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92派”企业家的选择

　　特约记者 陈海 本刊记者 刘洋硕

　　王文京 在体制内没有一天是瞎混的

　　一切中关村的IT英雄和落寞者都在那时候聚集到了一起。王文京觉得，“一个气氛太好的年份，各个方面都在考虑如何变革”

　　1983年，19岁的王文京被分配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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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王文京发现会计电算化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趋势，但各单位却只能自行编写程序，造成大量重复工作，而市场上没有一家软件开发商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于是，他和同年分配来的同事苏启强主动找到领导，建议在整个中央国家机关财务部门进行会计电算化工作。两个年轻人花了两年多时间推广这一项目，谈下了上百家单位——这为他们未来自己创业，攒下了最重要的阅历和人脉。

　　有人曾为王文京总结，没有会计电算化，就没有财务软件；没有财务软件，就没有他的“用友软件”。回忆起那段体制内的时光，王文京也曾庆幸自己“尽管思想有这样那样的起伏”，“但没有一天是瞎混的。”

　　王文京说：“从机关走出来创业有两个优势，第一是眼界高一些，能够站得高看得远一些，在政府机关工作可以对整个国家的政策、趋势了解得更多，理解得更透彻。第二个优势是严谨的训练，机关工作做什么事儿都讲究规范和流程；发任何一个文件，部门之间都要很好地协同。这对我运作企业是很好的一个训练。如果我大学一毕业就创业，没有在机关工作5年，效果是绝对不一样的。”

　　对于王文京来说，最终影响他整个人生的还是1988年。这一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以中关村地区为核心成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鼓励专业人员到中关村创办科技企业。

　　8年前，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诞生，像“中子轰击原子核一样发生了剧烈的裂变反应，产生了巨大的能量的同时，又产生了连锁反应的中子群”。

　　中关村已经风起云涌，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联想开始面向社会招聘——一切中关村的IT英雄和落寞者都在那时候聚集到了一起。“一个气氛太好的年份。各个方面都在考虑如何变革，大家思想很活跃。”

　　虽然下海还是一场冒险的行动，王文京却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在机关待了几年之后，大家对国家改革开放趋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都在呼唤一批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

　　反对王文京下海的父亲曾问他：“如果你创业失败了呢？”“我可以去做职业会计师，怕什么？”这一年，他24岁，放弃了一间单身宿舍、一份每月139元的工资和未来几十年的政治前途，换回了一个冲向时代浪潮的机会。

　　1988年12月，王文京和大他两岁的苏启强下海创办了“用友软件服务社”，当起了“个体户”。两个年轻人从一个用户手里借了5万块钱，买了一台长城0520DH电脑。白天骑着自行车出门“拉活儿”，晚上关起门编写程序。他们花了两年时间，开发了“90版用友账务软件”和“UFO财务报表软件”——而后者，被认为是“用友”崛起中最为重要的一笔。

　　体制内的积累也有了回报，推广会计电算化时所涉及的单位，大都在软件升级时成为了他们客户。多年以后，一向低调的王文京坦言，在最开始的时候，“用友”的服务以政府的电子政务居多，但很快企业客户的比例就超过了政府。

　　1991年王文京重新注册了“用友”，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用友”开始成为中国财务软件的领跑者， 6年后，其销售收入便突破了一亿元，为2001年在国内主板上市奠定了基础。

　　2008年，王文京登上了胡润中国IT富豪排行榜的第6位。有记者又问起当年父亲问他的那个问题：“20年前你去创业，如果当时输了你怎么办？”他轻描淡写地说：“输了就输了。”王文京总结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你可以‘选择’。原来你没得选择，毕业后就分到一个单位，一辈子不动。现在改革开放了，你可以选择。”

　　苗鸿冰

　　体制的五大“遗产”

　　“92派”企业家创业多少与此前的积累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苗鸿冰却是一个特例，他选择时装产业仅仅是因为自己爱“臭美”

　　苗鸿冰曾自嘲自己就是一个为女人做衣服的男人，可他所创的服饰品牌连续多年保持国内高级女装市场第一的成绩。产品从不打折，但客户仍情有独钟，一众中国品牌，只苗鸿冰的“白领”“服装卖出了汽车价格”。

　　苗鸿冰与潘石屹是兰州石油技校的同学，前者后来去了北京石油学院深造。1985年大学毕业后，苗鸿冰被分配到石油部，在胜利油田到秦皇岛的一条输油管线上从事共青团工作，一年后回石油部办公厅当了5年秘书。

　　苗鸿冰说这段秘书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一是价值观；二是做事的方法；三是能坚持，培养了把事情持续做好的能力和态度；四是积累了广泛的人脉；五是“一旦脱离了体制的捆绑”，生命释放出无穷的能量和想象力。

　　1991年苗鸿冰被抽调到新疆参与“塔里木石油会战”，一待就是3年。管线党委副书记苗鸿冰组织员工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学到“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些”的时候，副书记心动了，在29岁的年纪上，南巡讲话的精神点燃了他下海创业的冲动。

　　交了辞职书，他的社会资源发挥了作用，海外朋友帮忙拿服装订单，他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组织生产、跟单、报关、出口。不久中美贸易摩擦，出口美国的纺织品在1994年初开始受限(需要出口配额)，商人苗鸿冰决定自创服装品牌。那时候，放眼全国，中国人居然没有自己的知名服装品牌，时尚领域也完全没有形成产业，苗鸿冰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 “白领”(WHITECOLLAR)应运而生。

　　“92派”企业家有一个特点，他们创业多少与此前的体制内积累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苗鸿冰说自己是一个特例，选择时装产业仅仅是因为自己小时候爱“臭美”，比如，把一件好好的毛衣拆了，自己能重新织回去。

　　“臭美”的苗鸿冰一不小心就开拓了一个大天地，如今，白领时装拥有白领、SHEES、K.UU、GOLDENCOLLAR等品牌，在全国四十多个城市的高档商场开设了生活方式店。有着浓厚“售货员”情结的苗鸿冰会亲自到店里去为客人服务，详细了解客人的意见，他希望客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优质服务，更是一种源自品牌内涵艺术的显现”。

　　苗鸿冰说自己与陈东升这样纯粹的企业家不同：“我可能在艺术家与企业家中间，艺术家必须是神经病，而企业家绝对不能是神经病，我处于半疯状态。”他常引用冯仑的一句话：“一定要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定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一定要算别人算不清的账。”

　　长期以来，中国服装行业一直停留在为国外品牌做代工的地位，高额的产业附加值被西方品牌拿走，苗鸿冰不甘心，他认定，“中国的服装品牌同样能够做成艺术品，像外国油画一样不断地增值。”

　　朱新礼

　　我必须两条腿走路

　　在沂源县外经委的工作经历，让朱新礼认识到：“我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迈向国际市场，另一条腿打开国内市场”

　　朱新礼和他的汇源集团20年来办成了一件事——培养中国人喝果汁的习惯。

　　1991年初，被组织送去进修的劳模朱新礼，刚从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回来，就被调任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办公室有6个人：一位主任，4位副主任，一位秘书。开会、讨论、批文件、看报纸，就是5个主任每天的工作。唯一的秘书扫扫地，打打水，迎来送往。

　　当官一年，朱新礼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在小平南巡讲话鼓舞下，朱新礼再次萌发从商的梦想。他对县委书记说：“给我一个全县最差的企业干。”他知道，如果再不下海，就晚了。

　　“最差的企业”是沂源县罐头厂。朱新礼向领导提出改制。经县里评估，罐头厂总资产一共450万元。政府答应3年内不要利息。后来，朱新礼把450万元还掉，并承担全部经营责任。

　　改制完成，1992年6月28日，汇源成立。一年后，中国第一条无菌冷灌装生产线落户汇源，价值上千万美元的德国水果加工设备也来了。当二十多个德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沂源调试设备时，县城沸腾了，那是汇源员工“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影子”。

　　他算过一笔账，当时沂蒙山的苹果一毛多钱一斤，300元人民币就能买一吨苹果，6吨半苹果就出一吨浓缩汁，一吨浓缩汁能卖到1800美元。“那时的美元太值钱了，一吨浓缩果汁能卖一万五千元人民币，成本才两千元，600%的利润，你还怕什么？”

　　1994年10月，朱新礼带着汇源23名员工，把总部从沂蒙山区搬到北京，在顺义安营扎寨。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自己生产的果汁，星级酒店的果汁还要从美国进口。朱新礼发现这是一个潜在的行业，决心掀起一场“果汁革命”。他要打开中国的果汁市场，“让100%的中国人喝上100%的天然果汁”。

　　让朱新礼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1989年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他在沂源县外经委工作时，就看到很多外贸型企业竟一下子没了出路。朱新礼认识到，国有企业还能享受到国家的照顾，而纯粹的民营企业一旦没有订单，必然死路一条——“我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迈向国际市场，另一条腿打开国内市场。”

　　不到3年，汇源建立了北京“大本营”，还先后在北京的怀柔、密云等地建厂。1996年11月，在央视黄金时段广告招标大会上，汇源集团成为第一家跻身“黄金时段”的北京企业。

　　很多企业看到汇源的出口成绩，一哄而上。中国一下子冒出了近百家加工浓缩果汁的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下，国内出口美国、欧洲的苹果浓缩汁立刻从每吨1800美元跌到了400美元。一些浓缩果汁生产企业因此垮掉。

　　此时，汇源开始按部就班地打造国内市场，并在2001年与德隆合作后开始迅速扩张。后来有人说：“朱总太聪明了，我们亏就亏在一门心思做出口。”这让朱新礼觉得，正是自己在外经委副主任位子上得到的经验发挥了作用。

　　到现在为止，汇源的国内市场已经占到了公司90%销售额。“说中国果汁市场是我培育的，我想没有人会有异议。”

　　对于后来那场“并购案”，朱新礼说自己“无怨无悔”，他有着浓重的“果农”情结。按照本来的计划，汇源拿到可口可乐二十多亿美元，就可以集中资金去做水果上游产业，并向大农业进军。

　　并购案被否之后，朱新礼身价缩水三四十亿港元。他又迅速调整了发展战略，4年来一刻不停地发展果汁上下游产业。“过去，我带富了员工；未来，我要带富整个产业链，让这个产业朱新礼说作为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对国家、对政府有强烈的归属感、责任感和服从意识。

　　让他如此决定的：一是责任，92派企业家看重公司管理层和员工对他的期待；另外他看重社会以及方方面面对他的期待。“环境鼓励我去创造，尽管完全有条件停下来，但我不会——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朱新礼说。

　　李国庆 “翰林”下海

　　“搞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要你寂寞15年，你忍得住吗？”

　　2010年12月8日，当当网在美国纽约交易所挂牌上市。

　　按照事前安排，当天纽交所闭市，由妻子俞渝按铃，李国庆敲钟。在距离敲钟不到一分钟时，李国庆突发奇想，他下意识地一边比画一边对纽交所主席说：“我敲两下行不行？”

　　于是，纽交所有了历史上第一次敲了两下钟的闭市——“当当”。

　　后来，李国庆在一家时尚杂志的“李国庆日记”上描述那一天：“纽约，我又杀回来了。”

　　李国庆对纽约并不陌生。1988年，作为政府代表团的一员，他第一次去美国纽约，考察当地的汉学研究。那一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成了中南海的“翰林”。他觉得搞研究最有机会出人头地，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做“影响中国的100人”。

　　现实可能让李国庆有些等不及。在研究室的5年里，他发现：“想通过政策研究达到参政，距离太远；做智囊研究改变社会，速度太慢。”有个老领导问他，“搞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要你寂寞15年，你忍得住吗？”李国庆忍不住，这位中南海的“翰林”、政策研究室的小青年选择了离开。为了出人头地，他调整了目标：要成为“中国富人里面的100人”。

　　1993年，28岁的李国庆找了几个出版界的朋友，租了一个地下室作为办公场地，办起了“科文经贸总公司”——“科技”、“文化”、“经济”和“贸易”都包括进去，还得有个“总”字。这个名字听上去“很大气”的“总公司”，其实做的只是图书出版生意。最艰难的时候李国庆背着几百万元的债务，到处去搞读书会。在当时，他的很多同学、朋友，早已当上国企领导、政府高官。大家一聚会，开着面包车的李国庆，在驾着高级轿车的朋友面前灰头土脸。

　　1996年，纽约，李国庆迎来了他商业上的转机。这一年，带着“担任跨国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坐着高级车在国贸顶层办公”的梦想，李国庆远赴美国，到纽约寻找机会。频频遭拒的李国庆自己也未曾想到，命运的转折会出现在一个朋友安排的饭局上。饭桌上，李国庆结识了俞渝。

　　俞渝当时已经拥有纽约大学MBA学位，开办了一家财务顾问公司，在华尔街闯出了一片天地。几个月后，两人结婚。俞渝放弃了华尔街的事业，与丈夫一同回到北京打理出版公司。她发现丈夫的图书出版生意不温不火、很难做大。“登报卖书还不够挣广告费，一本邮寄目录也只能推荐100本书，开书店的房租又很贵。各种卖书的方式都试遍了，怎么都不赚钱。”她想起在一年前，一个名为“亚马逊”的网上书店曾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风靡美国。于是，她在李国庆面前点开亚马逊的网页：“我们在国外买书都这么买。”

　　李国庆很快发现网上书店的优越性——在传统出版渠道，出版商与读者之间要经过许多环节，而互联网则建立起了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是一场图书发行渠道的革命！”

　　1999年，当当网正式成立，但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当当却一直被业界认为是一家奇怪的公司：迟迟不盈利，又不愿意卖掉。在这家夫妻店里，俞渝和李国庆的名头都是“当当网联合总裁”，俞渝负责行政、财务、外联；李国庆负责技术、市场、物流。他们做好了8年盈利的准备，但结果是，当当网赔了9年钱。

　　创建之初的当当网很快便赶上了世纪之交的那场互联网寒冬。俞渝给全体员工写信说：“哪怕最优秀的电子商务公司倒了，我也只会给他们写一篇墓志铭，第二天我们还会接着推当当这辆车。”

　　这样的冬季一直熬到了第十年。直到 2009年当当网扭亏为盈，人们才发现：1996年的那场“革命”不仅给这对夫妇带来了当当网，也真的为他们带来了32亿身家。

　　郭广昌

　　改革开放就是

　　把猫放出来了

　　过去的20年，郭广昌的复星集团虽然投资了许多不同的领域，但核心只有一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开放的节奏，变换投资重点

　　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看来，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企业曾有过4次机遇：上世纪80年代的开放搞活，让个体户们发了家；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让知识分子开始可以下海办公司；之后的若干年里，资本市场从审批制转为核准制，让一些民营企业可以上市；1998年国有企业退出非竞争性行业，让民营企业有了更大的机会。

　　他和他的复兴集团，正是抓住了后3次机遇。

　　1989年，郭广昌从复旦大学毕业留校任教。3年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知识分子群体掀起一股下海热潮。同年，郭广昌和他的大学同学一起用借来的3.8万元下海创业。

　　这本是他准备出国留学的钱，但签证还没等下来，他就改了主意。南巡讲话，让他热血沸腾，很快就坚定了“下海”的想法。与此同时，在复旦大学校团委当调研部长的同学梁信军也正陷于苦闷，每天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实现理想。两人一拍即合，迅速成立了广信科技，为一些公司做市场调查。对于调查和咨询，郭广昌其实已经驾轻就熟。还在复旦团委时，他就在统计预测分析中心工作。

　　不足15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摆放着公司最显眼的家当——一台586计算机。郭广昌每天骑着一辆28大横梁自行车找项目。公司成立10个月，竟赚了100万元。很快，国内的咨询公司、调查公司越来越多，郭广昌开始要自己做产品，他先后搞了彩色火焰蜡烛、咕咚健身糖、婴儿尿湿报警器都不成功，最后却凭借房产销售把最初的100万变成了1000万。

　　郭广昌觉得，从南巡谈话掀起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开始，中国企业的成长就一直与改革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息息相关。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他深知政策对市场的意义。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复星集团虽然投资了许多不同的领域，但核心只有一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开放的节奏，变换投资重点。

　　1993年上半年，郭广昌决定将公司的“第一桶金”全部投入基因工程检测产品的开发上。一年后，随着同学汪群斌、谈剑、范伟的陆续加入，“广信”更名为“复星”。郭、梁成了复星集团正副董事长，汪、范、谈三人则分别是复星医药、地产、信息技术方面的掌门人。

　　中共十五大召开后，民营经济地位得以确认。抓住1998年国有企业退出非竞争性行业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机会，郭广昌摇身一变，成了上海首批房地产开发商。郭广昌的财富在十几年里增长了一万倍，他被誉为“上海的盖茨”、“最像李嘉诚的人”。同年，复星实业（复星医药前身）在上海上市，成功融得资金3.5亿，走上了进军资本市场的道路。

　　在随后的日子里，郭广昌的“复星系”形成了涉及生物制药、钢铁、房地产、信息产业、商贸流通、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庞大产业规模，而这一切都与大环境息息相关：2000年，复星开始相继进入医药、金融、零售等领域，打造相关公司上市；2003年，复星为适应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投资钢铁行业；紧接着，国家政策注重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复星又加大了对餐饮、酒店连锁、服装、家居等领域的投资。

　　改革开放提供了复星生存发展的机遇，而“复星最大的成功就是抓住了机遇”。他曾向同事们提出“修身、齐家、立业、助天下”的追求——这源自传统知识分子的抱负。2010年，复星集团联合包括阿里巴巴、苏宁电器在内的16家民营企业，共同成为上海世博会民企联合馆的发起单位，这些企业都是白手起家的典范。

　　郭广昌总结改革开放：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把“猫”放出来了，让能抓老鼠的猫自己去抓老鼠——所谓“猫”就是市场经济，就是当年他们这些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