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若离开欧元区弊大于利

　　“希腊（若）离开欧元区弊大于利。”德国央行前行长恩斯特·威尔特克（Ernst Welteke）日前在伦敦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直言，可能会有一两个国家最终选择离开欧元区，但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对欧洲走出债务危机的前景始终保持乐观。现年70岁的威尔特克曾于1999年至2004年担任德国央行行长。

　　威尔特克认为，德国目前要求希腊采取的紧缩措施过于苛刻，单靠目前的财政紧缩政策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紧缩的同时必须辅以增长与经济结构改革。他预计，欧洲经济前景既不会出人意料地好，也不会陷入整体衰退。

　　对于深受“鹰派”德国央行影响的欧洲央行，威尔特克认为，最终欧洲央行可能会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但是这必须以稳健的财政和金融体系等为前提条件。同时，他暗示欧洲央行并没有推出第三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的必要。

　　离开欧元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随着西班牙也开始陷入危机，你认为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发展到了怎样一个阶段？

　　威尔特克：首先我想要强调，欧元作为我们的货币，在欧元区是相当稳定的，无论是相对美元还是人民币而言。因此，事实上这次危机并不是欧元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欧元区的问题，而是主权债务的问题。

　　它是由本次金融危机触发，也是金融危机的一部分。2008年的时候，我们观察到GDP下降、税收收入下降、社会支出上升，以及很多欧洲银行开始需要救助，因此很多国家的主权债务大幅上升。

　　自那时起，我们在整个欧洲层面上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欧洲央行做出了及时且正确的反应。我相信，若干年后，问题会得到或多或少的解决。

　　日报：你预计是否会有国家不得不退出欧元区？

　　威尔特克：可能会有一两个国家离开欧元区，宣布破产。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将不得不大幅贬值，但依然要以欧元偿还债务，货币贬值后他们还如何还债？

　　日报：所以你认为希腊的处境并不会因为离开欧元区而改善？

　　威尔特克：是的，一旦希腊离开欧元区，欧洲银行业就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将会离德国和法国更近一步。总而言之，希腊离开欧元区的弊大于利。

　　日报：你认为希腊能否走出危机？

　　威尔特克：我希望如此，但这需要时间。

　　日报：你是否认为德国对希腊要求的紧缩计划有些过于苛刻？

　　威尔特克：可以这么说。不单单是政府，所有德国人都不应该忘记，我们自己在过去50年内也曾陷入过困境，正是我们的邻国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在我看来，单靠目前的财政紧缩政策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会导致我们目前在外围国家看到的社会关系紧张的局面。这些国家需要增长计划和经济结构改革计划，还需要政治稳定。选举需要时间来组建新政府，也需要时间来采取行动。

　　日报：欧洲已同意将欧元区金融“防火墙”规模扩容到7000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已在4月的春季年会上敲定了43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你如何看待这方面的进展？

　　威尔特克：现在我们有足够的“弹药”来解决很多问题。我希望这能够影响到市场，帮助降低利差，同时减少市场针对这些国家的投机。

　　日报：你预计西班牙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申请外部金融援助的欧元区国家？

　　威尔特克：很难说。西班牙曾经发生过房地产泡沫破裂，但他们的银行业受到金融危机中的影响并不大，我希望西班牙能够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挺过这场危机。

　　日报：对于欧盟25个国家已经签署的财政新约，你认为这项契约是否具有真正的约束力，还是或多或少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威尔特克：我们曾见证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并相信它能奏效，但事实上并没有奏效。一方面，我们现在有欧洲稳定机制（ESM），另一方面又有这样一份财政契约。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财政契约能够奏效的话，我们就不需要ESM了。政治家们并不确信他们已经达成的协议能足够让金融市场回心转意。

　　日报：因此市场担忧，欧洲债务危机会进一步恶化。你对此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呢？

　　威尔特克：我总是保持乐观。我也在密切关注欧盟以及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过去50年内，我看到了欧盟迈出了一些错误的、倒退的步伐。如果没有欧盟的话，欧盟各个成员国不可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发挥目前这样的作用。

　　日报：从经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你对于欧洲经济前景是否感到乐观？

　　威尔特克：要知道，欧洲多数国家都是发达经济体，即使是德国也很难达到3%的GDP增速，而且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结构也存在问题。因此最终GDP增速会和我们过去看到的趋势相符合，我认为既不会出人意料的好，欧洲整体经济也不会陷入衰退。当然，希腊经济已经连续五年在衰退之中，导致其社会关系紧张，他们必须进行大幅改革，不仅对劳动力市场，也对行政部门进行改革。

　　第三轮LTRO并无必要

　　日报：在你看来，欧洲央行在这场危机中的行动是太多还是太少了？

　　威尔特克：可能再过几年来评价这个问题要比现在更好。欧洲央行的反应相对务实。由于目前的处境，德国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态度依然比欧盟其他国家而言更加传统，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公开辩论。这确实已经成为了一个话题，但究竟欧洲央行做得太多还是太少，要到未来才能做出判断。

　　日报：那么你认为欧元区最终是否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

　　威尔特克：最终我们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需要稳健的财政状况、稳健的金融体系以及稳健的银行业，否则货币政策就无法奏效。因此双方是互相依赖的。

　　日报：有趣的是，历史创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和美国如今的货币政策。例如德国上世纪2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历深深影响了德国央行的“鹰派”货币政策态度，而美联储对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记忆则让他们相对“鸽派”。

　　威尔特克：你是对的。在德国，通胀是最糟糕的事情；但在美国，失业才是最糟糕的事情。但我们都看到了两种情况的结局，因此都会竭尽全力去避免任何一种情况的发生。

　　日报：在你看来，欧洲央行之前推出的两轮LTRO是否足够有效？

　　威尔特克：我们看到了双重效果，一方面债券利率下降了，另一方面就是避免了信贷紧缩。与此同时，也让银行增加了利润率，比过去更容易地进行资产重组。我们不应该忘记，巴塞尔协议Ⅲ要求欧洲银行业提高资本充足率，尽管我不知道这是否足够，但欧洲央行的这项非常规措施确实起到了效果。但这项措施只是暂时性的，欧元区银行业未来还是要回归正常化的再融资程序。

　　日报：你如何评价欧洲央行的证券市场计划（SMP）？

　　威尔特克：当这场危机刚发生的时候，欧洲央行是整个欧元区唯一一个能够立即采取正确行动的公共机构。各国的财政部长有责任来采取行动，但并没有恰当的工具来这么做，而且做出一致决定需要的决策过程也太冗长，因此欧洲央行是唯一能够及时反应的机构。

　　日报：如果你处在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的位置，你是否会推出第三轮LTRO？

　　威尔特克：这很难预测。但如果你看一下今年剩余时间内需要偿还的公共债务，会发现欧元区大规模偿债期已经过去，今年剩下的偿债总额要比今年前四个月的总额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