉求都满足不了,还谈什么社会建设?
所以,我们的社会建设,一直以民生为导向。比如,我们今年社会建设的七个重点中,强化实有人口的服务管理、建设“织网工程”信息平台、以食品安全为切入点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等,都指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需要共建、共享,也需要共治
本报评论部:在中国的改革中,深圳最早“摸石头过河”的探索,也最有“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现在,面对社会管理创新这个全新的领域,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王荣:应该说,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这对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社会管理的加强与创新。既有水太深、改革的“石头”难以摸着的问题,也有社会转型期矛盾叠加、河里的“礁石”太多的现状。去年,我们给社会组织“松绑”,但接下来就是如何推动、服务、监管、引导的问题,这需要思想进一步解放,也需要政策法规的配套,还需要更精确的管理举措。
要破除这些困难,一方面要增强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另一方面,还是必须紧紧依靠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协同,共同努力克服改革中的困难。最需要的支持,是来自人民的支持。
所以,我们将加大政府改革,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把政府为主的社会管理行为转化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共治行为。
本报评论部:从共建、共享到共治,这是一种执政理念上的创新。在这个“共治”过程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王荣:我举个例子吧。去年大运会期间,深圳在“共治”方面,尤其是扩大公众参与度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制度财富。比如,我们提倡“绿色出行”,不采取行政强制和政治动员,而采取自愿选择、自觉停驶,这样,不给人添堵也不给路添堵,把“要我做”变成了“我想做”、“我要做”;比如,在建设“志愿者之城”、培育社会组织、通过媒体组织关爱行动等公益活动方面,从政府角度,我们积极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活跃在前台,既调动了社会的创造性,也让政府行为真正做到亲民惠民。
我们有个体会,凡能交给社会解决的,尽量给社会;需要市委市政府牵头的,或需要社会和政府共同协商的,那政府当仁不让。当然,社会共治也意味着社会主体需要更加充分地发育起来。目前最需要推动的是行业协会、企业工会、民间慈善、社会自治等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大发展,让工青妇组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组织,以具备条件实现中央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而在规范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政府仍具有特殊的作用,特别是在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因此,既要划清政府权力边界的有限性,更要发挥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有效性,这也是“社会共治”的基础所在。(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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