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金融改革：上海何妨先行统一监管

　　⊙杨国英

　　与开放民间金融为主轴的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相比，上海理应成为全面推进金融结构性改革的试点城市——这既是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之需，更是我国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之需。选择上海作为我国金融结构性改革的试点城市，就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监管改革两项展开试点，既有防范全面推行易引发系统风险的必要性，对于上海而言，更有到2020年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紧迫性。

　　在全球金融格局、贸易格局均已发生深度变化的近五年间，虽然我国金融政策屡屡推进技术层面的改革，以适应急速变化的国内外新形势，但是这种亦步亦趋的技术层面的改革，其真实效应已明显趋于弱化。基于此，就资本账户开放、汇率改革、利率改革和金融监管改革等进行全方位的结构性改革，显然已经刻不容缓。

　　就资本账户开放而言，虽然我国经常项下已全面放开、QFII账户资产亦已增至近2700亿元、境内资本投资境外实业亦已在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中得到明确。只是，在缺乏资本账户更大幅度开放的前提下，不仅我国资本市场难以成为全球性的配置中心，而且受此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汇率改革亦无法有效推进。就汇率改革而言，虽然我国已将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的日浮动幅度上限扩大一倍到1%，但这仍然无法使人民币在全球形成相对公允的价值尺度，从而不仅巨额外储压力难以有效对冲，而且人民币国际化之愿景也难以真正达成。就利率改革而言，我国持续经年的利差垄断，不仅使银行业缺乏业务转型的动力，更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构成严重的制约。就金融监管的改革而言，固然我们有必要承认分业监管在我国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因此而带来的负面作用也万不能小视。尤其是分业监管自身所隐含的监管机构重叠、降低金融业效率等副作用。

　　由此观之，结构性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即会酿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故而，除汇率改革和利率改革因与宏观政策的系统关联度过高，更适宜自上而下推行改革之外，就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监管改革而言，有必要选择一个金融开放程度较高、并具有切实需求的城市先行试点。放眼内地城市，无论是金融体量、还是金融效率，显然上海更有理由作为首选。

　　截至2011年末，上海已有各类金融机构1048家，其中包括银行业160家、证券业149家、保险业333家、外资金融单位173家、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221家。同时，作为评估金融效率的核心指标，上海金融支付频率亦连续多年排名内地首位。更何况，上海作为内地唯一为国务院认定的“力争2020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其当下金融业的发展现状已在清楚不过地说明，如果缺乏政策层面的结构性突破，上海金融业根本无法实现“质”的飞跃，其2020年成就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亦难以实现。

　　要在上海推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试点，笔者以为，可在温州放开境内资本投资境外实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放开境内资本投资境外金融，以及境外资本投资境内金融的限制，由此不仅可以使上海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活跃和做大上海金融体量，还可通过资本的双向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大宗商品的定价能力。对此，笔者乐观地看到，极有可能于今年在上海推出的原油期货，其“美元计价、基准油、离岸交易、保税交割”框架原则的明确，似乎也预示了在单个品种上资本账户将会局部放开的前景。当然，对资本账户的开放，初始阶段有必要实行总量控制，并加以有序引导，原则上要让资本流出量大于资本流入量，从而避免短期热钱大量流入进一步加剧外储压力。

　　在此，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我国现阶段的分业监管模式，对于上海当下金融业的发展，尤其是2020年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已经严重不相吻合。因此，对今天的上海来说，很有必要先行统一监管模式的试点，由此不仅可以大幅降低金融监管的成本，更可以大幅提高上海金融业的运行效率。“统一监管”模式，对于后发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至关重要，这其实也是伦敦金融业发展近年来反超纽约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上海变“分业监管”为“统一监管”的首要前提，笔者认为，是在央行上海第二总部成立的基础上，尽快让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均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从而形成经过充分授权的“一行三会”上海总部联合办公的格局。

　　（作者系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作者：杨国英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