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化解银行业“卖方优势”问题

　　2011年下半年以后，“中国银行业垄断暴利”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但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成立。首先，中国银行业并不存在暴利。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长是建立在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基础上的。其次，垄断和竞争是指一个产业范围内的市场格局，银行业作为一个金融产业并 不存在垄断问题。中国银行业市场并非垄断市场。最后，减少银行业收费并非消解“垄断暴利”的正招。提高收费业务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依然是中国银行业业务转型的重要内容。中国银行业存在的是“卖方优势”，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快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发展公司债券等金融产品，加快金融产品创新以给城乡居民以选择权，强化银行业监管和加快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步伐。

　　中国银行业并不存在“暴利”

　　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超过了1万亿元，与此相比，工商企业的利润总额呈现下降趋势，由此，一些人提出了银行业暴利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并不成立。

　　从资产总量看，2011年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达到113万亿元，利润总额10412亿元，资产利润率仅为0.92%；与此对比，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量大约在63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54544亿元，资产利润率为8.66%。显然，银行业的资产利润率大大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利润率，这恐怕谈不上“暴利”。

　　从利润增长率看，2011年中国银行业的净利润比2010年的7637亿元增长了36.3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比2010年增长了25.4%。虽然，银行业的利润增长速度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暴利”。且不说“暴利”并无理论和实践的划分标准，仅举一个简单的实例就足以说明问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在2009年为34542.22亿元，2010年增加到53049.66亿元，增长率达到53.58%。这一增长率远高于2011年的银行业利润增长率。

　　从人均利润看，虽然银行业人均实现的利润远远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照有关报道，银行业人均实现利润大约超过50万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实现利润不足4万元），但这是由银行业特点决定的。不论从国际社会还是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在正常条件下，银行业乃至金融业的人均实现利润通常都明显高于工业企业，其原因不仅在于银行业人均运作的资产远远大于工业企业，也不仅在于银行业乃至金融业的从业人员的总体学历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工业企业，而且在于银行业的经营风险（不论是复杂程度还是覆盖面）明显大于工业。另一方面是银行业在资产总额、营业额和收入总额快速增长的条件下，营业成本占收入总额的比重明显降低从而“节支”所引致的。再者，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银行业深化改革、业务转型和金融创新的重要成就的具体表现。如果按照一些人的假设，银行业的人均利润应当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持平，那么，有着200多万人的银行业利润总额应当只有800亿元左右，由此，资产利润率就将仅有0.07%。

　　2011年银行业提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利润答卷，但这是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条件下实现的。存贷款利率的净利差是中国银行业收入乃至利润的主要来源。银行贷款利率是由资金成本（如存款利率）、经营成本和贷款风险概率决定的。对银行来说，在经营过程中，资金成本由市场状况决定，难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降低；经营成本虽可通过努力有所降低，但空间相当有限；最重要的是通过降低贷款的违约概率将存贷款净利差转变为净利润。从这个原理上看，在2011年经济增长率下行过程中，中国银行业有效化解了由此带来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增加的风险（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从2010年的4293亿元减少到4279亿元，不良贷款率从2010年的1.14%降低到1.0%），由此，将净利差用于抵偿风险损失的部分转变经营利润。尤其是，在自2010年以来社会各界普遍担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可能给中国银行业造成严重风险和不良贷款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积极努力，能够取得如此业绩实属不易。如果这也属于“暴利”（从而应予以指责）的话，那么，岂不意味着中国银行业不需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任凭经营损失反而是合理的、应当的？

　　中国银行业中并不存在“垄断”

　　“垄断”是相对“竞争”的概念，它指的是在一个产业部门内的竞争格局。由于在不同产业之间不存在产品、服务等竞争关系（换句话说，产品、服务等的竞争只能发生在产业部门内部），所以，并不存在一个产业的“垄断”之说。就此而言，说“中国银行业垄断”本身就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垄断”。如果“中国银行业垄断”的判断能够成立，则可说钢铁业垄断、纺织业垄断、食品业垄断等等，从而中国所有的产业都处于产业垄断状态，并且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产业在其国内也都处于“垄断”格局中。鉴此，可以明确，所谓的“中国银行业垄断”不合逻辑。

　　一些人指责“中国银行业垄断”的实际含义是指，在中国银行业中存在着国有银行垄断银行市场、抑制了银行业内部的竞争，并认为这种垄断是引致银行业暴利的主要成因和机制，为此要改变“暴利”的继续发生，就必须打破垄断格局，通过市场竞争，降低国有银行的盈利水平。但这一判断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

　　“垄断”可分为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三类。银行业没有自然资源方面的独特优势可论，因此，不存在自然垄断问题。经济垄断的含义比较复杂。在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分层中有着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四个层次，由于这些市场层次是各类产业发展中展示的必然趋势，因此，它们之中并不含有对“经济垄断”的贬义判断（更不含有否定判断）。在实践层面，美国曾经以某一公司在销售产品市场上的占有率来界定是否“垄断”。它们认为，如果在产品销售市场的占有率超过60%，即可判定为垄断，经法院判决，可要求对该公司的产品生产销售进行分拆，以增强市场竞争关系。中国《反垄断法》第19条对“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是：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或者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2/3的，或者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3/4的。

　　从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看，不论是资产规模、收入规模还是存贷款规模、中间业务规模等等，不仅没有1家银行的占有率达到了50%，也没有2家银行的占有率达到2/3或者3家达到3/4的情形，而且离这些规定的数值相差甚远。即便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工商银行，这些指标占银行业的比重也仅在15%-20%之间。因此，既谈不上银行业中的某家银行垄断，也谈不上银行业市场属于垄断竞争市场或寡头垄断市场。行政垄断指的是通过运用行政机制（甚至法律机制）界定某种产品只能由某种特定企业经营。在中国，国家专营的盐业、烟草等属于行政垄断范畴，但银行业显然不属于此类产业。

　　中国银行业由众多存贷款金融机构构成，大致可分为10类：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各类金融公司、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各种影子银行机构。在这些存贷款金融机构中，除财务公司外，绝大多数均已有民营资本进入，因此，认为中国银行业市场是国有银行垄断市场，是不符合中国银行业实际情况的。自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制上市以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格局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由于这些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中大部分已在海外发股上市，它们经营活动受到海外投资者和媒体的监督，因此，在它们的经营活动中既贯彻着市场原则，也贯彻着国际规则，并非像一些人讲的那样，贯彻着国有垄断机制。虽然这些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体制机制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但这与“国有垄断”并不是一回事。

　　一些人认为中国银行业中“国有垄断”的主要成因是缺乏民营资本进入，这是缺乏实践根据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发股上市以后，民营资本就已经进入无碍了。有人强调，应准许民营资本直接进入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但如何进入？只有两条路：一是通过股市交易，购买上市银行的股份；二是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增发新股时购买。这两条路均无任何制度和机制方面的限制，只取决于民营资本有多少资本和以什么价格购买。因此，也谈不上民营资本不能进入银行业的问题。

　　强调打破中国银行业垄断的一个政策主张是，设立新的银行机构。但这就陷入了对垄断的认识和政策主张之间的论证矛盾。因为，如果银行业作为一个产业是垄断的，那么，民营银行（假定能够设立）一旦进入这个产业，其结果也就是加入垄断队伍，成为垄断的一员，从垄断中分取一杯羹，这并没有打破银行业的垄断。由此来看，“打破银行业垄断”的说法不过是项庄舞剑的再现。

　　由民营资本发起设立新的商业银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新设银行不像新设工商企业那样简单。近年来，提出的方案已有10多个（包括国有的和民营的，但以国有为多）。从这些方案来看，通常未解的难题有三：一是在现有银行业机构林立的条件下，如何证明存贷款等金融市场依然存在着短缺，从而有着设立新机构的必要性和业务空间？二是如何论证新设银行的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经营中盈亏平衡点的资产负债规模和实现这一规模的具体方案？三是一旦新设银行半路夭折，如何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和不给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新设民营银行，而在于如何论证新设银行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更不用说，在建设农村金融过程中，设立村镇银行得到政策上的鼓励，但迄今这方面的进展尚未达到监管部门的预期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设立民营银行的门是敞开的），因此，设立此类新银行依然有着政策空间。

　　从市场面看，中国银行业存在的真正问题不是“垄断”而是“卖方优势”，即在存款市场上存款人几乎处于无选择的境地、在贷款市场上借款人也处于几乎无选择的境地。这种市场格局可用“卖方市场”予以界定，但不是用反垄断、发展民营银行等所能解决的。

　　减少银行业收费

　　并非消解“垄断暴利”的正招

　　存贷款是中国银行业的主要业务内容。从资产看，存贷款所占比重超过了中国银行业负债的80%和资产的50%；从业务收入看，利差收入占到了中国银行业总收入的75%以上。2011年银行业1万多亿元利润中的80%左右来自于存贷款业务中的利差收入。因此，如果要弱化银行业的“垄断暴利”就从改变这种业务格局入手。但奇怪的是，相关人士却在银行的收费业务上大做文章。毫无疑问，如果银行业确实存在着乱收费、侵害消费者利益等情形，是应予以纠正和规范的。但这方面的监管和检查，属于日常性（或常规性）监管范畴，不论银行业是否存在“垄断暴利”都应进行。鉴此，不在银行业的存贷款利差上深究，却抓住“收费业务”做文章，即便不说文不对题，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10年以上，在国际比较中，中国银行业屡屡受到各方诟病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收费业务占总收入的比重过低，资产结构和利润结构中生息业务所占比重过高。为此，银行业努力开拓创新，推进资产负债结构和业务结构转型，使收入中的收费业务比重从2001年的不足10%逐步提高到如今20%左右。这种业务转型，不仅使得银行业通过金融创新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广大居民的要求，促进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成熟，而且缩小了中国银行业与发达国家银行业的差距，为中国银行业走出国门创造着条件。但如今在反对“垄断暴利”的名义下，有些人强调既要减少银行收费项目又要降低收费水平，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中国银行业的业务转型向何处去（同时，中国银行业的业务又如何与国际接轨）？

　　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好的服务是消费者的基本追求，为此，要求减少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水平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不在于消费者的理解，而在于收费是否合理。对那些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不论收费水平高低都是不能容忍的，都应取消；但对那些合理的收费项目，只要收费水平是相关各方可接受的，就很难用“高低”论之。从未来发展看，银行业的收费业务占资产、收入和利润的比重都将进一步提高，这既是中国金融体系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必然结果，银行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以“垄断暴利”为名，在收费业务上唤起舆论情绪，将给银行业的业务转型造成一个阻力更加严重的外部环境。

　　服务收费是银行业提供对应服务的交易价格。但在中国环境下，有关银行业收费的机制探讨常常呈现一种矛盾的状况：一方面从体制机制改革出发，政策取向主张按照市场机制由经营主体自主定价，通过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的多元竞争形成服务价格水平；另一方面，一些人又屡屡通过舆论和民众情绪来要求行政监管部门运用行政机制来界定银行业的收费科目和收费水平。由此，使得众多人对中国银行业服务定价的认识长期在“市场定价”和“行政定价”中摇摆。这种摇摆不定的状况，既不利于提高银行业的服务水平，鼓励银行之间的服务竞争，也不利于为银行业的市场机制发展提供所需的外部环境。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银行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仅需要明确在不违法违规的条件下银行服务应由市场定价的原则，而且需要社会各界在这方面的共识。

　　银行业需深化五项改革

　　2011年银行业的高利润，是多年来银行业深化改革、积极创新、开拓市场的结果，是银行业配合宏观经济主动调控要求的结果，但也暴露了中国银行业市场的长期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要改变这种走势，需要深化如下几方面的改革：

　　第一，加快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进程。2011年银行业的高利润主要通过高利差获得。高利差有利于抑制工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对于落实宏观调控目标有着积极意义。但这种高利差的一个主要背景是，货币政策方面对新增贷款的行政管控所引致的资金吃紧（且缺乏透明度）局面。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由央行直接决定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政府给企业定价在金融领域中的表现）和直接管控新增贷款的机制，形成由央行利率导向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并由此制约新增贷款数量的机制，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存贷款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为此，就要加快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第二，加快发展公司债券等金融产品。银行提高贷款利率而工商企业又不得不接受的主要成因是金融体系严重缺乏可供它们选择的融资工具。要打破银行业的卖方市场优势，必须给工商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的更多融资选择权。公司债券是基础性金融产品，也是贷款的主要替代品。大力发展公司债券，有利于扩大工商企业的融资选择范围。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改变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公司证券发行审批制，根据《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实行发行过程的注册制。

　　第三，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给城乡居民以选择权。2011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了34万亿元以上（当年新增额4万多亿元）。这实际上意味着城乡居民消费结余的资金，除了存款，已无多少选择余地。这是导致银行业利差上升的另一个主要方面。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通过金融创新，给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存款替代品，以减弱银行业在存款市场上的卖方优势（同时，扩展银行业提高收费业务比重的运作空间）。这些金融创新产品，既包括各种公司债券的衍生品、各种理财产品和各种证券组合产品，也包括各种新的金融服务。

　　第四，强化银行业监管。防范风险是银行业监管的一个基点。在监管中，既要防范银行业的业务活动中的各类风险，也要防范由这些业务活动带来的社会风险，还要防范因妨碍了体制机制改革给以行业发展带来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中，银行业不合理的业务活动和收费是必须坚决予以纠正的。但需要弄清的是，“合理”中的“理”为何道？符合行政要求之理可能不符合市场机制之理，因此，需要从推进市场机制形成角度考量如何强化银行业监管，并以此权衡相关监管取向和具体措施之间的关系。

　　第五，加快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步伐。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银行业市场就已成为国际市场，但受国内制度的特色规定，实际上，银行业市场国际化程度并不成熟。这对于要加入国际竞争的中国银行业来说，不能不说是“遗憾”。面对实体经济不断走出去的现实，如何建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操作团队，以服务于中资企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惨重损失证明了，缺乏中资金融机构服务的中资企业在抵御国际风险方面有着严重缺陷。为此，培养、训练和提高中资银行业的国际业务水平关系重大，而在国内市场中创造条件展开这些方面的业务活动，是一条代价较低之路。为此，需要借鉴国际市场要求，展开对银行业的各方面改革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