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锡军：中资银行海外扩张须以人民币业务为依托

　　5月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发布，美国承诺对中资银行的申请，提供在类似情况下与其他国家同样的监管标准待遇，并积极审核和考虑中资银行的待批申请。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美国东亚银行，将尽快得到审批，这是中资银行对美国商业银行的第一次控股权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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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也承诺将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与合资期货经济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是一场深层次的市场革命，中资银行在拓展海外市场时，人民币业务仍然是其主要优势。

　　时代周报：中美在金融合作上的相互“承诺”有何价值？它会对两国的金融发展带来哪些实质影响？

　　赵锡军：双方的互相承诺其实是对过去一些原则的重新强调，要求得以兑现。中美两国都是WTO成员国，WTO明确要求每个成员国给任何一个国家的待遇，都要推广到其他成员国，所以美国承诺对中资金融机构与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标准和待遇，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要看美国在实际审批金融机构操作上，会不会提供更多的便利。

　　美国是金融业充分竞争的市场，监管非常严厉，如果监管一视同仁，那么每家金融机构发展的好坏就取决于其竞争力了。中国也一样，中国在加入WTO时也承诺，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在一定期限内都要开放。现在保险业已基本开放，银行业是在5年后逐步开放，现在5年已过，外资银行要在中国设独立的子机构或分行都没问题。证券业、基金业和期货业也承诺，允许外国机构设立合营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33%，加入后3年内，外资比例不超过49%。所以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关于金融合作问题，只是重申了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要求中国兑现。

　　时代周报：有分析认为，中资银行在海外拓展的方向上，应当以新兴经济体为主，你怎么看？

　　赵锡军：银行业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只要有市场需求，都是银行业务的所在地。在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业务和市场，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的业务和市场，银行业的服务对象是多元的，不是局限于一个市场。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去提供金融服务。

　　时代周报：服务一直让国内银行饱受诟病，它们的巨额利润主要来源于存贷差，在国际市场上，我们如何与发达国家的银行竞争？

　　赵锡军：尽管国内都说中国的银行服务很差，但还是选择中资银行，这是为什么？因为很多外资银行门槛非常高，一般老百姓很难进得去，这是不同的银行针对不同市场有不同的定位。外资银行到中国来，定位就是高端客户，而中资银行可以定位高端客户，也可以定位低端客户，只要这个业务能挣钱，这种不同的定位主要是受资源约束。中资银行的资源主要在境内，可提供各种服务，而外资银行在中国只有部分资源，这部分资源不足以让它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所以，中资银行到了别的国家，由于其资源不可能全部放在那里，在选择市场时，就只能选择自己擅长的方面，而不可能跟当地银行进行全方位的竞争。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美国或欧洲的一些很强的银行，在中国照样竞争不过中国本土银行，在资源受约束的情况下，你只能选择最能给你带来利润的业务和地区，来投放主要的资源。所以说，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不要以己之短攻人之长。

　　时代周报：中资银行“长”在哪里？

　　赵锡军：它的长处就是人民币业务，可以为中国的企业提供服务，哪里有中资企业，哪里需要人民币业务，中资银行就可以为它们提供服务，这是其他银行难以比拟的优势。

　　时代周报：中资银行对外扩张，对人民币国际化也会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赵锡军：这个作用相辅相成，首先要有人民币业务才能去做。如没有人民币业务，就只能在当地提供当地货币业务，就是跟当地银行直接竞争，那就不是中资银行的长处了。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水平仍然比较低，金融立法不完善、监管组织结构不健全，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在监管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赵锡军：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仍主要以市场准入、业务领域、分支机构的设立、资本充足性等合规性监管手段为主，过多地采用了行政性手段，而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十分缺乏，更未建立起风险预警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这些问题使得我国的金融监管落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增大了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不是简单的对外开放，而是一场市场革命，市场的主体、制度及工具都要进行深刻的变革以适应开放需要。对涉及两个或者以上国家的跨境业务监管，需要所涉及的国家共同协作才行，这是在次贷危机后，美国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才有了Dodd-Frank法案的出台，才有全球金融监管方面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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