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消费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

　　从2008年起的未来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未来30年，中国将进入一个“第二次转型、第二次改革”的历史阶段。这个“未来30年”将是一个城市化的时代，是消费主导的时代，是低碳经济的时代，是公共产品短缺的时代，是政府需要转型的时代。

　　整个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将从“生存型” 阶段走向“发展型” 阶段，从满足私人产品的需求进入到满足公共产品需求，从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

　　第二次转型的实质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社会需求的转型，政府的转型。第二次改革的实质就是推进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的结构性改革。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构建消费大国。而要做到这些，“十二五”的五年是关键，改革的高层次协调和顶层设计最为重要。

　　当前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国家未来5年、10年、20年到底往哪里走？会走得怎么样？今天，我把我的观点谈一谈，和大家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我主要跟大家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处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第二个问题，我们往哪里转？第三个问题，能不能转型成功，条件何在？

　　外部市场的变化、投资消费失衡和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三者融合在一起，可以判断出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最重要的三五年。

　　■走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

　　今年两会热议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怎样理解7.5%的经济预期目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博鳌亚洲论坛举办专题研讨，都在关注为什么中国要坚持7.5%的增长，中国未来几年的增长前景到底如何？为什么7.5%的经济预期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我想这涉及两个基本性的判断。

　　一个基本性的判断就是，由今年的7.5%引起大家对明年乃至未来三五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思考。会不会继续下降？有说法会“降到 7%”，甚至更悲观一点的说法是降到7%以下。同时也有与之相反的、积极的说法。那么中国未来几年经济前景到底怎么样？

　　第二个基本性判断，最重要的是当前，尤其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转型的最关键时期？是不是到了转弯点？

　　按理说，7.5%应该是去年开始讨论的话题。为何一年多以后才把这个问题引出来了？那是因为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正处于发展过程中一个转弯的关键时期。开始要转弯，不转弯就要出问题；转弯的时候如果速度太快也要出毛病。这是目前从上到下都普遍意识到的问题。

　　在经历这个转弯的时候要考虑些什么呢？那就是要考虑短期和中长期怎么结合的问题。比如今年的目标是7.5%，那么 “十二五”期间能不能保持住这个目标呢？第二，转弯以后，未来10年左右增长会不会有一个好的前景？第三，转弯重点在于转型，就是中央所说的调结构，求效益。

　　我们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首先是外部形势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去年开始的欧债危机，导致我们不能再依靠出口。东莞仅剩的几家鞋厂，今年恐怕也面临转移的问题。外部市场的变化，是我们转弯的直接原因。目前看来，欧美市场的萎缩，至少是一个中长期趋势，是转弯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估计不足。现实经济生活当中我们的矛盾问题很多，突出一条就是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我们有些工业产品过剩的情况已经出现，甚至有些行业存在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消费率明显降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率。

　　在外部市场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国内的消费率又降到了历史最低点，那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所以，应当说我们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投资消费的问题如果要开快车，就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第三个原因就是需求结构变了。二三十年前，大家的需求是吃饭穿衣的问题，就是温饱问题。今天变成什么了呢？我们这个社会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以温饱为重点的生存性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进入本世纪，尤其2003年非典以后，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就业等公共产品短缺问题突出了。

　　所以说外部市场的变化、经济生活中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问题和由公共产品短缺带来的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三者融合在一起，我们国家从现在开始的确正处在经济转型最重要的三五年。

　　我们选择走向消费这个主导，但美国消费到了今天，也出了大毛病，为什么我们还要学呢？

　　■走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那么，我们往哪里转？往消费主导的方向转！我们大家看到国家从“十二五”规划，到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尤其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清楚地谈到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它也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从整个社会来看，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我国目前经济正处在增长的关键时期，消费能拉动增长吗？另一种看法，我们选择走向消费这个主导，但美国消费到了今天，也出了大毛病，为什么我们还要学呢？其实美国的消费率是80%左右，而中国的消费率才40%多，还不到50%，远远谈不上过度消费的问题，我们现在谈的是消费如何释放。中国如果走向消费大国实行消费主导，对未来世界经济增长将作出巨大的贡献。

　　为什么说消费主导是一个大战略？消费主导或者走向消费主导的确是一个大战略。为什么是一个大战略？我用了“三个决定”阐述。

　　第一， 决定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

　　它决定我国未来5年、10年、20年经济增长的前景。我们的经济增长正处在一个上升的渠道，需求结构正处在一个提升的阶段，需求结构在提升阶段会对经济的增长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欧美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财政危机，实质上是需求问题。如果我们保持投资出口不变，消费率一直上不去，尽管未来两三年甚至三五年有可能达到8%，但是中长期肯定会出大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

　　第二，决定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国家消费结构变化以后，我们最需要的是现代服务业，比如消费型金融、高科技产品以及日常生活中物美价廉的产品。在消费主导下或者在消费的拉动下，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才有一个内在的动力，产品出来以后才会有很大的市场消费空间。中国农村消费市场，将是未来世界消费版图的最大亮点。也就是说，当中国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大体接近城市平均消费的60%-80%的时候，中国的消费市场将成倍增加。所以，经济结构调整，科学技术是关键，但是起基础作用的仍在于消费结构变化引发的市场需求的变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推动力，是基础。

　　第三，决定公平发展程度。

　　什么是最基本的公平？消费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有一个问题，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平衡是宏观经济当中的三个主要的方面。应当说投资、出口、消费三者的平衡的确是宏观经济中的三个最重要的关系，但是投资、出口、消费的平衡是短期消费的工具，而消费增长、消费驱动是基础，是基本，是长期政策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实现公平增长，很大程度上就要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起点。

　　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我们太重要了。如果我们国内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和法律保障都有了，建立在一定水平上了，那么，老百姓就敢于消费，就有一个良好的消费预期。

　　■走向消费主导的有利条件

　　走向消费主导的条件，一是我们城市化的发展空间相当大。消费的载体是城市，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等于3.5个农村居民的消费，城市化、城镇化是中国拉动消费的最大潜力。改革开放30年，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47%，大概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估计至少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到了“十二五”，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开始接近60% ，到2020年城市化率大概接近65%。所以，未来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至少有15个百分点。年均1.2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这对拉动我们的消费率多么重要！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城镇化未来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第二个条件，中国未来10年还有15%-20%的服务业发展空间。未来10年，如果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到位的话，那么服务业至少有15个百分点的提升。服务业是拉动消费的主要产业，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的消费增长有直接的拉动作用。

　　第三就是消费的条件在哪里？老百姓要敢消费。国外人敢当期消费，为什么呢？因为有安全的社会保障网，不为未来担心。我们现在敢吗？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甘肃的一个农村,那个村子有100多户，有一个村民互助公约。这个公约就是不管谁，只要看病花两万块钱就不能再治了，所有人签字。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签这个字呢？大家讲，在我们这个地方看病花两万块钱等于把四到五户的亲友都借贫穷了。所以，大家不管有病没病的共同定一个条约，就是你到了两万块钱不能再看病了。我借这个例子，在中改院里面讲，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我们太重要了。如果我们国内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和法律保障都有了，建立在一定水平上了，那么，老百姓就敢于消费，就有一个良好的消费预期。还好，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基本覆盖全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救济制度。虽然水平还有待提高，但我相信将会对拉动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有转型的时期。短期投资很重要，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改变投资结构，我们在有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已经是超前的。比如说，我们金融危机期间计划2万亿投资建设高铁，高铁这个投资往哪里投？是跟老百姓消费需求相一致的投资，比如说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这种投资有强大的消费需求。

　　今天要走向消费主导，只有老百姓收入能够比较快地增长起来，才能够由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来拉动消费水平。

　　■走向消费主导的最基本前提是收入分配改革

　　我们要走向消费主导，多方面的改革很重要，收入分配改革要破题；国有资本战略重组要破题；政府转型要破题。

　　解决现在收入分配的问题，首先是要对收入分配的现状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目前我国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缓解，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城乡差距比较突出；行业收入差距仍然十分突出。

　　其次，造成今天贫富差距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那么原因是什么呢？讲根本原因，第一条就是增长方式的矛盾和问题。

　　改革开放34年，GDP的增长快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成倍快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这些年，尤其本世纪以来国有资本的利润增长远快于社会资本的增长。经过5年的时间，经营型国有资产从23万亿到了54万亿，去年则接近55万亿，5年增加了一倍。今天要走向消费主导，只有老百姓收入能够比较快地增长起来，才能够由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来拉动消费水平；由消费水平的增加带动整个社会生产能力的释放，而后真正走到民富国强。

　　还有，增长方式需要改变。比如说，现在的基础设施，10年前我们每投一块钱的效益是3.7元，现在是每投一块效益是多少？1.7元！更何况现在是过剩危机。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改变。

　　第二条就是这些年的改革，由于多种因素，利益关系失衡，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财政集中度很高，行业差距很大，城乡差距依然比较突出，这是明显的利益关系失衡。在利益关系失衡的突出矛盾下面，有三个不可避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不可避免；投资消费失衡不可避免；权力运行与权力约束失衡不可避免。

　　那么，怎么改？要有一个消费主导目标的确立。从去年两会到今年两会我就建议一条，我说应当把消费率作为政府工作的约束性目标，把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活力、基础和消费联系在一起，把能不能够提高消费率作为政府的约束性目标。我们总要有目标的，我的看法是我们到“十二五”结束的时候，2016年应该初步实现消费主导。

　　为此，第一是初次分配。劳动者的报酬要有一个逐步的提高。企业要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的技术结构水平根本的问题在于劳动力的素质。一方面我们看到劳动报酬的提高是给企业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正是劳动报酬的提高成为中国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拐点。我认为现在急需解决就是劳动报酬的协商制度。报酬高不高、合不合理，谁说了算呢，不是政府说了算，不是企业老板说了算，应当是劳资双方谈判的结果。二就是再分配，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再分配。我们现在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制度公平，制度统一，低水平、广覆盖。三是收入分配调节。收入分配调节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收入分配调节的前提基础在哪里？财产收入要有透明度，这样收入分配调节才有一个前提基础。

　　国有资本是我们大家的，是要为全民所用，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所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追求的应该是公益性。

　　■走向消费主导的保障是国企的公益性

　　第二是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和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其关键在国有资本。对于国有资本，大概有两个基本的主张。一个主张要缩减国有企业总量，甚至有的提出国有企业私有化。另一个则认为，搞市场经济为什么国有企业就不能追求利润呢？哪里有利润国有资本就往哪里去。

　　对这两个观点我都不赞同。国有资本是我们大家的，是要为全民所用，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所用。所以，我今年另一个提案就是以建议公益性为目标，调整优化国有资本控制。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追求的应该是公益性。

　　我们国有资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一是公益性比较缺少，第二是收租分红比例太低。比如，我们的保障性住房缺少大量的资金，但是这两年的时间证明，相当一部分国有资本投入到一般性住房里面去了。对单个国有企业来说利润增加了，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讲，拉大了房地产价格，使得老百姓改善性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的释放。收租分红比例太低，国有企业利润上交，我们是5%-15%，平均起来不到10%。

　　在这两个突出问题下，我们怎么样加大它的公益性？我想第一步能不能把经营性的国有资本和公益性的国有资本公开，能不能把20%-30%的国有资本纳入公益性。比如说，保障性住房，比如说教育的问题。这些利润很低，但是对拉动全民消费起特殊作用。第二，逐步增大国有资本公益性比重。我们能不能有一个计划，5年中一半左右的国有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至少要有一个国有资本战略调整的计划。第三，收租分红比例，我们用5年时间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能不能做到？如果收租分红的比例能够做到，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障基金就有保障了。如果国有企业未来每年提高收租分红的比例，用5年时间达到20%-25%，我们社会保障的基金，特别是养老基金就从这里面来，就达到全民共享了。

　　这样的国有资本调整，第一符合国情。我们既不搞私有化，也不搞国有资本完全进入竞争领域。第二符合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符合老百姓的公共需求，对人民有利，对整个转变发展方式有利。

　　国人跑到德国机场买奶粉带回北京，如果我们把奶粉的消费市场、消费质量抓好了，企业的生产就上去了，我们的消费就释放出来了。

　　■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是政府转型

　　最后一个大前提，政府转型。我们整个的经济方式转变，收入改革也好，国有资本改革也好，关键都取决于政府。有三件事很关键。第一要不要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来实现政府转型？这些年政府的口号是“以经济为中心”。而到了今天，全社会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要求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把经济性、社会性、制度性的公共服务做好了，保障全社会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大前提。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前两天到南非，和我一个团的女孩子到了德国机场的时候买了很多奶粉，然后带回去。我说你干什么？她说好几个人叫她帮买奶粉。你说我们国内的奶粉卖不出去，却跑到德国在机场里买奶粉带到北京。如果我们把奶粉的消费市场、消费质量抓好了，企业的生产就上去了，我们的消费就释放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在经济社会领域是坚持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市场，还是坚持市场主导下有效的政府？如果坚持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市场，那么行政会取代市场，经济效率、经济活力就可能受到严重的抑制。市场需要政府，政府干预市场，干预的目的是使市场更规范，更有秩序地发展，发挥市场应有的作用，而不是取代市场。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强化政府的公共利益？政府应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而不能去追求部门利益，损害公共利益。此外，还包括税收的改革、干部选拔机制的改革。未来它的主要矛盾是要强化政府的公共利益，来建设以公共服务为保障的中央地方关系。

　　我们要走向消费主导，多方面的改革很重要，重要的三大项，收入分配改革要破题；国有资本战略重组要破题；政府转型要破题。

　　最后我讲两点结论：

　　第一是对走向消费主导的转向的结论：着眼于我国中长期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尽快扭转投资消费失衡，形成消费主导的新格局。这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的战略选择；既是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二个结论，消费主导的转型改革，是一次转型改革的再突破，既跟第一次转型改革相联系，但是又有新的重要特点。以公平可持续为目标，以消费为主导，以结构调整为动力，以协调利益关系为主线，这是二次转型二次改革。它的重点任务有五个方面：“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如果在这五个方面有实质性突破的话，那么未来5年、10年、20年，中国就会发生巨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1951年生，山东蓬莱人。中国改革重要智囊，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提出过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观点，如：国有资产市场化、土地承包30年不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改革应对危机、民富优先、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