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硅谷创新的灵魂

　　算上惠普公司的收入，1988年和1996年斯坦福创业企业的收入占硅谷总收入的60%。如果不算惠普这个该地区最大的公司，则比例为50%。作为一个大学，斯坦福创业企业收入能达到整个地区这样高的比例，足以说明斯坦福大学在硅谷发展中所起到的所用。

　　而这还是仅仅限于“斯坦福创业企业”，1984年～1996年任职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的詹姆斯·吉本斯给“斯坦福创业企业”下了明确的界定，“斯坦福创业企业是指首批产品的技术和多数创始人都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企业”，如果算上相关人员、科研成果、基础研究的贡献……

　　对比同样在科技研究层面出色的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学院，同样是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依托的波士顿128公路，都远不如他们在西海岸的竞争对手——在斯坦福大学的牵头下，硅谷地区聚集了上万家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其中人数不超过50人的创业公司占据了总数的80%；在吸收资金层面，小小的硅谷吸引着全球超过60%的风投资金。

　　喜欢把东海岸的资金结合到西部硅谷技术成果上的泛伟律师事务所(Fenwick & West)董事长戈登·戴维森就评价，美国东海岸的人偏于保守，通常跳槽不多，害怕事业失败，也不太敢辞职创业。那里的银行也缺乏冒险精神，更多希望通过贷款获得稳定的利息，不敢从事成功概率较低的风险投资。

　　斯坦福提供的不仅是庞大的创业人才队伍，这其中更关键的是斯坦福对于知识的态度，他没有哈佛、耶鲁的原生宗教性和传统的束缚——在加州前州长老利兰·斯坦福创立之初，他就要创办一所完全不同于东部长春藤联盟的大学，一个没有宗教派系之争、重实用技术、培养有教养且有用公民的大学。

　　斯坦福就强调，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存在、发展，关键是能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需求。斯坦福大学遵循科学研究不仅要与知识创新相结合，而且要与社会需求和发展相结合的办学理念，从社会经济效益出发探索科学。

　　斯坦福认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价值诉求就是为了社会受益，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校的价值体现就在于培养知识水准一流的学生，发现或发明一流的科学技术、创造或实现一流的财富。

　　在今天，源于科技创新的知识资本早已取代自然经济时代的土地、劳动力和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资料和管理等经济要素，成为生产的第一要素。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美国早在80 年代，其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高达60 %～80 % ，90 年代甚至达到了90 %。

　　在《新工业国》一书中，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称，未来将是科技精英的社会，资本将丧失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的低位，而现代生产所需的专门知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家将成为“正在消失的形象”。

　　加尔布雷斯甚至断言，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之间的矛盾。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则似乎更加肯定，在后工业社会之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阶级将会取代以财产为基础的阶级成为社会之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硅谷模式在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但始终不可复制，至少到今天，无论是波士顿的128公路、剑桥的剑桥高科技园区、台湾的新竹，还是爱尔兰、班加罗尔或者中国大陆各种“谷”地，还没有一个能够取代硅谷的地位。

　　校园可以被复制，甚至理念也可以被学习，但斯坦福大学的知识生态无可复制，“工程师造就硅谷，斯坦福造就工程师”，这句话就形象地说明了斯坦福产学研一体化的文化氛围和办学模式。硅谷之中大量企业云集就是因为存在一种氛围，一种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人们面对面交流频繁的富有活力的知识生态：这里是一个对技术有着宗教般虔诚的社区，大量的怀揣博士学位的人们，形成了一支频繁流动的高水平劳动力队伍，并造就了一种在高风险中求得回报的文化，一种共同体的合作精神，一个竞争的开发和投资环境；另外还有大学之间的互动，人们对高质量物质生活的追求，政府的介入、特别是对研究的大力扶持，以及各种专门事务部门（比如律师事务所）的完善。在此，“每一件事情都是围绕研究而被组织起来的”。

　　对硅谷历史曾有过专门研究的科学史学者蒂姆·伦奥尔认为，如果说在1955年以前，是斯坦福影响了硅谷和塑造了硅谷，那么1955年后，斯坦福与硅谷之间就是一种盘根错节、相互交缠的关系，硅谷也在塑造着斯坦福。（注：那一年，贝尔实验室的斯坦福毕业生，诺贝尔奖获得者肖克利回到硅谷创立了自己的半导体实验室，其后中间八人出走创办了“仙童”公司，硅谷真正开启动了它作为世界电子技术摇篮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