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培科：要客观认识中国的“高储蓄”

　　苏培科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最近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了题为 《不改善金融结构 中国经济将没有出路》的讲话，应该说是可圈可点，其视角纵观全局，其药方局部切中要害。

　　遗憾的是，他讲话的精彩内容，被“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一流”这句话给冲淡了。 因为这句有争议的言论上了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结果招来了各方的质疑和批评。中国资本市场是有必要朝世界一流的方向来发展，只是在当前A股市场熊冠全球、融资圈钱和投资者亏损排名世界第一的情况下说 “一流”，必然招来骂声一片。况且，在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的重重阻力下，大刀阔斧的改革和真正 “一流”的市场能否实现也是个问号。所以说，郭树清主席的药方只是局部切中要害，证监会的角色也只能从资本市场着手，来改善中国金融的结构矛盾，并不能彻底解决全局矛盾。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就已经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以资本市场为例，单从市场结构、游戏规则上小修小补是不够的，如不从体制根源上去着手改革，市场规则很难撼动各大利益集团约束和把持的局面，真正市场化的改革会很难推进。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就是最好的例子，大张旗鼓的市场化改革，结果又变成了袒护机构利益的政策行文。显然，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的阻力并非是简单的金融问题，必须伴随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更高决策层的行动，需要大众的觉醒，需要法制化的市场环境，否则局部改革只是局部麻醉。

　　在目前中国的储蓄和投资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郭树清主席认为需要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来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和资源配置，以解决二者的矛盾。路径和方法没有任何问题，只是落实有一定的难度，尤其将中国的“高储蓄”引入资本市场并不是那么简单。虽然从账面上看，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而且目前中国一年的总储蓄也超过了20万亿元，是全世界最高的，似乎说明中国不缺钱，但为何很多企业出现了“钱荒”？为何很多老百姓的口袋并未见长？为何很多人在物价普遍上涨面前显得压力很大？显然，除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之外，也得了解中国的“高储蓄”之谜。

　　首先，从储蓄结构来看，储蓄包括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而这些年居民储蓄增长的速度远慢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有数据统计，1999年~200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家庭贡献了2.7个百分点，政府贡献了5.4个百分点，企业贡献了6.3个百分点。数据显示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一直在增加，而居民的储蓄率基本稳定，但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却在下降，若再加上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其实老百姓口袋真实的财产并不多。这也变相解释了为何中国经济中政府投资强劲而民间投资无力，如果再不进行系统性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局部的路径改良很难走通。

　　其次，老百姓之所以将可怜巴巴的财富选择储蓄，选择“负利率”，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我国的社保体系不完善和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不足，使得人们将存款作为对冲未来风险和应对生老病死的保障。除非我们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了，大家不需要用储蓄来自行对冲风险，到时大家也就敢于花钱了，中国的内需也就自然启动了。

　　第三，高房价绑架了内需和储蓄。如果房价太高，而人们的收入又没有同步提高，那么购房者只能抑制其他消费行为，这就是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高房价对于储蓄行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高房价会使“未买房而欲买房”的人群选择更多地储蓄，而压缩其他消费；高房价也肯定会使“已按揭买房”的人群省吃俭用还房贷，其消费行为也自然会被长期抑制。还有一些刚毕业就买房的“啃老族”，同时搭进了父母、亲戚的储蓄和“养老钱”，这样不但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消费，还影响到了整个家庭、家族的消费。因此，抑制高房价不是简单的楼市调控问题，而是事关全局。

　　第四，投资渠道过窄和人们对金融产品风险控制能力不足，也是选择储蓄的原因之一。当前，显然要开拓更多的投资渠道和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以满足人们的多元化投资，但关键是要发展更多有信托责任、有契约精神、讲诚信的专业财富管理机构，以帮助老百姓财富升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一些人将储蓄转化成投资，但不能强迫和胁迫，需要让人彻底放心的诚信环境。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