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织里：童装制造商求变(组图)

　　从生产廉价童装到投资动画片《今童王世界》，湖州今童王制衣有限公司（下称“今童王”）的转型之路反映出了整个浙江块状经济的现实困境，这个长期以低成本工厂聚集地的民营经济大省，希望能朝着生产具有更高价值的商品迈进。

　　1996年从家庭作坊起步的今童王已成为集儿童服装产品研发、生产和经营为一体的童装企业，今童王所在的湖州市织里镇更是“中国童装之都”，每年生产约4.5亿件童装，当地说法是“全国每四个儿童身上穿的童装有一件是织里造”。

　　受益于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密集而完整的供应链，织里小镇聚集了近20万外来人口——或是在今童王这样的童装企业打工，或是扮演家庭作坊中“夫妻队”角色。

　　从最低门槛的打工到开“门面店”，再到开工厂，是织里过去30年的童装产业生态，也造就了一大批童装企业和个体老板，但近年高企的成本挤压了低端制造的利润，2011年10月26日发生的“抗税风波”事件，或预示着上述模式的终结。

　　2012年5月13日，在“抗税风波”7个月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重访织里镇，昔日风波已恢复平静，但打工仔的迷惘、“夫妻队”的困惑，以及“大企业”踌躇中的愿景，仍是尚待观察的迷局。

　　“大企业”转型愿景

　　5月13日傍晚，细雨。织里路和吴兴大道路口，是去年“抗税风波”事件的一个分界点：往东是当日骚乱人群活动区域；往西大约一公里的珍贝路、栋梁路一带，是织里镇2006年开发的工业园区，也是织里童装规模企业最集中的地方。

　　织里童装产业发展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最初以生产绣花枕套为主。后因手工业的发达、水上交通的便利，家庭作坊式逐渐形成集镇，最终形成了以童装产业为核心，原料供应、面料织造、产品研发设计等为辅的产业格局。

　　按照当地统计，织里镇现有童装企业12000多家，其中童装制造企业7647家，配套企业4553家，规模企业47家，销售收入已经突破180亿元。

　　如果把织里童装产业比作金字塔，“抗税风波”中心的晓河村是塔底，聚集了成千上百家“夫妻队”的门面店，占据塔尖的是那些规模童装企业。

　　地方政府倡导的转型升级方向是“大企业、大品牌、大市场”，事实是上述规模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多在2000万元左右，2011年销售过亿的也只有两家。

　　在阿祥路1166号，本报记者见到了布衣草人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伟忠。他介绍说，这个厂房是2009年搬过来的，边装修边生产。经过十余年打拼，布衣草人成为当地规模企业之一，且因较早试水电子商务颇受当地政府推崇。

　　简单说就是在淘宝商城、QQ商城开网店。2009年，因高库存和资金链断裂，布衣草人陷入经营困境。压力之下，马伟忠尝试利用网店销售积压产品，2009年5月开始，当年销售额80万元，2010年是290万元，2011年上升到1300万元。

　　“当时主要是甩库存，略高于成本价出售，后来库存甩完了，就开发了一些适合在网店销售的产品。”马伟忠说。2011年“抗税风波”事件后，时任湖州市委书记孙文友率队前来调研，认为这一模式代表了织里童装产业未来。

　　在马伟忠看来，网络销售渠道整合了产供销链条，从单纯的制造商到销售商转变，2012年的销售目标是1.2亿元。在制造业普遍萎缩的背景下，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

　　和大多数低端制造相似，一件童装产品制造环节利润只有15%左右，80%以上的利润在前端的研发和后端的营销环节。“微笑曲线”是童装老板耳熟能详的经济名词，向两端要效益的策略是强调提高质量和打造品牌，制约因素是设计人才和信贷支撑短缺。

　　作为织里童装龙头企业的今童王则尝试品牌化，2011年投资近千万元和上海一家动画设计公司拍摄《今童王世界》，打造“童装+动漫”模式，强化品牌文化属性。

　　今童王总经理朱新根告诉本报记者，品牌最关键是要有特色，怎么样让孩子感到快乐，怎么样让孩子快乐地成长。

　　2011年，今童王销售了76万多件套童装。“今年开始，公司的研发、设计、销售都搬到了上海，便于留住吸引人才，织里以生产加工和物流为主。”朱新根说。

　　当转型升级遭遇经济下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只有8.1%，4月份大部分经济数据也比预期要差，具体到个体企业，订单减少、用工成本上升、负债率上升等都会给企业主带来悲观情绪。

　　“坏的形势从去年11月开始。”朱新根说，受益于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坚持下来的童装企业都会有发展空间，“中间涉足民间借贷的童装老板，今年又返回来做童装的影响很大，这种情况在织里蛮多的”。

　　一个产业，两个群体

　　离开工业园区后，回到织里路和吴兴大道路口，再往东拐到安泰路，不到500米的街道上有着近百家“门面店”：一般以四五层楼房为主，厂店结合，楼上为加工车间，一楼为店铺，展示生产的各式童装。

　　这样的“门面店”又称“夫妻队”，整齐划一，遍布织里。经过抗争后，“机头税”降低到282元/台，并规定5台以下机器不征收，一些童装老板还享受到了“返税”待遇。

　　2011年“抗税风波”发生后，引发了公众对织里童装产业集群下两个群体的关注：一是已形成产业规模的童装企业老板，二是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夫妻队”。

　　“生意不咸不淡。”嘉兴籍童装老板肖荷告诉本报记者。一个破旧的练习本上记载着5月14日的业绩，这天袁勇军卖出了13笔约2000件裤子，最多一天卖出4000件。单件批发价10元左右，每件可赚一两块钱。

　　肖荷的“门面店”置办了20台机器，雇用了20多名工人，主要做裤子，有7个款式。二楼窄小的车间被裁床、缝纫机和各色布料、线团挤压得逼仄不堪，工人埋头在机器前忙碌。

　　精明的童衣老板一旦发现流行的童衣款式，就会买回来作为样品，并迅速拆解成一堆布块和零件，负责进货的员工只须扫一眼，就清楚该进哪种颜色、质地的面料和辅料。

　　织里的优势是产业链配套齐全，方圆500米内，可以买到生产童装的全部材料、配件。面料和辅料可当天时货，裁床立即开动，一两天后，第一批仿制品就会挂到店铺里。若一个款式好卖，一个星期内，仿制品就会遍布整个童衣市场。

　　“小靓仔裤业”老板谢文原来是湖南省株洲市的童装批发商，2011年在安泰路租了一间门店，置了21台机器。她说，出多少卖多少，在这儿做一年能抵老家做三年。谢文的追赶目标是同一条街上的湖南老乡袁勇军，“他是做高端裤子的，一条能赚10块钱”。

　　袁勇军2005年来到织里，最初是在老批发市场卖水货，前几年搬到安泰路，他做的裤子单件批发价25元左右，有南宁、武汉、杭州等地的一批稳定客户。

　　“夫妻队”的最低门槛是扮演童装产业链底端的“来料加工”环节。他们不打样、不裁剪，只管从镇上的童衣厂拿来成捆裁好的布料，加工成衣后交回，计件赚取加工费。散布在织里周边的晓河、河西、轧村等各个村落中，有上千家之多。

　　“夫妻队”的目标简单而明确，从低档次的门店换到高档次门店，赚更多的钱。袁勇军说，船小好掉头，但船太小也难跑得远，“来这儿都不想只是混吃混喝，我马上要搬到金海岸红门馆一带，那儿档次更高”。

　　脱颖而出的幸运者总是少数，多数人还是墨守现状或被市场淘汰。除了提前10年，马伟忠最初的经历和“夫妻队”并无两样，从门面店起家，置了5台缝纫机，开始了夫妻创业。

　　据他回忆，创业初期，老婆担任设计工作，自己骑着摩托车四处送货，年底统计赚了4万元，于是买了一辆小面的。大跨越是在2003年7月，搬到了新买的厂房，有四间门店，缝纫机也扩张到55台。

　　“2003年之前生意都很好做，一年做三四个款式，一个款式能做七八万件。”马伟忠向本报记者追忆当年火爆的市场需求。

　　但微小的变化每天都在累积，织里童装产业格局也逐渐发生分化。2005年是织里童装供求市场发生转变，征兆是经销商开始有欠账了。随着市场趋于饱和，恶性竞争加剧，矛盾暗中酝酿，并在“抗税风波”中爆发。

　　老集群新问题

　　2011年引发“抗税风波”的那起车祸，不仅点燃了对税收的不满情绪，既而也引发了两个群体的对立。梳理发现，当地童装产业的转型升级需求与低级加工制造的现实矛盾，是上述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夫妻队”多是以前童装厂熟手。童装老板沈云辉告诉本报记者，活多的时候，每天要干18个小时，虽然能赚到钱，但感觉不自由。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厌倦了“吃饭狼吞虎咽，喝水争分夺秒”的生活，两年前和同样在童装厂打工的妻子决定单干，“从厂里拿货回家干，干的活跟在厂里一样，但是有人身自由，干多干少自己决定”。

　　因为不安于现状，更多的工人加入到“夫妻队”中。据朱新根介绍，每年有两三千人从今童王、布衣草人这样的童装企业流出。这招来一些规模化童装企业老板的非议，因为熟手都开“夫妻队”了，工厂为了留住工人，必须提高工资待遇。

　　“工人工资五六千一个月，不只是给他们加薪，还要设法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宿舍安装了空调，还修了卫生间。”朱新根说。记者走访发现，高工资仅属于裁剪工这样的技术岗位或少数熟练车工，大多数车工的月收入普遍在三四千元间。

　　马伟忠抱怨说，他们（指夫妻队）买的是我们淘汰的设备，以加工为主，不管设计、销售，没有品质保证，而且常因订单纠纷引发社会管理难题。

　　童装老板们的非议有同业相斥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块状经济面临的发展弊端。在过去的30年里，浙江培育了织里童装、绍兴纺织、嵊州领带、永康五金、瑞安汽摩配等多个块状经济群。在经历了初期粗放式的快速增长后，如织里童装业的草根活力释放已到尽头，如何来延续经济发展。

　　浙江的解决方案是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变。理论上认为，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是自发产生，一个则是进行了科学的规划发展。

　　事实上，近年来当地政府也一直在谋求对织里童装产业提升，希望能够通过扶植大企业来带动产业升级，比如，建设织里中国童装城、打造童装及面辅料展示配送中心、提供配套服务的商务科技中心等，这些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011年“抗税风波”背后，也被普遍理解为当地政府借“税收杠杆”调整市场格局，将“夫妻队”形式的童衣加工作坊淘汰出局。但事件的突然发生，让当地政府猝不及防。

　　5月13日下午，本报记者见到沈云辉时，他一只手牵着刚学会走路的女儿，一只手夹着廉价的香烟。他当过农民、在工厂打过工，两年前在河西村开了自己的童装作坊。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划中，他的家庭作坊似乎看不到未来，受租金成本上升和订单减少的挤压，“夫妻队”的利润非常微薄，能否生存下去都成问题。

　　一些“夫妻队”成员重新回到企业打工，这从今童王的招工情况可以得到证实。据朱新根估计，如果流出去了3000人，因为形势不好今年至少回流一半，缓解了招工荒，“2006年工厂淘汰的旧设备非常好卖，今年300元都没有人要”。

　　树挪死，人挪活。沈云辉计划物色一个成本更低廉的地方重新开始，安徽的一些地方已在研究制定适合童装产业发展的税收和其他激励政策。

　　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爬过程中，不仅需要今童王这样转型探索，也无法完全抛弃沈云辉们的个体努力，以此缓解产业升级带来的压力和紧张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