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生命和人类的弱点(图)

　　记述的传统

　　第一财经日报：《牛鬼蛇神》中最大限度地摒弃了“描述”这一方法，而更多是用“记述”，这一改变是基于怎样一种考虑？

　　马原： 很高兴，你看到了这个问题，这是我新近变化重要的一点，我想尝试一种写史的方法，更多的是记述，而不是描述和阐释，就像《旧约》，写一个人去了哪里，遇到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叙事传统，是以历史的方式对材料进行处理。

　　今天，有一些作家正在有意识地恢复这一传统，比如云南的雷平阳写的《云南记》，更多的就是用记述的方法，而不是描摹。描摹实际上是一种影视剧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增强诱惑力而调动更多的渲染的方式。用写史的方法写小说写法荒疏，需要作家相信自己的故事有很强大的辐射力。

　　日报：在写作中，你特别喜欢“间离”这一方法，通过不断转换叙事角度，联结虚构与真实，常常跳出来作为“叙述者”打断小说正常的叙事进度，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一方法？

　　马原：我喜欢布莱希特的“叙述体”，不喜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写实。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在方法论上很高级，它利用人与生俱来的逆反去达到写作的目的，如果你写得有质感，越说是假的，观众和读者就越认为是真的，它利用你的逆反心理达到目的。

　　与疾病相伴

　　日报：是否一定要面对诸如疾病这样的极端情况，人才有机会改进自己对生命的认识？

　　马原：人在面对一场大病的时候，必然要面对生死的问题，哪怕他曾经是一个从不思考的人。人对于自己的生死不可能不无动于衷，必然要思考，一思考就是生死问题。在这样的时候他所思考的问题就是带着哲学意味的命题。

　　我愿意从这场疾病中，收获积极的东西——因为面对生死，我收获了一本小说。我还把很多拖拉的事情做了，我一直想画画，四十年前就知道自己能画画，现在把画画这件事也做了。我热爱运动，喜欢骑单车，但在上海骑单车需要穿过一个漫长的城乡接合部，才能到空气稍好的乡间去。搬到海南后，运动变得方便多了。

　　我在想，我如果不得病，我的余生不管有多长，都未必会用特别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余生。能用特别积极的态度去生活，这个太难了，绝大多数人都迁延时日，把眼前的事当作最重要的事。但这场劫难还在，接下来我跟它以何种方式相处？它随时会提醒我要注意身体。我特别喜欢民间的这个说法——生病就是“鬼上身”，你是接纳它，还是要把它消灭，与病魔作斗争等。生了病一定要死嗑吗？一定要跟疾病战斗到底吗？有没有一种和平共处的方式？

　　日报：你的朋友史铁生先生一直面对的问题也是你今天面对的问题，现在想来，他的话里有没有一些是找到共鸣的？

　　马原：我和铁生是几十年的好友，心灵有某种相通，但很多问题他当时会想，我不会想。你在什么位置上，才会想什么位置的事，铁生思考问题一直很哲学，我仅仅是在四年前才因为我的疾病开始想这些问题。

　　我们俩面对的问题不一样。我的病总是在警示我、惊吓我，而他的病是把他限定在地表。铁生曾经说，他的病使得他一寸也不能离开地面，他没法悬空——哪怕一个瞬间，而马原是个天马行空的人。我的灵魂经常处于飞行状态，而铁生的小说更平实，他最早成名的《午餐半小时》写残疾人的福利工厂里，大家在吃饭那会儿的聊天，把他们的关心、忧虑、爱恨情仇放在午餐半小时这个很小的时空中，我一辈子没有写过这样特别有人气的小说。

　　困惑的时代

　　日报：你在小说中谈到一个困惑——“为什么有的人有良知，而有的人没有？”这也是今天很多人困惑的问题。

　　马原：我确实挺困惑，良知包含了爱、怜悯、同情等与情感相对应的词汇，我之所以提出“良知”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太多没有良知的行为和事情，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都没有良知。一个原因在于，这个时代只有钱一个标准，其他标准都不存在，在一个以钱为标尺的社会里，所有的价值都错位了，连最基本的公平都没有，比如说，中国最有名的作家是谁？是最有钱的那几位。

　　日报：“有良知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马原：小说家能做的有限，写书首先是自我净化，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妥协是难免的，但也要有自己的立场、态度，我的写作实际上就表明了我的态度。

　　我希望读者、这个社会能恢复自我检视的能力，过度的城市化、资源的滥开滥采对地球造成了严重的戕害。一切都以钱为标尺，娱乐化阅读成为潮流。谁才是这个时代最有智慧、最值得尊重的人？除了膜拜财富，我们是不是能拨出一些空间给财富以外的另一种智慧。

　　在这个回合的写作中，我开始关心生命、人类的弱点，希望把这些弱点写出来，让读者通过我的小说看到这些弱点，多一点自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