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安乐：为何哈佛1957届里没诞生富豪？

　　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上榜“候选人”那些注定成为亿万富豪的孩子们亿万富豪助战罗姆尼，好莱坞力挺奥巴马我们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经历过二战时期的各种物质短缺及牺牲。当我们在1953年秋季进入哈佛大学时，担任美国总统的是艾森豪威尔，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刚刚收复了其在1929年至1932年期间丢掉的失地；这个由诸如AT&T、通用汽车及IBM等美国30家主要公司股票组成的指数在我们于1957年毕业前上涨了近90％。我们有幸在美国工业繁荣的起始阶段步入成年，而美国工业繁荣不仅促使股价节节攀高，而且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先服完兵役然后再去读研，这给我们的职业选择增加了一个服兵役及成熟的层次。显然，哈佛大学的大部分1957届毕业生之后回到学校攻读更高层次的学位——医学博士、法学士、工商管理硕士、博士，因为我们这届毕业生大多数所从事的专业都是学术界或者医学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两者兼有，也就是说“医学学术界”）的某个领域，其中包括正在不断发展中的精神病学专业。我不认识爱德华·罗尔德（Edward J. Rolde），他获得了五个学位，而且都是从哈佛大学获得的：经济学学士、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理学硕士及理学博士、行政专业研究证书。他总计在哈佛医学院及公共卫生学院读了30年的书。读了这么多的书，真是令人钦佩。

　　但是，与如今最惊人的差别是，我们那届毕业生当中只有9％的人进入了金融行业，比进入企业管理的人要少。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自以为“宇宙主宰”的华尔街人物，甚至就连成为亿万富豪的想法对于我们来说也如此陌生。

　　与HBO有线电视频道的连续剧《广告狂人》（Mad Men）所描写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广告黄金时代残酷竞争的广告界从业人员不同，我们都是慎重而认真的一类人，而且非常信守婚姻，仍处于已婚状态的人当中有72％从未曾离过婚。他们不需要支付离婚赡养费及子女抚养费，因而他们的钱财不会被这类开销榨干。事实上，在接受《红皮书》（Red Book）杂志调查的1957届毕业生当中，有84％认为自己“对自己的总体财务状况感到满意，而在11％还没有退休的人当中，对自己总体财务状况感到满意的比例提升到94％。”（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计划永远不退休，除非健康状况迫使我不得不退休。）

　　对这种安逸感可以做出的一个解释是，我们这届毕业生当中有许多（在受访者中占有三分之一）在专业成就方面达到了比自己预期还要高的水平。只有19％（或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但愿能“对自己生活及工作中的许多决定进行重大改变。”我的朋友约翰·拉特（John Ratte）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曾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任教，后来在卢米斯查菲学校（Loomis Chafee School）担任了20年的校长。他五年前曾援引美国已故神学家兼牧师彼得·戈梅斯（Peter Gomes）的话告诫我们：“当心妒忌及后悔这对孪生窃贼，他们试图抢夺我们的过去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