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
2050年当我72岁的时候，环顾四周，与我一样进入老龄(60岁以上)阶段的同胞已占到中国人口的34%左右，据测算有4.4亿之多。在2012年的当下，当我作为中年人时，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为75岁，理论上我们这一代人平均需要负担退休一代10多年。按照目前覆盖中国2
亿多人的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来算，我和其他劳动力平均每3人赡养一个退休人口。而到了我老年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5岁，很可能不足两个劳动力赡养一个老年人，工作一代需要负担退休一代20多年，所以，那时我一定比我的父辈晚退休。
遥想到我老年时，在经历了人口高峰期和劳动力高峰期，习惯了与同龄人争抢着重点学校名额、高考成绩、工作机会，以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继续帮助她竞争名校资格、医疗资源甚至相亲机会中度过大半生的我，忍不住会问：年老时我还需要拼争我的养老金吗?我既希望自己晚年物质富足，和老伴一起表面上衣着朴素地背包游天下，碰到年轻时觉得奢侈的心爱酒店，能够掏出票子毫不心疼地住上几晚。那时候“钱”对我们就仅仅意味着“钱”，一种货币计量方式而已。可是我又害怕和我女儿一样的工作一代，被我们这些老年人口“剥削”得太过厉害。当然，前提是咱们的养老保险制度那时依旧有效地运转，能够保障老年人顺利兑现自己的“索取权”。
当我向社保专家请教这个问题时，有的专家告诉我，那时候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和少子高龄化现象并存，如果维持现在的退休年龄，结果必定是代际之间的负担越来越不公和根本不可持续。另外的专家告诉我，一个有效的体制是不用个人担心这些问题的，养老金的收益会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甚至是通货膨胀指数挂钩，个人能够非常清楚预期到自己退休时的收入水平。
我更希望感性地体会到个人与养老制度之间的关系。按照我的浅显理解，我国目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对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来说，大家就好比持续往一个共同的储蓄罐中放钱。到了退休那一刻，就是这个人可以将这个储蓄罐非常干脆地砸向地面、从里边取钱的时刻。如果是基金累积制，每人所缴养老费用在自己的账户名下，年轻时为自己的老年攒下资本。从经济学上来讲，每个个体都假设是理性的和厌恶风险的，只要缴费的净成本不超过他确定的未来收益，人们就愿意为养老保险缴费。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寿命有多长，个体依赖于制度上的保障来消除自己的长寿风险。
于是当养老由个人算计上升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时，养老保险制度是基于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或几代人群体性老年风险的分摊，而不完全按照个体所费与所得来算账。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在于，将个体不确定的养老风险通过稳定的制度安排来化解。只是细究我们的养老制度形成过程，在不同时期的碎片化使得养老问题变得复杂。当我们以家庭为单位来看待不同时期、不同体制内养老收入的差别时，这种碎片化和不公正就更加明显。大家没有按一样的方式往养老金池子里边交钱，也没有按一样的方式从里边取钱，参保人对制度的预期就缺乏安全感。
当社会的长寿风险越来越加剧，每个人都难以回避自己的养老问题。在我们所采访的不同个案里，靠房子养老几乎成为中年人的共同打算在自己不同的老龄阶段一套套地卖掉奋斗时攒下的房子，换取体面的老年生活。于是估计在我年老时，一群群准备到东南亚的低成本国家度假定居的中国老人，纷纷挂出自己的卖房告示，将不动产变现来最后享受一把。原来，到我老年时，我还要和同龄人竞争卖房子。这样的情景既让人欣慰于中国人靠着房子增值，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又哀叹于当人们对制度信心不足时，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可以信赖的首选。既然我们正在每月认认真真地缴纳自己的养老保险，我们非常害怕被社会保障制度所抛弃，那么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向当下的养老制度要保障，在主张个人权利的同时，完善漏洞不断显现的现行制度，要求一个公平独立的养老保险体系。
养老金的家庭角色
养老金在一个家庭里的角色，不仅关乎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还直接影响代际成员之间的资源与情感分配。我们从北京、长春和濮阳各选取一个普通的城市之家作为观察样本，探讨不同群体对养老金制度的不同期许。他们有的受惠于体制，有的被体制所遗弃，虽然故事平淡，但却真实地展现了个体命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北京，体制变化中的焦虑
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产假上班了，刚刚做妈妈的北京姑娘蔡璇，还有点儿舍不得5个月大的宝宝。她在一家外企上班，公司属于世界500强，福利不错，休产假也能拿到全薪。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以前从来没想过的养老问题也开始引起她的关注。
这是个典型的“421”结构的家庭。57岁的蔡妈妈最早在红都制衣厂上班，后来去了纺织科学研究所，虽然仍然在一线做生产工人，但单位性质却从以前的国企变成了事业性质。2005年，蔡妈妈满50周岁，正式退休。那一年正赶上纺科所改制，以前的事业性质变成了企业性质，需要从工资中缴纳养老保险。“以前的养老保险都是单位给交，所以当时很多人有意见。”可是，现在回头看，蔡妈妈又算赶上了政策的好时候。也就是从她退休那年开始，国家连续7年提高企业职工的退休金标准。她的退休金，从当初的1700元，到现在已经涨到3000元。而比她早一年退休的工友们，却仍然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领取，1600元，被企业标准远远抛在后面，直到前两年他们不断去市政府反映，才涨了一些。
相比蔡妈妈在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不断轮转，蔡爸爸要稳定得多。他1969年参加工作，在市审计局上班，属于政府公务员。但实际上，他从1993年开始就在审计局办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那时候流行政府部门办企业创收，业务量不大，最初每个月工资只有200元。蔡爸爸告诉我们，到1999年，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留在马上要改制成企业性质的会计事务所，要么就办理退休，因为工龄已经满30年。最后，蔡爸爸选择了后者，退休金800元，与上班时的1000元工资相差不大。公务员的退休金也在连年上调，到现在他每月能拿到4000元，“比企业单位更有保障”。
领退休金的家庭成员还有蔡璇的公公。他从首都汽车集团公司退休，属于国有企业性质，退休金也能有3000元。可是，不幸的是，2004年，她婆婆查出患有鼻咽癌。蔡婆婆以前在朝阳印刷厂上班，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单位效益不好，退休金也没多少。自从患病，两口子的退休金就变得杯水车薪，虽然她有医保，但对于这种大病来说，很多治疗项目仍属于自费。直到2007年蔡婆婆去世，为了给妻子治病，蔡公公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医保，是观察养老金制度时绕不过去的话题，医疗费用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消费支出。
如果算上蔡璇的姥姥，这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蔡姥姥今年已经86岁，她是上世纪50年代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支援新中国建设的一员，在国棉一厂做纺织工人一直到退休。在那一辈人心中，只要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基本就意味着一生无忧。“看病不花钱，单位包揽一切，连洗澡都不花钱，终生有保障。”蔡妈妈对那个年代记忆格外深，她和弟弟妹妹的童年就是挤在一处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度过的。
蔡姥姥的退休金，也属于企业标准，从当初每月60元涨到了现在的3000元，可硬币的另一面是，她的年龄也从50岁变成了86岁，看病问题开始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她患有老年痴呆症，身边离不开人照顾，到了药不离身的年纪。按照北京的医保报销标准，退休职工每年有2万元的门诊药费报销额度，只有住院才能享受大病报销。“‘以药养医’的局面越改越严重，老太太今年到现在已经花了1.4万元药费，2万元的标准根本不够。”蔡妈妈精打细算，能精确说出一片普通降压药的价格变化。作为家里的老大，她从年轻时就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母亲的退休金也由她来管理，现在已经不能自给自足，她告诉记者：“盼着我身体好还能照顾老太太，否则请保姆陪护，现在都要每月3000元。”
表面上看，这个传统的“421”家庭，现在正处在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老人们都有退休金，而且现在身体状况还能应付。蔡璇的丈夫，200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刚成立的中国联通公司，幸运地获得了正式员工的身份，小两口的收入只需要为孩子的将来做准备。可是，一直跟财务工作打交道的蔡爸爸却开始为未来担心：“老一辈人受了一辈子苦，大多数人还没赶上好政策就离世了;我们这一代算是赶上了政策的末班车，可是下一代怎么办?照现在的物价上涨水平，他们现在交的这点养老保险，到几十年后还能养活自己吗?”
蔡爸爸所说的“政策末班车”就是福利分房，这是这个家庭的基础，“如果没分房子，真不知道孩子们怎么办”。现在一大家人所住的房子位于东四环外，是蔡妈妈的单位于2007年分配的福利房，126平方米的房子，其中有70平方米可以享受4000元/平方米的福利价，总价也不过70万元，若按照现在的市场价计算，已经超过300万元。“我们不吃不喝一辈子能挣300万吗?”连事业正处在上升期的蔡璇都开始怀疑未来。在有孩子之前，她跟老公过着还算逍遥的小日子，出国旅旅游，去香港购购物，偶尔买点小名牌，“老公喜欢GStar的裤子，2000多元一条，那时候觉得没什么，可自从有了小宝宝，他就不买了”。她和老公将来的目标是移民加拿大，“也是为了人家的社会福利”。
飞涨的物价，抵消了退休金连年上调的效果。蔡妈妈的退休金刚够负担一家人的日常开销，虽然附近有很多超市，但她仍然坚持去农贸市场采购。每一种蔬菜的价格涨跌，以及市场和超市的价差，她都了如指掌。每周至少有两个早晨，蔡妈妈天亮就出门，骑20分钟的自行车，穿过尘土飞扬的车流，“像个战士一样”去带回一家人的食物。蔡爸爸早在蔡璇14岁那年就为她买了一份商业保险，名字叫“为了明天”，“只是买份心理保障”。他的退休金，除了负担物业费等大项支出，结余的用来投资纪念金币，“希望能给孩子留下点保值的东西”。才29岁的蔡璇甚至感慨于墓地的价格：“1996年爷爷奶奶去世时3000元，2001年姥爷去世就涨到1万多元，而2007年婆婆去世时要2万多元，同一个墓园，同样的面积。”虽然小宝宝只有5个月，可蔡爸爸已经开始为孙子上学的事儿做准备。他刚刚去旁边的一所小学打听情况，一年的赞助费至少5000元，即便是最普通的公立幼儿园，每月也要1000多元，还得提前两年排队。
更大的焦虑来自对未来政策的不稳定预期，从祖辈到父辈再到蔡璇以及他的小宝宝，看上去与体制的距离越来越远。老辈人已经习惯了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作为体制中人，他们是政策的受益者，可是，政策的变化也让他们一次次体验到个体命运的无常。蔡妈妈赶上了事业单位改企业，蔡爸爸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选择了后者，蔡璇的大姨是天然气公司的退休职工，二姨也是从审计局退休，只有舅舅是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自由创业者。他做过几年大学老师，调到国旅公司后没几年，就跟同学合伙创办了一家做钢材销售的公司。现在，舅舅反倒成了这个大家庭中的财务加油站，姐妹们遇到买房子、看大病这样的事儿，都是舅舅提供财务支持，有的要还，有的干脆就算帮忙。“以前觉得有保障的工作，一旦遇到点事儿，才发现那些保障都无力负担。”蔡爸爸现在每天坚持走700步锻炼身体，他告诉我们：“我只有健康地活着，才能不拖孩子们的后腿。如果养老只能靠做生意存一大笔钱才能有安全感，那也太悲哀了，毕竟，这个社会能做生意挣大钱的是极少数人。”
长春，被遗弃的工人之家
相比蔡家对未来体制变动的焦虑，长春的马大爷一家还在为眼下的生活焦虑，因为退休金就是这个工人之家的经济支柱。
马大爷名叫马怀春，70多岁了仍然身体硬朗，1.8米多的大个子还没驼背，说话声如洪钟。1996年退休的时候，他是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长春机车厂的开发处处长，也是在这一年，机车厂的主打产品蒸汽机车开始淘汰，工厂效益急剧下滑，到第二年，所有工人只能发出每月300多元的工资。这意味着什么呢?只需要看看马大爷家的成员结构就知道了。马大爷有3个孩子，大女儿和大儿媳妇都在机车厂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机车厂的生产车间，小儿媳在客车厂劳动服务公司。第二代六位家庭成员，全部都是工人，而且已经各自成家，大女儿和大儿子家还都有了小孩。马大爷当时的退休金是每月780元，他一下子成了家里收入最高的人。
从1998到2010年，整整13年时间，孩子们的月工资一直徘徊在三四百元。“最高的一个月领了520元。”大儿子马二对这个数字记得很清楚，“有时候冬天发300多块，连取暖费都交不起。”对于取暖时间长达7个月的长春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马大爷于是和从制药厂退休的老伴儿，承担起了孩子们的生活后盾。大女儿马丽从小就持家，她告诉我们，那10年里，每天中午和晚上下了班，都要赶紧去买菜，然后去父母家做饭，等着弟弟们一家来吃饭。“如果没有爸妈的退休金，不知道那些年我们怎么过，有朋友开玩笑说你们这当孩子的很孝顺啊，每天都去看望爸妈，想想心里也不好受。”现在说起来，马二依旧鼻子酸酸的。
马大爷工作的那个年代，工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和追捧的职业。他19岁就进工厂当学徒，因为脑子聪明又肯吃苦，很快提拔成干部。“那时候待遇主要是看分多少粮票，当干部的待遇还不如工人。”“文革”期间，马大爷曾被借调到公安局搞预审工作，可是干了6年，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又回到了工厂。“当时的警察队伍素质普遍不高，还是觉得回工厂有前途。”但命运弄人，体制一变，地位就翻了个。当时，有的工人身体不好，调去学校看大门，现在退休了反而能按照教师标准拿4000多元退休金;也有学校里表现好的校长，调到工厂里当中层干部，现在只能按照企业标准拿不到2000元退休金。
自小受父亲的影响，三个孩子长大后也都进工厂。“从小身边的所有人都是工人，不当工人的话，也没想过要干别的。”马丽16岁职业高中毕业后就进厂，做了十几年的电焊工。“现在后悔当了工人，可当年是顺理成章啊。”马二趁着午休的时间匆匆赶来与我们见面，工作服上沾满了油渍，他所在的运输部门专门负责厂区内部的材料运输，现在实行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0多个人中46岁的他都算年轻的。可是，总共只有两部小货车，要走出工厂去社会上与运输公司搞竞争，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都没有竞争力。他坦言现在就是盼着早一天退休。“退休金和现在的工资差不多，在工厂里待久了，外面的市场经济什么样都不了解，也没什么技术，只能一路走到黑。”
相比来说，小儿子马三年轻时候算“不怎么听话”的。他初中毕业去当了3年多兵，回来后也有机会去公安局上班，甚至还下海做过几年生意。“那时候钱好挣，也赚了不少钱，但年轻爱玩，不知道攒钱。”他一边串着烤肉串，一边向我们感慨命运。后来，在父亲的建议下，还是选择回到机车厂上班。一年多以前，在旁边小区租下一间居民楼一楼的房子，开了家小烧烤店，主要由下岗的妻子打理，马三只要不上班就过来帮忙，晚上常常忙活到凌晨两三点。房子很小很破，只摆得下6张小桌子。马三算了一笔账，每月租金1400元，还请了个烧烤师傅，每月工资3500元，算上水电费等各项开支，1万元的月营业额才能保本。为了避免各个政府部门来收钱，干脆连招牌都没挂，只能靠熟客支撑。
房子是这个家庭从体制中获得的唯一感到欣慰的补偿，虽然小，但总算有个家。可是，说到这个问题，语调平和的马大爷却激动起来，因为两年前，他也做了一回钉子户。正在修建中的地铁线从他以前的小区旁边经过，虽然自己的房子并不影响工程建设，但开发商为了提升地块价值，决定要把周围的老楼全部拆除重建，“从6层变成26层”。按照补偿协议的规定，马大爷可以同等面积置换，也可以按照每平方米3500元获得货币补偿。考虑到房价已经涨到4500元/平方米，大多数人都选择要房不要钱，可是过渡期的搬家费和房租补贴都少得可怜。马大爷带领同楼的人抵抗了一段时间，从最初三四十户，到后来只剩下两户，大冬天地被断水断电，最后也只好败下阵来。经过这次风波，马大爷说他作为一个老党员都凉透了心。
退休后，马大爷一刻也没闲着，他好几年在大连等地打工，在木制品加工行业从零学起，好不容易自己攒了点积蓄，可又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2007年夏天，女儿马丽查出患有白血病。“当时在医院，天那么热，大汗淋漓，可我就冷得不行，明明是大晴天，可我看到的天总是灰蒙蒙的，走在路上，擦肩而过的人也都沉闷着脸。”马大爷形容知道女儿病情那一刻的心情。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当全家人还在为化疗而愁苦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开导大家的却是这个坚强的七旬老人。“我告诉他们，生老病死，都要认命。”马大爷说。
女儿的治疗，花光了马大爷的积蓄，借下了亲戚朋友一大批外债，直到做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才赶上了可以享受大病医疗保险，总算分担了些费用。生病后，马丽下岗，得到1.7万元的工龄买断费，与工作了近30年的工厂一刀两断。只有自己缴纳社保，将来到了退休年龄才能领退休金。长春的社保缴费额度连年上涨，到去年，最低的一档年缴费也要近5000元，这几乎是家里每年的最大一笔开支。“如果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不仅不领钱，还要再多交五年钱。”在长春这样的老工业城市，像她这样自己交社保的下岗工人比比皆是，甚至有很多人干脆选择放弃。马三的媳妇就是其中之一。“一年交五六千元，至少要交15年，哪里交得起，我只交了两年就放弃了。”她无奈地说，“看烧烤店的生意吧，要是挣了钱就去补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延迟退休年龄简直就是噩耗。
虽然儿女们不情愿，马大爷还是坚持和老伴儿搬去一家养老院住，他说：“孩子们的压力更大，我不想拖他们的后腿。”他平时帮着做些管理工作，作为回报，院方减免了一个人的费用。直到现在，二老的退休金还在为孩子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补贴。在这一点上，马大爷拥有让人感动的观念：“很多老人越老越自私，退休金仿佛是一根救命稻草，但我不这么想，生死有命，孩子们才是最大的财富。”在这个清贫但和睦的大家庭里，他拥有绝对的权威，大女儿马丽则充当了经理人的角色，从14岁开始，她就负责管理马大爷的工资，后来的退休金也一直由她掌管。直到现在，除了平时二老的开销，每到春节，马大爷都会包三个大红包给三家，把剩余的钱平均分掉。
对于这个普通的工人之家来说，养老金不仅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也成为他们与体制发生关系的关键节点。在上一轮国企改制与下岗潮中，他们几乎成为被体制所遗弃的群体，现在，他们害怕再次被甩下。“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儿，工厂辉煌的时候当学徒，出工之后没几年工厂就垮了，可已经错过了下海闯荡的年纪，等孩子上了学，又赶上物价飞涨，像是一直被甩来甩去，永远也跟不上社会的节奏。”马二的话虽然多少有些抱怨的成分，但却代表了大部分“50后”、“60后”一代人的现实处境。从某种程度上讲，退休，是他们与公共政策最后的链接。
濮阳，小城里的资源级差
我们采访的第三个家庭来自河南濮阳市，确切地说，是濮阳下辖的清丰县，一个有6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标准的三线小城。
上个月，王蒙从河北上班的公司辞职回到了老家。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她就一直辗转在私企工作，对于未来的养老问题看得很淡，相比大家热议的退休金，她更看好商业保险。“就当是一种远期投资，养老主要还是得靠自己。”可是，回到老家后，她才发现像她这样想的人并不多，甚至不少同龄人，判断眼下工作好坏的标准，已经涵盖了20多年后的退休金能有多少。对于小城居民来说，养老制度的风吹草动已经进入了年轻人的视野。
王蒙的妹妹大学刚刚毕业，现在是县城一家保险公司的临时工，期待着能够尽快转正，就可以享受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祖辈和父辈们的经历，都在验证着一个道理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就能够获得更大更稳定的回报。现行的养老金双轨制，在这个三线小城家里，表现得更明显。
王蒙的爷爷当年在县城供销社工作，属于事业单位性质，1997年退休的时候，每月就能领到1000元出头;而奶奶几乎同时从纺织品公司退休，退休金却只有200元，是爷爷的1/5。现在，爷爷的退休金涨到2000多元，最近8年，国家连续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奶奶的退休金在连续猛涨8年之后，终于接近2000元。
对体制内外有别感触更明显的是王蒙的爸爸。今年50岁的王爸爸，以前在县商业局下属的五交化公司上班，1993年，五交化公司倒闭后，调到兄弟单位商业物资公司任副经理，可没过多久，这家公司也破产了。变革年代里，大家纷纷托关系寻出路，有门道的人基本都调走了，可局领导没有放走王爸爸，而是把他调到县城的工业品市场去挂职。经过一轮轮政府机构改革，以前的商业局现在改成了商贸总公司，王爸爸上班的工业品市场就是商贸总公司下属的众多企业之一，它们的上级主管部门都是新组建的商务局。王爸爸离体制越来越远了，虽然公司名义上还跟政府有关联，但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不过是贡献一点微薄的门面房租金。
王爸爸现在每月只有900元的工资，还要扣除六七十元的养老保险。可是，现在退休的清丰县企业职工，能拿到1300元左右的退休金。也就是说，退休要比工作还要划算得多。他告诉我们，像这样的情况在县城不在少数，除了少数效益比较好的单位，退休不仅不会减少收入，还比上班时有所提高。退休老人成了县城幸福指数最高的群体。
王妈妈前几年从棉纺织厂下岗后，一直在舅舅开的餐馆帮忙，需要自己缴纳社会保险。与大伯和二伯一家相比，这个小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差一些，因此，王蒙和妹妹从小得到爷爷奶奶的接济也最多。一直到上大学，学费和买电脑等大额支出都是由爷爷奶奶负担。“老人成了家里的香饽饽，而且年龄越大对后代的帮助越多。”
王蒙的大伯和二伯一家都在银行系统工作，大伯母是县社保局的公务员，主管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发放。她可以带我们跳出这个小家庭，而以整个清丰县为观察样本。据她介绍，从1998年开始，国企破产，下岗职工增多，清丰县的社保基金开始出现缺口。不过，直到2003年之前，社保统筹还是以县为单位进行，县里可以根据上年发放的社保资金规模，来设计下一年的应缴额度，总的要求是“稍有结余”。在那之后，统筹范围扩展到全省，以省为单位，社保基金的上缴和划拨都由省里统一调配。从2005年到现在，清丰县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职工从5000多人增长到7000多人，随着标准的提高，现在每年要支出近1亿元的退休金，可另一面，社保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还是每年5000多万元的规模，另外5000万元的缺口由省里划拨。“尤其是近两年，缺口越来越大。”
“爷爷奶奶最满意，每次涨退休金都会高兴很久;父母这一代有些压抑，他们经历了太多不公平，开始认命了;我们年轻一代，虽然在家乡追求稳定的占多数，但毕竟选择更多了。”王蒙如此分析三代人对待养老金的不同态度。追求稳定的方法就是获得一个编制，这是县城几乎每个人都会惦记的事儿。王爸爸所在的商贸总公司，下属几十家小公司，一共1000多员工，可只有20多个人有编制。“没有编制的老员工，工资甚至不如一个有编制的毕业生多。”王爸爸无奈感慨。这种资源占有的级别差异，在消费水平不高的小城对比更加明显。
养老，家庭之外的探索
如果我们局限在家庭养老的模式来看，上面这三个家庭，基本上代表了当下中国城镇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处境受益于体制变迁的人，为未来体制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被体制所抛弃的人，则期望抓住下一次体制变迁的机会;而对于生活成本较低的小城市来说，进入体制，本身就是人们改善生活的最有效方式。
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小家庭制、养老主要靠社会保障体系，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和主流。研究家庭养老问题的专家曾经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东方国家对这一模式的推崇不同代际成员之间，由于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它们会以物质和精神的形式自然流动。有生产能力的年轻人缴纳保险，供养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本是一种合理的交换机制，因为如果社会正常发展的话，我们的养老自然可以由下一代人来承担。可是，由于各种历史欠账和遗留问题，加之频繁变化的政策和飞涨的物价，使得我们年轻一代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未来。
从我们的采访来看，观察养老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和医保政策成为两个平行的坐标点。前者关系到下一代能否为上一代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后者则关系到家庭养老中抵御风险的能力。对“421”结构的蔡璇一家来说，可以想象，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宝宝眼下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支持，未来也必将会承载更沉重的负担;对于依靠养老金生活的马大爷一家来说，女儿的大病几乎掏空了整个家庭的物质储备。
家庭养老在经济之外的优势已经被反复论述，甚至逐渐成为东西方社会的共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如何将社会保障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同理，家庭养老之外的选择也值得我们去探索。
在长春，和马大爷住在一个养老院里的老人还有将近40个。这是一座建在居民区里的三层小楼，外表有些破旧，一共有160张床位，两人一间，每张床位每月收费800～1000元，包括食宿。不同于政府办的福利院只收无依靠的孤寡老人和不能自理的病疾老人，这里常住的老人基本都可以生活自理，他们都有子女，有的还跟老伴一起住进来。除了个别确实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外，大部分都是主动选择的，他们的理由是：“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不方便;一个人在家做饭很麻烦;在这里有人聊天不孤独……”
投资养老院的王老板，以前是高级工程师，后来下海办公司，完成财富积累后退出商海。他告诉我们，眼下的养老行业还很难赚钱。“规模更大的养老院，往往是打着幌子圈地。收入很高和很低的老人都不太可能住养老院，1000元是个可接受的价格，但每人每月的生活费至少要500元。”这家养老院一共有7名工作人员，加上运营费用和采暖费，没什么利润可言，如果再算上各项硬件投入，就是笔赔钱的买卖。政府的支持，除了免税，还可以享受每张床每个月50元的补贴，但是并没有在更关键的用地方面网开一面。王老板本想扩大规模，他花了十几万元买来的东西到现在还在仓库里堆着，因为扩建计划最后在市规划局卡住了。旁边一家房地产公司已经瞄上了这块地皮，为了赶走养老院，甚至在屋子前面树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挡住了照进老人屋子里的阳光。
据马大爷介绍，在长春市宽城区，大约有40家养老院，其中只有两家属于规模经营，另外38家全部是小型的居家式运作。55岁的李爱华就经营着这样一家，她1992年下岗，爱人酒精中毒后得了精神病，她摆地摊卖过菜，走街串巷给人理过发，也开过烧烤店和服装店，直到2000年在小区里租下一套房子，开起了养老院。中间搬过5次家，现在的房子是前年刚刚买下的，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屋里摆了16张床位，现在住了8个老人。与马大爷住的养老院不太一样的是，这里的老人基本上都需要人照顾，绝大多数时候，李爱华扮演的角色不是老板，而是家人和护工。根据生活自理能力不同，每月收费在300～1200元。虽然它不符合政府对养老院拥有至少30个床位的要求，也没有办理过工商注册，缺乏有效监管，但这种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融合的模式，倒是我们此次采访养老金过程中的意外收获。
安身与立命：三个人的养老规划
“买房子的经历，让我重新梳理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年纪大了要过怎样的生活?需要多少朋友，认识多少‘牛人’才能有安全感?可能一个都不需要，没人能给你安全感，除了你自己。在我45岁之前，我要把自己那条‘护城河’先挖出来。欲望多，就挖深一点;欲望少，就浅一点。”
进攻与防守
去年是我人生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我买了一套40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广州的郊区，是一套联排别墅。这套房子接近400万元。按照我的规划，卖掉手里的另一套房子，再凑上一些当年的业务收入，就完全足够房款。但没想到去年房地产调控，市场的成交量很低，原先的房子很难卖出去，即使成交价格也不高。由于限贷政策，我也无法从银行贷款，所以现金流遇到了很大困难。
我只能向亲戚、朋友们借钱。但我们这样的年龄，很难从亲朋那里借到上百万的资金，大家都在爬坡。将心比心，也可以理解。每个人的状况都可能脆弱不堪。为了填上最后的资金缺口，我四处借钱，利息很高。那段时间心里难免惶恐，每天都仿佛兵临城下，算计着还有多少余粮。
幸运的是去年我的业务收入不错。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原先的房子也脱手了，终于跨过了这道门槛。为什么我要在37岁的时候买这套房子?其实我也是在给自己的未来，或者说为退休和养老生活做一点准备。这房子既是我未来生活的载体，也是积累财富的手段。
一方面，我要给自己加上一个保险栓，就像巴菲特说的，给自己的人生构筑一条护城河。保守地看，买房子至少是一笔强制性的存款。我知道自己还在一条快速跑道上，可以适度增加自己的负债率。就像一个公司，处于高速增长期，负债率可以高一些，到一定规模了，债务自然降下来了。下决心冒这个风险，是因为我的风险意识小。过去每次买房子，都很快看到了升值。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那个房子足够大，有院子，有天井，有草坪。我可以在河边骑自行车，养狗浇花，可以有一个大书房，摆上三台电脑，炒股票、炒期货、炒金属。儿子和女儿逐渐长大，他们也需要一个更舒适、自然的成长空间。这是我退下来后想要的生活。
这些年我已经逐渐厌倦都市，追求更散漫的田园生活。有些人喜欢下楼就吃一碗肠粉，而我不是，我宁可饿着。我喜欢居住在城市的边缘或者几座城市的缝隙中，可进可退。
买房子的经历，让我重新梳理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年纪大了要过怎样的生活?需要多少朋友，认识多少“牛人”才能有安全感?可能一个都不需要，没人能给你安全感，除了你自己。在我45岁之前，我要把自己那条“护城河”先挖出来。欲望多，就挖深一点;欲望少，就浅一点。
退休意味着比较淡薄的生活，自由、健康、快乐。和我过去的生活比，只是不挣钱了，但享受的方式是一样的，享受生活的成本更低了。以前我必须开某个档次的车，穿某种牌子的衣服，组织一些饭局，但养老阶段这些都不需要了，不会再为社会关系花钱了。房子有两套足够，60岁卖一套，70岁卖一套。我还问过一位医生，中国治疗癌症要花多少钱，他说20万元吧，做手术十几万元已经是豪华型。如果我得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大病，那也没办法了。
所以，我算了一下，对我而言，净资产能够有800万元就够了，包括房子、证券和现金。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可以按照2∶8配置，这就能保证一个有尊严的养老生活。另一方面，我也有被啃老的准备。儿子来吃我，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我吃什么你吃什么。生存没问题，面子自己挣。
活到这个岁数，于我而言已经知道了人生的精彩在何处。我看到了前面的风景，未来应该怎样。但可悲的是，也看到了自己要老去，吃饱等死。看到烟花上天，很美，但马上就落下来化成了烟。我快要爬到人生的峰顶，也知道自己下山时的狼狈样子。但是人不可能让思想成熟、身体强壮、财富积累三个指标同时处于巅峰，这不是自然规律，除了极少数的天才，就像扎克伯格才能够做到。
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没有了，就开始养老了。考虑养老的问题，必须要想清楚自己的生命观，你怎么面对死亡，怎么老去，这段“无能为力”的人生怎么过。
我有四个“养老”的榜样。比如索罗斯和巴菲特，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全世界人民养老的问题。因为他们足够有钱了，而且还在工作，并不把工作当负担。他们早已形成了个人的增值模式，越老越值钱。还有就是谢贤，以及香奈儿的设计师卡尔·拉格费尔德。活到老，玩儿到老，让生命接近于本能的灿烂，他们的财富可能和索罗斯、巴菲特没法比，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用钱把生命的本质发挥到极限。
40岁的时候，我面临的选择是“进攻型”养老，还是“防御型”养老。所谓“进攻型”，就是还要做一件事，做我擅长、喜欢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赚钱。就像巴菲特那样，跳着踢踏舞去上班。“防守型”就是攒一些钱，做一些投资，为自己和后代留够了存粮。其实，“防守型”的养老也有风险，谁能保证未来不会有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呢?我们的菜也许就被吞噬了。
我这种人不会轻易退休的，或者说不会像我爸爸那一辈，到了岁数就回家，完全不工作了。很多事情，比如旅行，不一定要退休才去做，条件允许，随时可以出发。我更喜欢“进攻型”养老，就是换一个轨道，不以谋生为目的找一件喜欢的事情和生意做。我是先把“护城河”挖出来，挣出养老的钱，然后做自己有兴趣的事，甚至难度还可以高一些。这是我保持自己价值感的方式。既然没人能给你安全感，只有自己给自己。
这个生意，一定是我能做，我喜欢做，我能做好的，而且是符合商业规律能赚钱的事情。它的底线是不能亏钱，不是把我修的护城河又填满，储备粮食再挖出来。我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押上全部家底，吃方便面去创业。
如果事情做不好，我就会关掉这个生意。我有一位朋友，他生意越大越睡不着觉，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状态。
去年，我父亲得了重病，做手术和化疗，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想做什么事情赶快去做吧，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他们那代人有他们的无助，我们有我们的焦虑。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名下有20套房子才有存在感，或者公司价值到100亿才有存在感，而我觉得一边积累财富，一边消费才有存在感。
中国人有个价值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们会把幸福寄托在老年与养老的质量上。老无所依、老了不受尊重是不幸福的;没有子孙满堂是不幸福的;叫我老王而不叫我“王老”是不幸福的。少年吃苦是为了老了的尊重与回报，这是别人看你的幸福感。
父亲的病颠覆了我的这种观念。我不能为了追求以后的医药费，为了受到所谓的尊重，而丧失我30岁、40岁、50岁的生活。也许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不应该分为养老和非养老的阶段。
(受访者：王福民，38岁，广告业主)
名利与奉献
圣人说“四十不惑”。当我真正步入40岁的时候，才有深刻的体会。很多事情都是在我39岁那年想清楚的。人生开始进入下半场，要总结和规划一番。
39岁那年我进入了一家新创立的地产公司，工作很忙，公司的发展很快，新项目陆续上马。朋友们觉得我的状态很好，做了很多事情，更有冲劲。我心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工作20年我用短跑的方式向前冲，总想这一段冲过去就安定了，但冲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是一场超级马拉松，“无常”是常态，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就像一位领导对我说：“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兵荒马乱时代。”老之将至，我也隐隐开始考虑掉转车头。
39岁那年，我卖了一套房子，买了一辆车、三套房子，新增贷款200万元，还有借款100万元，高杠杆高负债。这是我在北京10年首次主动置产业。我现在有四套房子，其中三套都是在那一年买的。
现代人危机感很强，我也一样。我算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平平安安的时候不多，5代人100年的太平日子都少见。实际上，很多积累是超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心里怕。
因为做业务，那年我去了鄂尔多斯，我发现穿越空间的时候也可能穿越时间。那里就仿佛是北京十几年前的状况，房价也只有每平方米三四千元，整个城市还在建设中。你可以想象5年10年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曾想在鄂尔多斯买房，因为已看得到这个城市的未来走向，但我觉得不会长期住在那里。
在北京，我每天上班经过“远洋沁山水”，最初看到大横幅“1.1万起”。当第二期挂上了“1.2万起”的横幅时才反应过来。于是我就去参加第二期的摇号，但没摇中，只能买第三期。这时价格已经涨到每平方米1.3万～1.4万元，总价120万元，我向银行贷款80万元。这套房子对我还是很重要，可以住也可以租。因为附近有十一中学，很多家长陪孩子来读高中，要租上1～3年，而且很少讲价。
2000年我来北京的时候曾在玉泉路附近买过一套房子，花了50万元。当时觉得是天价，这辈子就住这儿了。2007年，我所在的公司在苏州开发了一个新项目，我当时想以后可能会在江南居住，于是通过贷款以总价50万元买了一套。因为当时北京已经没有50万元的房子了，
我买了“远洋天地”后，就把最早玉泉路的房子以100万元卖掉了。
有了这笔钱，我就用80万元在门头沟买了一套自住房，还买了一辆车。最后还余下10万元。于是我又东挪西借了一点，凑够15万元的首付，买了我的第四套房子。
我手上没有留钱的习惯，可能和福建人的性格有关吧，不会让自己过得太舒服。我的现金流甚至都没有超过1万元的，一直在流转。买房买车的事情都是在2009年办完的，第二年就开始限购了。
现在我有三套房子的贷款要还，总额230万元，每个月要还款1.5万元左右。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对风险乐观的人，如果碰到问题无法还贷款，那我就卖掉房子。我想给我半年时间总能卖出去，但这半年的压力换来的却是长远的利益和机会。
3～5年后，我会卖掉一套房子，那时我也有45岁了，生活形态已经确定。这套房子卖掉，我就会咸鱼翻身把贷款还完，进入一个真正稳定的阶段。50～55岁左右我会卖掉苏州那套房子，大概能挣到100万元左右吧，可以负担我未来20～30年的生活。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一年五六万元就够了，真正花给自己的只有1万多元，剩下的就是一些交际费用，还有就是带家里老人去玩。
还有一套房会留给我姐姐，当初她给了我很多资助，如果我有孩子也会给他留一套。在我生命的最后的5年，会卖掉最后一套房子，搬到城里去住，过我最后的生活。再剩下的就是遗产了。
有趣的是，当我卖掉第一套房赚了100万元，比我在北京10年的辛苦工作所得都多;当我拥有四套房的资产，我所获得的尊重也比10年真诚待人、勤勉工作得到的都多。人们喜欢用结果来衡量价值，不管里面有多少偶然多少艰辛。但这并不让我沾沾自喜，反而使我对普世的价值尺度更加失望，促进了对人生下半场的思考。
这10年我一边追逐一边在困惑。我人生的上半场，都在被推动着去追逐功利，想着进攻和夺取，想着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而不是如何奉献社会。人们追逐的是财富而不是价值，追求的是时髦而不是创新。人心有多乱，看微博就知道。我后来做到了企业的高层，看到了那些精英的真实状态。他们的成功包含了很多机会主义的成分，被欲望的扩张支持，有伤害也有侵犯。这些人们仰视的高端人群，他们的身家过亿甚至几十亿，我却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很脆弱，缺乏安全感，对事情的判断没有智慧，也没有坚实的价值观。
有一天，我躺在宾馆的床上想起王维的一句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于心。”我突然发现，其实“潜规则”才是让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整个社会看不到一种坚定扎实的价值观。我们总是以得到来衡量价值，不知道奉献才具有更永恒的价值，现在说我要奉献就像说我是个傻瓜一样羞于启齿。很多道理并不难懂，难的是真正放下，切实去做的人太少。
如果这一切思考与动作都是未雨绸缪，那么发生在我40周岁生日之前的一场车祸，像一声尖锐而真切的中场哨音，告诉我人生的上半场结束了。所有的城池争夺、组织抢攻，尝试、谋划、悬念，都在瞬间终结。人们都小心地不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大家各有想法，但与我无关。对我来说，这一场撞击把之前的纠结都一下子引爆，又打散了、打醒了。我更加确定了“无常”，也更加不信任普世的成功学、价值观。
我发现原先追逐的那些名利上的东西，相对于生命个体来说没什么意思，那么，我是不是该为生命本身做些事情?
功利与奉献两条道路我需要选择一条。也许人生重新来过，我会让两者合一，但我想圣人和英雄不可兼得。英雄是成就自我，圣人则是普度众生。我们不可能同时扮演圣人和英雄。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人到老年，我更愿意选择去做公益服务社会，而放弃我那纠结的职业生涯。
我开始真正身体力行“放下”，放下还在奋斗中的老领导、老同事以及刚起步的事业。我把车转让给朋友，每天4小时公交车往返于城市与郊区。我换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做支持中医传统文化传承的公益平台，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思考的归宿。中医既体现了精深的东方思维哲学，又能救人疾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学。我们希望能做一些小事贡献于传统文化的复兴重建，相信正向的积累，跬步可益千里。我还在帮助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春节前组织了义卖和捐助，为他们募集了20万元的资金。
现在的工资比以前少一点，但在公益行业里已经很优厚了，加上房子出租所得，支付房贷月供和简单生活，余出一点刚好够每年带老人去做一两次旅游和其他人情所费，仍然是个“月光族”。
“老”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身体机能的衰退，劳动生产力降低，社会现场疏离，内心孤独脆弱，其实就是个人价值的减退。但我们总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些什么，寻找另一种贡献社会的价值点，给下一代和社会以正向的价值示范，还可以培养自己的文化情趣。老有所养，不是要有孩子养、有钱养，是要有德养、有情趣养。基金会人手少工作并不轻松，要做大量的基础建设还要考虑未来发展，业余时间我还帮一个老中医学人做书，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也是学习。我还坚持每天中午去学1小时古琴，每周去上1～2次游泳课，仿佛有种重生感觉。
朋友问我还会不会换工作，怕不怕失业。我说，这应该是我最后的事业。行善是不会失业的，如果善事都被做尽，岂非人间大善。如果有一天它不再需要我，那就卖掉房子去做一个旅行者，体味不同水土与人生，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信息对接到城市里来，相信爱的市场供求永远都不会消失。
(受访者：Snow，42岁，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昂贵与便宜
我有一个小院子，大概20平方米，种了几十种植物，有柿子树、红果树、丁香、梨树，还有月季、雏菊，能吃的有芝麻菜和藿香。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是我从北京奥运公园里采了种子，撒在土里就生根发芽了。
空闲的时候，我愿意坐在院子中间，侍花弄草，看万物生长。我妻子问我，为什么不把树都种起来，别人家的院子已经很茂密了。生命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更愿意慢慢地观察，不断调整品种。就像所有的爱好一样，园艺的重要性也在于“折腾”，而且要能持续地“折腾”。
我今年45岁，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做建筑师也已经20多年。将来退休了，我最开心的，就是能有更多的时间摆弄花园。
去年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找出了以前的一份商业保险。这份保险是20年前刚工作时买的，寿险与医疗保险捆绑在一起。但是由于医疗险耽误了缴费，保单已经终止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寿险续费还可以生效，但是医疗险则不行。于是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误区我原以为医疗保险会一直延续，但实际是有期限的，恰好在你需要的时候，它终止了。
这时候，我开始关注自己的养老问题。中国的传统是靠子女和家庭养老，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契约。但是现在大部分家庭是独生子女，这种结构就使养儿防老难以为继，尤其是对我们这种“丁克”家庭，更要未雨绸缪了。
养老，就是考虑未来的生活状态。我首先想到的是，再过10年20年后，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哪些是我现在需要而将来不需要的?哪些资源是将来所必需的?这些必需品的价格是更便宜了还是更贵了?
比如现在，我们的居所可能需要与城市和娱乐更近，但以后我要离医院更近一些，离自然要近一些。随着年龄增长，田园生活对我更有吸引力，这也是我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我将来依旧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工作中，我常会接触建筑工人和装修师傅，我发现他们年龄都比较大，30多岁已经是年轻的了，甚至没有技术的小工年龄都很大。因为这个行业太辛苦，年轻人不愿意干，而且父辈也不希望子女再去干体力活。
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未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会减少，家政、医疗服务的问题可能会更突出，人工会更贵。其实现在保姆的工资已经涨了很多，更不要说月嫂了。另一方面，资源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中国有很多资源成本并没有计算到GDP中，比如水5～6元/吨，用的时候我都有负罪感，确实太便宜了。现在的生活在透支未来，将来这些资源的价格一定会涨起来。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未来我们的生活环境可能会发生逆转：充裕的会稀缺，廉价的会昂贵，容易的会困难，而那些现在高高在上的则会变得平易近人。我想，未来生活成本的构成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了。比如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房子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但也许未来房子会很便宜，而且很充裕，甚至由于开征房产税，大房子开始成为人们的负担，人们也不再期望房价上涨了。没人觉得非要买房子、买了就会升值。
这种变化也包括我的职业角色，我们这个行业也会逐渐走下坡路。现在北京的塔吊也越来越少了，房地产行业将逐渐夕阳化。建筑师可能会逐渐过剩了，我自己会不会坐在冷板凳上?
等我们真正退休的时候，也许面临的是一个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这是我们这代人需要面对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未来，我想找个性价比更合适的地方养老。我们曾经去加拿大办过技术移民，其实没想清楚去干什么，就是想去玩玩。我发现这种移民政策设计得有道理，他让我在那儿待三年，但如此一来我在国内的生活、工作、职业、关系就都要断掉了，我只能把重心放在加拿大了。这种“移民监”对我们来说没法接受，毕竟中国还有父母和工作，都放不下。于是我们就没有坚持下去。不过我确实很喜欢温哥华，像个小天堂，尤其是住了一个月后，身心全部放下来。清新的自然环境，单纯的人文氛围，节奏更慢，可以停下来欣赏身边的风景。
最终放弃移民和我的职业有关，建筑师在那边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事实上，对搞建筑的人来说，没有比中国更大的舞台了。换一个角度，如果那几年时间放在了国外，我们也不会在国内投资房子，从而错过了一轮财富升值的机会，无异于几年白干。
对于我们这样的“丁克”家庭，未来的选择会简单一些。很多朋友移民是为了子女教育和前途，而我们没有这种压力，完全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需要。所以我更愿意选择“半移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度假和定居结合起来。目的地跨纬度不跨经度，比如东南亚一些地方，也就是飞上两个海南的距离，上午走下午到，可以住几个月，往返非常容易。在中国逐渐昂贵和稀缺的资源，在这些国家可能会依旧便宜，医疗服务也好。此外，与美国、加拿大不同，这些国家不是全球征税，我可以国内挣钱国外花。
综合这几点，我觉得这种跨纬度的“半移民”还是值得探索的，成本也比西方国家要低，文化更容易亲近。
对于财富的积累而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前几年，房子和人民币都在升值，大家的感觉挺好，但是很多事情就在不知不觉中逆转了，有可能几年后资产增值变慢，或赶不上通货膨胀，人民币又迅速贬值。
现在没有风险小的投资品种，拿着货币则被通胀吞噬，投资房产则流动性差，上涨的时候买不到，下跌的时候卖不出去。什么是价值之锚呢?我也不知道。如果以股票为价值的锚，货币就是有风险的。如果参照的是茅台股票，那么房产和货币就一直在贬值。我们往往觉得刻舟求剑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投资上大家都在刻舟求剑。所以我只能在房子、美股、A股、保险上都兼顾着。
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一次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缺口的争论，再次深深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在尽可能广泛覆盖人群的养老保险机制里，每个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我们检测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正是要看不同群体是否在其中获得公平的待遇，制度是否给人提供了稳定合理的预期。面对制度显现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个看似很不“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养老双轨制的不公平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公众对养老金现状的关注，基本上是从要不要延迟退休的争论开始，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对退休年龄如此敏感?
郑秉文：涉及到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有两类人最为敏感：一类是私人部门做工的，比如厂矿企业的工人，对于延长退休年龄比较反对，态度悲观。这些人一般是体力劳动者，工作的市场化程度高，所以早退休对他们意味着早保障、早稳定。另一类是公共部门和知识界，倾向于赞成延迟退休，这也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这些争论往往发展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冲突。事业单位、公务员本来领取的退休金就高，如果又延迟退休，会被认为公共部门给自己谋好处，制定了一个利己的政策。但是，如果事业单位不改革或改革在后，提高私人部门退休年龄在前，那么也会让公众认为好处都让公共部门占了，大家会说你坐在办公室里不提高退休年龄，却让私人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去提高。在不统一的、碎片化的养老制度下，公共部门无论怎么做，无论是否提高年龄，其结果都是负面的，都会遭到私人部门的诟病，这就是碎片化制度的必然后果，我们应该有这个心里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养老制度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平衡，造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退休人员待遇差别明显。对于养老双轨制的诟病由来已久，它造成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郑秉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替代率是45%。替代率是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替代率45%意味着退休金是退休前工资的45%，但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替代率能达到80%～90%，其中，公务员比事业单位还稍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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