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延迟退休不可行 国际延退另有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延迟退休不可行

　　据统计，截至2010年，个人养老金帐户存在1.76万亿的缺口。上海等地每年都需巨额财政资金填补缺口。

　　近日，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的“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设想又被人社部提及。尽管反对者众，但这一次人社部似乎打定主意，表示将在今年下半年启动相关调研工作。

　　就此，本报专访了，作为“延退”的反对者，他也进行了八年“抗战”，一方面，他认为没必要做实个人账户，另一方面，他认为“延退”并不明智，“这个缺口，要么财政拨款投入，要么养老金投资垄断企业。”

　　养老金缺口必然存在

　　《21世纪》：人社部近日表示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您怎么看？

　　唐钧：本来说起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人社部每年都要提，我一直是反对的。

　　社会保障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刚性原则，也就是说社会保障的标准

　　只能往上提，不能往下降，当然在中国这似乎是隐性的。在西方国家，因为要选举，如果往下降肯定选不上。奥朗德当选总统后，就抛弃了过去的紧缩政策，将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退休年龄从62岁又退回到了60岁，这不一定是他当选的全部原因，但也很重要。

　　实际上，社会保障政策怎么抉择，不是算出来的，因为这实际上是个政治选择，这里有政治风险。

　　《21世纪》：现在各地的养老金节余率大概是什么水平？

　　唐钧：中西部地区大概50-70%的养老金是靠中央财政拨款的，中央一年大概要拨2200亿，但沿海的七个省市都没有拨款。现在的情况是，中央拨款的都有节余，中央不给钱的除了广东都亏空。

　　广东是因为吃了农民工的，他从1996年开始农民工都缴费，但农民工的社保转移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农民工最多只能拿走自己交的钱，企业交的钱就留给政府，所以广东的养老金是全国最多的，曾经一度占全国的近1/6，现在没有这么多，但还是全国首位。

　　《21世纪》：那中国养老金个人账户缺口确实有些严重？

　　唐钧：现在亏空是1.7万亿，据说推迟退休年龄后，每年可以省下200亿，但你算一算，可能要85年才能填满“亏空”，还须“亏空”不再增加。若按我们财政收入10万亿来算，200亿只占了其中的0.2%。

　　前几年国家免掉农业税，就是农业税每年也仅200亿，从这个例子来讲，200亿对我们财政的影响可以说影响不大。

　　之所以亏空，是改革的时候，有部分职工过去没缴过费，但享受了养老金，这不是他们的问题，是国家政策的问题。改革前，他们只拿了“生活费”，其他的钱都让国家拿去搞建设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缴费”应该在国有资产里。92年改革后，这种“先天的”亏空是必然的，现在政府拿钱出来也是天经地义的。

　　国际延退另有原因

　　《21世纪》：国际上推迟养老的做法又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唐钧：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采取延退政策，但当年不是为了节省养老金。那些只有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不够，所以希望本国的老人多干几年，就像现在瑞典就在策划推迟到70岁退休，但是他们的养老金从总额看，一分都不会少拿，甚至晚退休还会拿得更多。

　　但这几年，由于欧债危机，有些特殊情况欧盟提出紧缩政策，其中包括推迟退休年龄，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有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如果不进行紧缩，欧盟就不救助，各国不得不紧缩。但事实是，欧盟并没有因为实行紧缩政策而让经济好转，所以法国已经改主意，要搞经济开放政策。

　　《21世纪》：但有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存在这样的危险，应该要采取类似政策。

　　唐钧：这种风险永远存在，但中国远没有到那个地步。从大的方面来讲，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是社会分配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好，这肯定无所谓。但如果出现经济衰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如果现在搞紧缩，其实是在唱衰自己，因为大家马上就会不敢消费。

　　同时，中国的劳动者事实上拿的养老金并不多，企业职工也就一千多一个月。

　　如果延退，影响的是中国70%左右的劳动者，至少有3亿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会大降，尤其是现在政府的诚信已经堪忧。

　　或财政拨款，或投资国企

　　《21世纪》：那辽宁从2001年开始做实养老金的个人帐户，结果并不理想，这种做法您怎么评价？

　　唐钧：幸亏没有做实，我们原来是试图这么做，但后来发现效果不好，无法保值，投入越多，亏损越多。

　　首先，现在的基金收缴加上财政补贴，应该还是运行顺利的。

　　其次，现在银行利率是难以跑赢CPI的，各地并没有这个能力在“做实”后让它保值，所以存的钱越多亏得越大，如果把空账1.7万亿元都补齐，那问题就更严重了。

　　《21世纪》：如果要让各方满意，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唐钧：我们现在把政策视野局限在“保险”模式上，所以就老想多收少发，这个思路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会严重影响广大职工的生活。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一般的工人到50岁以上企业就不再愿意续约，如果推迟退休，他们不但要推迟五年拿养老金，还要多交五年保险费。

　　社会保障的物质作用当然很重要，但它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预期，延迟退休就会让大家都人心惶惶的。

　　实际上，决定一个人拿多少养老金是这个国家在他退休时创造多少社会财富和财富怎么分配这两个条件。

　　他从20岁交养老金开始到60岁拿，在这个期间没有一个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是不变的。换句话说，社会保险是国家制度，是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的事情，现在的养老金安排其实是符合社会保障理论原则的。当然不是说没有问题，不但有，而且很多，但不在这个方面。

　　如果我们持这样的理解，制度安排其实很简单，我们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应该继续运行，不足的部分财政贴补，这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做。

　　《21世纪》：那您怎么看市场化运作养老金的方式？

　　唐钧：由于社会保障基金对安全度要求非常高，虽然投资是个好办法，但现在的环境下投资很难，风险很大。我主张政府把养老金投资国有企业，说起来国有企业人人有份，但事实并非如此，利益都被少部分人获取，现在应该国有企业出血，国家可以规定回报率起码高于CPI。

　　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可能的选项就是财政投入和投资国企这两种方式，当然还可以有其他方式。

　　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应该继续深化改革，但必须从长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