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强险向外资敞开 巨亏局面短期难逆转

　　近日，一位外资财险公司的业务经理兴奋地表示：“公司将在一个月内开展交强险业务，这下可以放开手脚做车险业务了。”4月30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决定》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由原来的“中资保险

公司经保监会批准，可以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修改为 “保险公司经保监会批准，可以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尽管只有两字之差，但从2006年交强险正式实施以来，这一改变却让外资财险公司等待了6年之久。

　　连年巨亏

　　作为法定业务，交强险并不在2001年保险业入世承诺开放的范围之内，所以一直没有向外资财险公司开放。由于交强险和商业险捆绑销售的特点，外资财险公司一直无法充分享受交强险背后庞大的商业险蛋糕，众所周知，车险业务占据中国财险市场70%的份额，因此，交强险也就成为外资财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大障碍。

　　2011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峰会上，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同意研究和推进机动车交强险业务向外资开放。2011年8月份，保监会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深入研究交强险的经营模式，提出建立科学费率机制的思路与意见。对于国际上交强险商业化经营模式、代办模式和社保模式的特点、实施环境及其利弊等进行深入研究，同时提出将积极研究向外资保险公司开放交强险问题，引进吸收国外交强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推动完善我国的交强险经营模式。一时间，业界对向外资交强险开放的预期愈加强烈。不过，彼时不少外资保险公司仍预计需要在3年内才能完全实现这一目标。

　　监管层并没有让外资财险公司等待太长时间。今年2月份中美双方发布《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首次提到已决定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交强险，在完成修改相关法规等程序后，将正式颁布实施，交强险正式向外资敞开了大门。

　　促使交强险向外资开放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连年账面经营亏损。2009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9亿元，2010年整体经营亏损72.4亿元，其中承保亏损97.1亿元，投资收益24.7亿元，33家经营交强险的公司中，除一家微利外，32家全部承保亏损，加上投资收益，也只有两家公司实现盈利。

　　多位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对于交强险这类带有公共政策性的保险产品，提供者越多，对投保人越有利。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外资的实践，例如友邦的保险代理人模式、电销，甚至缴费短信提醒、生日贴心祝福等服务也是从外资保险公司取经。此次对外资开放交强险，其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成本控制方法将有助于提高国内保险公司交强险的经营管理水平。

　　“规则”未变

　　但是，在巨亏目前，这次监管层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究竟能否奏效，进而从根本上扭转交强险巨亏的困境呢？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教授郝演苏对此表示并不乐观，“市场只是多了10来家经营交强险的主体而已，在交强险经营规则没有出现调整的环境下，整体市场的运行与所谓的竞争格局依旧。”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外资财险进入交强险领域，各家保险公司的亏损会随着市场份额的下降而摊薄，但究竟有多大改变还很难说。不过，外资的进入会让交强险的经营状况更加透明，从而找到亏损的根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教授李青武认为，公众质疑交强险经营数据的真实性，“目前交强险到底是盈是亏，未经独立第三方出具审计报告加以验证。可以借鉴台湾地区保险业协会的做法，设立专门的精算中心，由第三方对交强险等险种的经营情况进行严格的财务分析，然后将分析报告向社会公布，从而增加数据的公信力。”

　　同时，李青武指出，交强险在司法实践中被误读，也是造成亏损的重要原因。例如司法误读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规定，增加了保险公司无法预测的经营风险。“司法者只看到第76条第1款规定，却看不到该法第17条的规定，看不到我国《保险法》第65条第4款关于责任保险的法定解释，也不考虑侵权人对受害人的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和交强险法定保险条款的约定，只要肇事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就判定承保人对受害人承担保险责任；由于 最高法公布的案由中，不包括保险公司行使追偿权的案由，导致保险公司追偿权诉讼请求无法立案，忽视甚至剥夺了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条例第22条规定情形赔偿受害人后，对被保险人的追偿权。”

　　李青武同时认为，由于司法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外资公司本土化操作等方面的因素，外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领域如大有作为，还任重道远。“另外，交强险最大的经营风险，源自在论证不充分的情况下，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承保的范畴，超越了交强险的基本保障功能。”不过，外资进入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增加了对受害人利益救济的保障主体，另一方面可能在理赔环节和保险公司行使追偿权方面，发挥示范效应，从而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降低交强险的经营成本。

　　另外，交强险目前“前台市场化，后端行政化”的经营模式也备受诟病。目前国际上交强险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条路径——商业化模式和代办模式。在商业化运作下，监管部门只规定最低的责任限额和保障范围，保险公司自由定价和竞争，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均衡费率和合适的承保利润，这就要求抛弃当前交强险“不盈不亏”的政策性定位；在代办模式下，由独立第三方或者政府管理部门决定费率及调整方式，保险公司只是按照规定费率代为征收。其经营效率的高低决定了承保收益，从而激励保险公司降低经营成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朱俊生教授认为，从现实条件看，交强险更为可行的改革方向是实行真正的商业化运作。事实已经证明，“不盈不亏”的承诺并没有改善消费者的福利。“统一条款，统一费率并不符合市场法则，应将一度被僭越的产品和价格决定权还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逐利动机和市场竞争的机制能带来非意图的后果，即以最低的成本为消费者提供最高的保障和最高的服务。”朱俊生撰文道。

　　影响甚微

　　对于外资来说，交强险的开放意味着终于可以进入迅速增长的商业险市场。据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全年增加1773万辆，截至2011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2.25亿辆，其中汽车1.06亿辆。近5年来，中国机动车保有量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年均增量达1591万辆，而2010年整个欧洲新增机动车保有量才1560万辆。

　　然而，外资的进入究竟能否推动中国商业车险的费率市场化改革和市场格局的变化？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尽管交强险这一外在障碍被取消，但横亘在外资财险公司面前的还有一道看不见的门槛：分支机构审批。普华永道2011年《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外资保险公司认为，未来两年外资在财险市场的份额仍将在1%左右。一家美国保险公司预测，若开放交强险，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

　　上述外资财险公司业务经理对新金融记者表示，“作为外资财险公司中分支机构开拓比较快的公司，我们仍然有时因为服务网点开设跟不上而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业务。前一阵天津有一笔混凝土车的交强险业务主动找上我们，但是公司考虑到天津没有分支机构，最终不得不放弃。如果有大型客户，公司会委派合作的公估公司勘察和理赔服务，但毕竟成本相对要高。”

　　在网络和电话车险大大降低了保险公司营销成本，保险公司将更多精力用于理赔服务上的同时，外资保险公司却在拓展分支网络上颇受掣肘：外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审批权依然集中在保监会，外资极难同时获批两家及以上的分公司，审批间隔较长……“价格是一个方面，但投保人更看重服务，如果理赔服务跟不上，还是被投保人淘汰。”上述保险公司业务经理说道。

　　除了在分支机构上受掣肘，外资保险公司的品牌认知度也远远低于本土保险公司。百度数据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2011年中资保险公司关注占比超过90%，且呈增长的趋势，而外资公司关注占比在第四季度不足8%，这与外资保险公司整体上仍未在中国打开市场有一定关系。

　　2011年，关注度最高的10家外资保险公司总关注占比为69.59%，不同于中资保险公司关注度的竞争格局，外资保险公司中没有出现具有绝对优势的品牌，品牌间竞争相对激烈，其中排名第一的中英人寿保险关注度占比为10.95%，高于第二名友邦保险1个百分点左右。

　　不论是分支机构的开拓还是在品牌认知度上，外资财险公司要想进入中国的车险市场仍然有一定难度。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外资财险公司在产品和定价方面的优势或将推动车险市场的费率市场化改革。

　　狼变成羊

　　业内人士对此次向外资开放交强险的反应甚至可以用波澜不惊来形容，这与上次中国加入WTO所引起的本土保险公司的担忧甚至恐惧截然不同。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在回忆保险业谈判的种种艰辛时慨叹道：“中国入世谈判最艰难的部分是保险，而且中国入世谈判最后的一个堡垒也是在保险的领域里面完成的。当时特别怕外国的保险公司进来之后把中国的保险公司冲垮了。”

　　然而10年多过去之后，当初的谈判看来是多虑了。外资保险公司甚至从当初来势汹汹的狼变成了一只温顺的绵羊。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显示，保险业全面开放后2005年外资寿险公司在华市场份额达到巅峰为8.9%，但随后下降，近年来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财险公司则维持在1.1%左右的水平。这样的市场份额可以说微不足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其他亚洲国家的保险市场上，外资的份额要远远高于此比例。如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的财险市场上外资份额均超过40%，新加坡更是高达80%。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单纯从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市场份额来考察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有失偏颇。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锁凌燕博士测算，如果把外资在中资保险公司中所持股份对应的市场份额考虑进来，同时剔除掉中资机构在合资公司中所持股份对应的市场份额，2010年，外资对应的市场份额约为22.1%，其中产险市场份额和人身险市场份额分别为 20.5%和22.6%。

　　尽管如此，但对本土保险企业来说，外资保险公司显然不再构成威胁。外资保险公司在华业务的开展碰壁既有政策、体制性因素，也有水土不服的文化因素。在政策方面包括：分支机构的开拓仍然受到约束；企业年金作为寿险公司的重要支柱仍然不允许外资进入；对注册资本和总资产要求门槛过高；当外资公司为提高偿付能力、增设营业网点而增加注册资本时，面临着将母国货币换成人民币的问题，这在人民币迅速升值而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对换汇高度谨慎的情况下，亦相当困难。

　　王国军认为，外资保险公司在华无法与内资抗衡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保险是一种高度依托当地社会环境的经济制度，在适应当地文化方面，外资公司经常水土不服，一些外资公司的本土化进程迟缓，迟迟不能打开局面，也是其市场占有率难以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开拓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但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依然是众多外资保险公司趋之若鹜的对象。只不过，要想真正在中国扎下根，外资财险公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股市憧憬“红五月”的四重门(图)

　　作者：新金融记者 智梦寻

　　2012-05-07 新金融观察报

　　五月行情开启前夕，证监会四纸批文连环出鞘：4 月27日降期货交易手续费，28日公布新股发行改革指导意见，29日推出主板、中小板退市方案征求意见稿，30日降低A 股交易费，四记重拳将五月股市再度推至抉择时分。

　　回望来路，上证综指历时四个月辗转上攻8.95%。若再向前追溯，沪指在2008年5月下跌7.3%、2010年5月下跌9.3%、2011年5月下跌5.77%，“红五月”憧憬在过去四年间已然三度梦碎。

　　眺望去路，上市公司的“业绩底”会否在二季度夯实？流动性回暖的预期能否“无折扣”兑现？重重疑惑都有可能在5月间寻得答案。

　　伫立于此，手执着制度红利的令牌，A股若顺利实现“红五月”行情至少还要闯过四重门。

　　一重门：制度层变革

　　交易费用的调降将证监会输出的制度红利推至最高潮。在多头看来，小牛市正露尖尖角；而在空头眼中，新政实际在为创新业务铺路，利好券商而非散户。

　　发生在4月30日的一道新政激发了市场对5月行情的期许。

　　沪深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当日联合宣布，A股证券交易经手费的收费标准将从原来按交易额0.122％。收取调整为按0.087％。收取。交易所同时将上市初费和上市年费调整为按上市公司股本规模分档收取，对创业板公司则直接减半收取。

　　新政将使得A股整体交易费用下调接近25%，全年约降低交易成本30亿元。事实上，继2008年9月18日将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为单边征收后，三年多以来，证监会的改革利刃从未在“交易费用”一项上开刀。在多头眼中，这无异于证监会“自掏腰包”护市。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指出，降低交易费是“非常明确的、实质性的、立即执行的利好，在创纪录的政策密集轰炸下，再不济的市场都会有反应。”

　　如李大霄所料，假期归来，上证综指和深成指双双高开高走，5月2日分别放量上涨1.76%和2.4%，而且3个交易日都以阳线报收。一时间，多头情绪分外高涨。众禄基金研究中心上周的监测数据显示，基金公司看多比例骤升至72%，七成基金公司认为“红五月”可期，而纳入统计的63家基金公司在“五一”节前小幅加仓了0.21%。

　　某种程度上，“两会结束以来，涉及经济制度和资本市场层面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呈全面铺开之势，不仅针对性强，而且兼顾了变中求稳的要求，制度红利将不断成为今年A股活跃的刺激因素。”齐鲁证券策略分析师罗春鹏评价认为。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被节省下来的交易费用并没有直接落到投资者的口袋里，监管层对交易费用的“让利”能否真正拉动A股行情反转呢？

　　“表面上看目前利好不断，包括退市制度落实以及交易费用减免，但如果和其他信息放在一起看，同样是降低交易费用，A股下调的经手费包含在投资者佣金内，对券商的利润增长提振效果大于对交易活跃度的提升。相比之下，期货市场对投资资金的争夺力度倒是明显增强。我们注意到，新的资本市场建设方向上，对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场外市场等的力度更强。因此，有限存量资金能否流向股市可能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国联证券分析师李斌审慎指出。

　　平安证券的分析师王韧更是直言，经手费的调整对普通投资者暂时没有影响，但对券商存在实质性利好，预计本次调整一年能为券商增加利润15亿元。

　　新金融记者注意到，在此新政出台之前，18家上市券商2011年整体利润同比下滑接近30%，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再缩水超2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太平洋证券、东北证券和国金证券一季度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跌幅均在50%以上，证券行业的经营状况已到了近几年最为艰难的时刻。

　　对券商扶持意味浓郁的创新大会在5月初举行，降低交易成本是创新业务盈利的关键，证监会此时调降费用是否在为创新大会造势、为创新业务铺路呢？这正成为悲观预期者的猜想。

　　值得一提的是，受创新业务的影响，券商板块早在4月份就开始发力，18只券商股上个月全体飘红，国海证券区间涨幅超过46%，东吴、山西、方正、兴业和国金五家券商股价涨幅均超过20%。

　　二重门：基本面陷阱

　　“五一”节之际，忙于发布新消息的部门除了证监会，还有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作为A股估值基石的宏观经济指标并不温暖。悲观者见之，疑心上市公司利润将进一步退潮，制度红利恐难消受；乐观者闻讯，便大胆预言刺激政策有望跟上，业绩大底近在眼前。

　　反映4月宏观经济变化趋势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赶在5月开市前出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国家统计局5月1日联合发布数据显示，2012年4月PMI指数为53.3，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

　　尽管数据显示国内PMI已连续第5个月回升，但表面风光的指标并没有获得大多数分析人士的认可，华泰证券研究员崔红霞便一连指出这背后的多重隐忧。

　　“4月份的制造业PMI指数回升幅度不仅低于往年同期均值，也较3月份回升幅度显著收窄。其中，生产指数的稳步加快是推动4月份PMI指数继续上行的主要动力，但新订单指数的回落却显示需求端的扩大仍存在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小型企业PMI指数的继续回落更显示景气度仍未明显改善。”崔红霞认为，需求增长的动态变化仍是影响制造业经济回稳态势延续的关键。

　　经济回暖乏力不免给A股的看多情绪蒙上了一层阴影。事实上，主导沪深两市去年4季度杀跌行情的，正是预言中将在2012年上演的经济衰退。剔除金融业的贡献，A股非ST企业整体业绩实际上从去年4季度开始便处于负增长状态，2011年4季度业绩下滑20%、2012年1季度再度下滑16.4%。

　　而在4月PMI披露之前，GDP指标传达出了更为悲观的情绪。统计显示，一季度GDP 同比仅增长8.1%，连续第5个季度放缓，处于2009年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GDP增速回落的幅度几乎超过了所有机构的预期。

　　如今，4月份的PMI指标又没能给经济回暖以有力信号。东方证券分析师邵宇甚至预计，5月份的PMI指数有可能出现下滑。他认为在需求疲软、通胀下行以及制造业仍处于快速去库存的阶段，制造业生产的反弹难以为继。

　　这般境况下，A股的业绩底是否将遥遥无期呢？然而物极必反，经济的超预期下滑极有可能会刺激经济政策的超预期回暖。“一季度GDP同比增速较去年四季度8.9%回落0.8个百分点，环比折年率已经低于7.5%的年增长目标，所以二、三季度投资将逐步启动，预计国内经济将在二季度见底、三季度持平、四季度明显回升。”中航证券首席研究员戴磊果断判断。

　　戴磊话音未落，5月3日，财政部便接棒证监会，开始向企业主动“让利”，决定对部分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企业免征所得税。符合条件的企业，自获利年度起将享受前两年免征、第三至第五年减半，甚至前五年免征、第六至第十年减半征收的重量级福利。消息发布次日，东软载波5月4日股价直封涨停。

　　如今看来，证监会的制度红利能否扭转A股乾坤，还需其他部门政策福利的帮衬，这是“红五月”行情不得不闯的第二重门。

　　三重门：流动性僵局

　　有可能与证监会制度红利形成合力的部门中，掌控流动性阀门的央行无疑成为影响A股行情最重要的角色。“五一”节前夕，央行对稳定增加流动性供给的表态，使得降准希冀再度升温。货币宽松的空间能否符合预期，多头的筹码会否再度落入空头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