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欧债危机需要“三叉戟导弹”

　　以希腊和西班牙为例，卡斯商学院银行学高级讲师曼索斯·德里斯博士指出，针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由欧盟（EU）、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中央银行（ECB）这“三驾马车”提供的历次救援方案中，一直包含着明确的财政和结构性改革计划。但受援者避重就轻，获得落实的只有缩减开支、增税等横向举措；施救者在实施监督、提供相关的制度援助方面漫不经心。所以危机的结构性原因并未得到解决。

　　由“三驾马车”提供的流动性支持效用只能是短期的。当前，身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已经没有退路，财政和结构性改革作为摆脱危机的良药即使苦口必须服下；政策取向方面，在实施财政紧缩的同时，有选择的推动以增长为目标的政策也是必不可缺的。没有类似所谓“新马歇尔计划”的措施，财政紧缩和经济改革很可能将成为空中楼阁，最终成为单纯的衰退策略。对于削减公共赤字、改善公众预期来说，铸造一把“三位一体”的三叉戟，在保证流动性、紧缩下的结构改革、有选择的推动增长等三个导向上取得平衡，是十分紧迫的，最终也会降低整个欧洲经济体系的结构性风险。

　　这是一条新自由主义和新马歇尔计划的混合道路。“三驾马车”应该对受援国的提供切实的系统性、制度性支持和监督，保证“PIGS”行进在铸造“三叉戟”的正确道路上，这正是之前“三驾马车”作为中缺失的环节。

　　就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需要而言，欧元区的现状为中国更健康、更积极的融入世界体系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窗口，在国家形象和企业的国际化方面都蕴含着巨大的利益回报机会。

　　当人工注入的流动性效应退潮之后，横亘在前进航道上的礁石亦将水落石出。在债务危机中沉浮的欧元区国家终将发现，额外的流动性已经无法掩盖问题，没有增长政策匹配的单纯紧缩是在对衰退发出邀请，紧迫的结构性改革任务再也不能被视而不见。欧洲需要在保证流动性、紧缩下的结构改革、推动增长等三个导向上同时取得平衡，一把“三位一体”的三叉戟，才是应对目前债务危机的现实武器。

　　让我们从希腊这个导火索开始。自希腊从欧盟（EU）、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中央银行（ECB）构成的三驾马车手中接过第一份救援方案以来，这个国家的经济衰退已经发展为萧条。疑问也接踵而至：三驾马车所提出的建议效用何在？希腊是否应该选择债务违约并/或退出欧元区？

　　假如你注意到了主流舆论对此问题的讨论，无论它是来自希腊媒体或其国际同行，压倒一切的印象将会是：新的救援方案仍集中于紧缩政策，即削减工资福利、提高税率。但事实与此截然不同。在新一轮纾困方案提出的五项政策要点中，四项要求对希腊对自身经济体系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结构性改革，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这些改革的要旨在于削减和简化管制、提高透明度。举例来说，电子支付系统的引入，将有效提高公共投资的使用效率、打击逃税。此前由公共财政负担的项目多被授予希腊国内的经济精英（集团），而遴选过程毫无透明性可言。鉴于税收损失主要来自于灰色经济或蓄意避开税收部门的现金交易，电子支付系统的应用将提高逃税难度。希腊的灰色经济规模约占GDP总量的30%，每年的税收损失名列欧洲国家榜首。

　　毫不意外的是，上述大部分政策建议在近两年前就已经被包含在首份救援方案之中。但不幸之处在于，只有减薪、增税等抗衰退政策得到了实施，几乎毫无例外。这类政策只是横向的，在伤害生产率的同时也将大部分最高效、最具生产力的劳动人口驱赶出了希腊。援助人在推动希腊政府落实改革行动方面也表现的迟缓无力。希腊国家战略参考框架（National Strategic Reference Framework，NSRF）的实施可以作为佐证。倘若此前谈到的政策已经被付诸实践，毫无疑问，衰退程度将不会如此之深，2010年的公共赤字也不会高达GDP的10%。

　　一言以蔽之，对于所有利益相关者而言前进的方向是确定无疑的。希腊的政治家们需要抛弃与现有政治、经济利益团的纽带，通过结构改革推动整个国家的变革，将经济自由和强化制度作为优先目标。此时此刻，“三驾马车”应该帮助希腊为解决制度失败、特别是在与经济犯罪相关的领域提供更多助力，严谨的观察落实情况。减少经济犯罪对在希腊实现制度改革至关重要，也正是“三驾马车”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就实现长期经济复苏而言，这是一项必要条件。

　　整个希腊的公共部门需要在财政方面实现地方分权，地方政府需要更多的自主权利。现有的中央集权体制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研究和发展情况更为熟悉，将更多权力赋予它们将可能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

　　雅典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实现自由竞争，能源市场应该对外部投资实现开放。从律师到出租车驾驶员，在希腊从事许多职业均需要政府许可，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失业问题。而能源市场被掌控在党派联盟的核心成员手中，能效低下。希腊公共电力集团控制着该国所有的电厂以及子虚乌有的新能源开发业务。从效率着眼，希腊的能源市场迫切需要对外来投资和绿色技术敞开怀抱，该举措也有助于缓解失业状况。

　　下一个值得考虑的目标是教育系统的“去管制化”。希腊现行体制规定高等教育只能由国家提供，由此带来的教育产业供求失衡状况“声名”远扬。教育体制的质量低劣和大量的需求迫使大量的希腊学生远走他国。

　　最后，希腊的法律体系需要强化以便为所有上述的改革提供支持。现有的体系下，完结一个经济诈骗案件需要耗时六至七年之久。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单纯的紧缩政策、或者说新自由主义本身并不能为解决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困境提供方案。推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策，无论对于削减公共赤字还是改善公众预期来说都是十分紧迫的，当然最终也会降低经济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

　　自2011年夏天起，已经有大量的政策规划，希望通过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重新激活希腊政府的公共政策供给，这些建议现在都被束之高阁。诸如在雅典和该国西部通向欧盟的主要港口之间铺设高速公路的建议因为希腊政府的财政崩溃而被彻底放弃。诸如此类被称为“新马歇尔计划”的措施在推动希腊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实现增长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行业包括高品质的旅游服务、航运、建筑材料、私营教育等，并且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对出口导向的高品质农业和自然资源产品行业的引导性投资也可以被包括在国际社会的援助方案当中。就自然资源来说，新近在毗邻的塞浦路斯完成的研究表明，两国毗邻的海域潜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应当承认，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伸出援手是一回事，拯救意大利、西班牙——欧洲第三大、第四大经济体——则应另当别论。当然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值得怀疑。第一个原因在于，在目睹其他几个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的状况之后，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采取紧缩行动方面的步伐更为迅捷，这可能已经编织起了一道有效的安全网。其次，这两个国家特别是西班牙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像希腊那样起源于在公共财政管理上的低能，而是更多来自于和制度相关的经常项目失衡。此类问题可以更容易的用适当的经济政策加以应对。最后也是最简单的原因，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太过庞大，一个能应对这样挑战的流动性储备池也并不存在。

　　但这些国家具体情况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上述观察对任何一个债务危机严重的欧元区国家就失去了指导意义。展现在希腊、西班牙等国家面前的前进道路是崎岖的，不存在任何“轻而易举”的方案。另一方面，退出欧元、重返本国独立货币，也不值得考虑。宣布国家破产将引发大规模的银行业撤离浪潮、高昂的国民储蓄损失，以及潜在的全国性的暴乱和动荡。欧洲也难以全身而退。整个银行体系早已暴露在相关国家主权债务和当地银行债券的双重风险之下。一次国家层面的破产事件将进一步削弱被波及的银行机构，并带动优质资本——无论是物质的还是人力的——逃离欧洲，带来长期的毁灭性后果。

　　由此出发，结构性改革政策的迅速实施，特别是在每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领域，以及整体性的制度优化，将是欧洲经济能否看到未来的先决条件。“三驾马车”应当寻求与相关货币和财政当局达成方向一致，不能让接受纾困的国家决定纾困条件；假如这些国家的计划缺乏结构改革的意愿或会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甚至通缩，那么他们应该听到坚决的“不”字。

　　对于中国来说，欧元不仅仅是欧洲人的欧元。就在上周五，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共提供4300亿美元新资金，扩展其放贷能力，目的是要确保在欧元区债务问题扩大并威胁脆弱的全球复苏时，IMF能够果断地做出回应。类似举动，为应如何使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打开了一条出口，并在多方面符合中国利益：保护本国经济免受欧洲债务危机更大的冲击、提升在IMF的发言权、强化中国“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和全球领导者形象。中国政府可以在此方面表现的更加积极。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亦需要整合全球资源、开拓海外市场。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海外市场寻求发展机会，欧洲的危机为这些企业寻求合理的投资窗口和优质资产提供了机会；他们也可以籍此避开贸易壁垒，在更加临近消费者的地方实现生产和销售。以希腊为例，希腊优质的自然资源、旅游业、农业、航运业均具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均值得中国企业探索。中远集团（COSCO）在此方面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先锋。

　　维护欧元的稳定存在、避免欧元成员国出现主权破产，不但有利于西方，也有利于东方。欧元区的现状为中国以更健康的形象融入世界的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窗口，也蕴含着巨大的利益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