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美国的东亚和中国战略

　　[ 对美国而言，最大的挑战来源于长期战略和从势力均衡中衍生出的种种状况：美国应对中国崛起作何反应？如何保持美国在东亚的首要地位？ ]

　　欧洲逐渐失去美全球战略核心地位

　　传统意义上，人们认为美国将拉美和欧洲作为影响美国核心利益的地区，但实际上，美国作为军事力量对亚洲的介入早于对欧洲的介入，也多于对拉美的干预。从海军准将佩里敲开日本国门算起，美国对亚洲的军事介入已经有150年历史了。

　　从二战到冷战结束，欧洲是美国无可置疑的战略优先地区。二战时期，虽然美国因珍珠港事件卷入战争，但以欧洲为先、击败纳粹是美国的战略重心。1945年后，美国虽分身于欧亚之间，然而对欧洲的关注仍然超过亚洲。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军事力量扩展的主要意图是巩固北约以稳定西欧。1950年12月，朝鲜战争导致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退。即使如此，此时美国最担心的并不是在朝鲜战场的失败，而是担心这会分散美国用来抵御苏联进攻西欧的兵力。直到冷战结束，欧洲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军费和外交的核心。美国不仅需巩固传统防御阵线，而且还要应对可能的核打击。

　　西欧的地理位置也使该地区比日本更难以防守。美国一直视欧洲为战略核心的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欧洲仍被视为世界权力的中心；第二，连接美欧的文化脐带使美国自认为是欧洲的外延。

　　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军事威胁的消失和亚洲的经济腾飞，以及大量非欧移民涌入美国引发的美国社会人口结构变化，使美国社会降低了对欧洲的身份认同，这三个原因使欧洲逐渐失去了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美国的亚洲政策转变

　　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使美国人分裂成两派。第一派认为美国“决不能重蹈覆辙”，不应该再参与亚洲局部战争，除非有把握获得传统意义上的决定性胜利。第二派认为局部战争是唯一有效的遏制途径，且不至于升级成针对苏联的全面战争。这两派在此后若干年都维持了相当的影响。

　　越南战争的梦魇给了第一派观点一段短暂的优势。上世纪80年代，美国再一次集结力量针对苏联，在海湾地区采取了更具进攻性的遏制政策，但在东亚鲜有军事干预。

　　时过境迁，美国的亚洲战略需做调整，但对亚洲的近期战略无需做大幅修订。对美国而言，最大的挑战来源于长期战略和从势力均衡中衍生出的种种状况：美国应对中国崛起作何反应？如何保持美国在东亚的首要地位？

　　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的力量在各区域是分散的，对各区域的干预也依赖不同的机制。在欧洲，美国依靠北约；在中东，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在亚洲，美国主要依靠美日、美澳军事同盟，以及与印度、俄罗斯、中国等国不同程度的合作。

　　美国在亚洲的基本政策不需要大幅修正：日美同盟仍然是美国对日的基本军事政策。日本军事正常化带来的政治和外交问题，将超过军事正常化带来的物质利益。印度广阔的国土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应引起美国的重视，但是鉴于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反恐合作将持续，美印安全合作无需更进一步。中俄若形成同盟将给美国制造不利的处境。美国应该说服欧洲减少对俄罗斯的压力，尤其应制止北约吸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

　　中国是美国亚洲政策的核心。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分为两派：第一派的“制度模型”秉承自由主义传统，深信经济全球化将使中国融入西方定义的世界秩序，成为代表和平的力量。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大部分时期的中美互动，但是无法解释预期外的危机。按照这种思路也很难构想未来亚洲的安全局势。另外，“制度模型”在多边组织下更易于实施，而东亚不存在类似北约的多边组织。美国只能凭借双边途径深化制度参与。

　　第二派“权力政治模型”比较悲观，认为国家间的利益矛盾不可调和。中国将挑战现存秩序，因此美国需遏制中国。这种悲观的权力政治视角认为两种可能发生的局面都将充满风险：如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那么中国会依据自己的意图摆布周边国家；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会使周边地区发生动荡。然而，这种悲观主义的潜在危机在于它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引发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国军事竞争。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来源于上述两派模型的结合。

　　重要问题和战略调整

　　最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更多关注贸易领域。这种倾向缘于美国经济不景气和美国在债务问题上对中国的依赖。这种依赖性减少了美国在两国关系中的筹码。为了扭转劣势，美国需在税务、政府开支和储蓄方面痛下决心改革，但是缩减国防开支将不可避免地危及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控制力。

　　目前在亚洲显而易见的危机包括克什米尔、朝鲜半岛等问题。关于克什米尔，美国缺乏足够的筹码解决印巴争端。鉴于资源有限，美国会优先支持巴基斯坦反恐，而缓和印巴关系次之。

　　在朝鲜半岛，虽然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的外交手段收效并不显著，但是总比对朝鲜进行直接军事打击更明智。而美韩之间的问题在于，近几年两国针对朝鲜的政策和公众观点产生分歧。韩国利用“阳光政策”向朝鲜释放安抚的信号。韩国青年一代认为美国介入导致半岛地区的不安定。虽然目前韩国保守派政府对巩固美韩联盟有益处，但是韩国政治一旦出现波动可能会酿成危机。美国可能会对美韩联盟做如下调整：第一，降低韩国社会的仇美情绪；第二，减少或转移在韩国的防御资源到中东地区；第三，在韩国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一旦发生战争可立即支援韩国。这个方案其实最先由卡特总统提出。当时这并不是个好主意，但三十年之后新形势却使该方案变得可行：美国对韩国涉入过深将削弱两国联盟；美国的空军战斗力提高；韩国经济能力提升减少了对美国军事援助的依赖。

　　台湾问题对美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些国家认为台湾地区是美国在亚洲地位的试金石。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向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而且美国并不明确中国将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双向不明朗的态度可能会导致中美错误估计对方的底线，因此美国最好做出更加明确的承诺。

　　未来如何

　　美国政府在亚洲战略上的最佳选择是推进“制度模型”，同时利用美国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同盟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若想重拾在亚洲的领导位置，需从国内改革下手。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不减，美国的相对落后趋势将是无可挽回的。

　　美国在亚洲的总体战略应遵循目前的轨迹：在台湾地区问题上保持一定的弹性；和朝鲜达成外交和解，使之放弃核武器计划；调整美韩军事同盟；维护美日同盟，但不鼓励日本军事正常化；在可行范围内加强和印度的关系；支持巴基斯坦对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与东南亚，尤其是澳大利亚，保持友好合作。

　　从长期来看有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美国是否应继续在亚洲安全系统中保持强势地位？如果答案为否，日本的角色将更加突出。这会增加日本对核武器的诉求。第二，中国能否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如果答案为是，那么在中美权力交替中，该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问题将成为头等大事。（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主任、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本报实习生薛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