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来的“异地高考”？

　　6月7日，高考日。

　　高三男孩张鸣，将步入设在宁波当地一所中学的考场，迎接他18年人生中最大的一场考验。可是两年前，他还端坐在13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的一所知名中学北京十一学校的课堂上，听老师讲课。

　　两年间，他更换了两所城市，学习了两套教材，认识了两拨同学，命运也发生了不大不小的改变。

　　张鸣的选择

　　当张鸣踏入高考考场时，他的母亲五味杂陈。

　　十几年前，宁波人方女士和丈夫来北京打拼，他们的儿子张鸣出生在这座曾经寄托着自己梦想的城市，然后上小学、读初中，跟北京其他孩子一样，没有任何不同。

　　直到2009年，那年张鸣初中毕业。摆在他面前的人生道路，开始出现一条分岔，他和他的家人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北京碰运气，还是回老家宁波继续自己的学业。

　　因为，方女士一家都没有北京户口，依照《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参加高考的学生，只能在其户籍地报考。这也就意味着，为了参加高考，张鸣必须要回到那个自己从来没有生活过的故乡。

　　类似张鸣遭遇的，还有很多人。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现有流动人口2.6亿人。在这2.6亿流动人口背后，则是5800万留守儿童和2700万随迁子女。

　　每一个异地随迁子女的背后，都是一段辛酸的故事。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方女士选择在中考后把张鸣带回老家宁波读书，尽管她很清楚浙江的高考录取分数比北京要高很多，竞争异常激烈。

　　从北京回浙江宁波老家，方女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学校，尽管提前通过熟人联系了，可自己还是一家学校一家学校地跑。

　　三年后的今天，她清楚地记得当初自己拿着孩子的成绩复印单、北京就读中学老师的推荐信，一天跑四五所学校的情形。“很多学校看了孩子的成绩单都说，北京这边教的浅，你的孩子怕是跟不上。”

　　一番努力，当地公立学校还是没进去，最终方女士花了3万块择校费，让一所当地的私立学校收下了儿子，上了这所学校的寄宿班。

　　张鸣进入这所学校读高中后，经常跟方女士抱怨，说当地老师的普通话不标准，经常是上句还是普通话，下半句就是宁波话，有时候课堂上都听不太懂。

　　最开始方女士听到这些抱怨时，并没有太在意。她继续在北京工作，除非有急事，否则2个月回来一次，跟儿子的交流比较少。直到后来，方女士发现孩子性格有了不小的变化，“越来越怪”。

　　为确保孩子不出事，一年前，方女士辞掉了北京的工作，专门返回宁波照顾儿子日常的生活起居，扮演起全职妈妈的角色。

　　“孩子一直想回北京读大学，但现在的成绩估计考上北京好点的大学比较困难。”方女士说。她现在最担心的是孩子会因为高考而受打击，尤其是跟以前在北京的同学相比，成绩差不多，但是别人能上北京好的大学，自己却没有机会。

　　两条退路

　　其实，异地高考的政策闸门，已稍稍开启。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分管此事的副部长杜玉波接受媒体采访时均透露，将定于在今年上半年出台总体性方案，并要求地方于今年年底出台具体实施方案。

　　高考大省山东成为异地高考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在其近期出台的政策里，明确规定：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省就地报名参加高考。

　　此后，福建、广东等省份纷纷跟进。“关键问题还在北京和上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在他看来，由于缺乏中央层面的政策出台，央地间权力分配又存在问题，

　　使得异地高考在北京、上海等指标性城市停滞不前。

　　“这一拨考生肯定赶不上异地高考新政策了。”储朝晖告诉记者。现在家长只能暂时把希望寄托于备选方案上了。

　　据熟悉决策部门政策制定过程的人士介绍，一项牵涉面广的教育政策的出台，从调研到开会讨论再到最后出台，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发生变数。对于异地高考改革的时间、速度和方式，决策部门也正在讨论之中，再加上要顾及各地的改革难度的差异，6月份之前出台新政恐怕不现实。

　　“教育部今年上半年出台政策的承诺能否兑现，肯定没希望。”上述人士表示。

　　全国范围内的异地高考政策何时出台？目前看，仍处于迷雾重重之中。但现实的困境却是，那些政策涉及到的家长和孩子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们等得起，孩子等不起。”学生家长谭女士告诉记者。谭女士1990年就来到北京，跟张鸣一样，谭女士的孩子1996年出生在北京，现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所中学读高一。

　　对于高考户籍限制的政策，谭女士可以说是一位行动者，每月向教育部、北京市委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但效果并不明显，中央和北京迟迟未动。“又要上班，又要上访，耗费了精力不说，最气愤的是没有回应，”谭女士说。

　　但是，面对未来是否出台政策的不确定性，包括谭女士在内的家长们都会选择“两手准备”，回原籍高考和出国是两条“主流”线路，但两条路子代价都不低。

　　“去年我们开始跟一些国际培训机构接触，实在不行就把孩子送出国。”另一位学生家长周女士说。今年中考后，她打算让自己读初三的女儿开始着手准备雅思、托福考试，她本想让孩子在国内读1到2年大学再出国，但现在恐怕不见得有这样的机会。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出国所带来的一大笔费用。如果初中毕业上国际学校，每年的学费大概10万元左右，申请学校也需要一大笔费用，少则二三十万，多则四五十万。加在一起这接近100万的费用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担的。

　　“孩子成了最大的牺牲品，”周女士气愤地说，“孩子现在是"被出国"，父母吃点亏无所谓，但孩子的教育耽误不起。”

　　相对于山东、福建等省的破冰行动，作为外来人口流入集中地的北京和上海却一直按兵不动，这两所直辖市也被视作是异地高考改革中“难啃的骨头”。有研究者表示，其政策的内容将直接决定异地高考的改革成败。

　　未来政策的动向疑点重重，最终的结果是否会令人失望尚不得知，但无论对家长和孩子、学者和地方政府，教育部决策过程无疑显得格外漫长。

　　“这个问题急不来，要考虑的利益太多，但教育改革肯定是需要往教育公平这个大方向发展，需要着手解决长期的公平问题。”储朝晖表示。在被问及解决这一揽子问题的时间表时，储朝晖称，“短则三五年，长则几十年”。

　　显然，对于谭女士、周女士这样的异地随迁子女的家长而言，三到五年的等待，几乎是一场无望的战争，他们只能选择败下阵来。

　　异地高考，等不等得来？ (来源：21世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