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重回政策首选 下半年中国经济三问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本周，世界各国都关注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发布。新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有无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当前的宏调政策？

　　温总理已在由他先后主持召开的两次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社会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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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来看，在CPI持续走低的背景之下央行连连降息，保增长的政策目标似乎十分明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决策层对于下半年经济形势的推断和政策的基本走向。

　　许多分析人士担忧中国将要发生通胀向通缩的转变，因此后果可能是投资意愿与消费意愿的进一步疲软。

　　为了促进需求推动增长，采取降低资金成本等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政策，是经典的“凯恩斯范式”的政策思维，但其作用究竟有多大？下半年有无可能发生更大的政策变化？《华夏时报》记者特别专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中央财经大学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等知名学者，请他们就相关问题做深入阐述。

　　1、经济走势如何？

　　王建：“凯恩斯范式”不解决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认为，经济大局并非搞些小刺激所能改变。没有大调整大改革，经济就会一直往下掉，这是毫无疑问的。

　　内需难释放经济就继续下滑

　　《华夏时报》：央行连连降息，保增长的政策目标似乎十分明显，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决策层对于下半年经济形势的推断和政策的基本走向？

　　王建：6月份的经济数据表明经济状况继续不令人乐观，相信决策层对此早已有所预料，所以我们看到前不久央行在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降息，温总理最近也在不同场合提出需要保增长的政策意图，这是必然的。我早就说过，经济增幅将会持续下降。即使出台一些政策，也不会有太大效果，下半年经济仍会是往下掉的趋势，而且明年仍会往下掉。

　　《华夏时报》：许多数据表明投资与消费持续疲软。为了促进需求推动增长，“凯恩斯范式”的政策思维，必然是采取降低资金成本等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政策。但其真的没有多少作用吗？

　　王建：这种下滑趋势，其实就根本不是“凯恩斯范式”的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现在，财政的拓展空间有多大？十分有限。目前必须通过改革和调整把真正的内需释放出来，没有这些改革和调整，财政政策不可能起到很大作用。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1998年曾经采取过财政手段促增长，但经济增幅仍不断下滑，到了2000年，经济增幅才5.2%，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缺乏需求。现在的情况和当年几近相似，没有需求，国家使得劲再大，市场不跟随，那就没用。

　　《华夏时报》：这是否意味着目前国内正在经历结构调整的阵痛期？

　　王建：这种阵痛其实早就开始了，而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我曾说过，这一轮的经济下滑，是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增长顶峰以后开始，2008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对中国产生外需不足效应之前，内需不足已经把中国经济增幅往下拉了。之后内外需双碰头，让经济增幅掉得更猛。

　　2009年四万亿刺激之后，经济增幅上去了一下，到去年又开始下滑。这说明当外需内需都没有的时候，经济增幅自然要往下掉。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企业生产过剩导致企业利润消失。

　　今年前五个月，企业利润已是负的二点几，其中5月份为负的五点几。企业没利润自然就不会再投资。现在说要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速，但如何能保持这样的增速？

　　现在大的势头表现为，产能在继续释放，过剩的情况日益严重。我们判断宏观形势，就是依据总供求的格局。之所以说经济增幅还要下滑，就是因为内外需一直在收缩，而供给却仍在不断增加，这样供给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少，利润越来越少，到了利润减少严重的时候，就会压迫投资，而且也压缩银行的还款能力，这样生产过剩立刻就会转换成一种金融危机，形成一连串连锁反应。

　　由此来观察，可见经济大局并非搞些小刺激所能改变。没有大调整大改革，经济就会一直往下掉，这是毫无疑问的。

　　《华夏时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合理界限究竟在哪里？

　　王建：什么叫合理界限？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合理界限，只能说比如当增幅为7%或8%，或许就会感到困难。但经济增幅的下滑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需求由最终购买力所决定，既然没有最终购买力，出口也没有，消费也没有，哪来的需求？既然没有需求，则必然生产什么都亏损，都赔钱，谁还会去投资、去扩大产能？现在需求已经没有，但产能还在投放和增长。

　　《华夏时报》：从工业生产、投资和消费情况看，经济整体出现继续恶化的局面会不会发生？

　　王建：往后局面将会越来越严重，现在PPI所反映的，就是生产过剩的指数。供大于求，价格就会下跌，表现得就是通缩的程度。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输入型通胀有所缓和，供大于求日益严重，引起PPI下滑。

　　经济下滑到明年四季度见缓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下降到不足4%的水平，您怎么看？大量失业会出现吗？

　　王建：我倒觉得未必有那么严重，我原来的判断是9%-8%-7%，现在看来，也不能排除是9%-7%-5%(指2010年-2013年经济增幅年平均下跌指数)。若认为下跌到4%，就要看世界经济会发生什么大事。如果世界经济特别不好，则有这种前景，但现在看，可能是9%-8%-7%的概率还是比较大。这是一个逐渐下滑而非猛烈下滑的过程。

　　我为什么说明年经济下滑见底？因为明年大的新政策和大的相关调整就会出来。所以，现在若没有根本性政策出台，就不要指望经济增幅下滑会止住。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下半年经济增速继续低位运行，底部在何时？到明年一季度有无可能企稳？

　　王建：底部应在明年下半年出现，今年的底部可能在第四季度出现，到明年一季度下滑趋势也不会平稳。有一点至关重要，中国经济目前仍是一个增长力下滑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停滞和负增长的过程。人们不习惯于增长下滑，不习惯于7%或8%的增长速度，但中国经济毕竟还在增长，只是动力不足而已。

　　《华夏时报》：房价下降的趋势似乎已经结束，房地产泡沫会否死灰复燃？

　　王建：现在房价下降趋势是否结束尚难判断，实际上中国经济刚刚开始经历一个难受的过程。过去从14%下降到9%，这个速度还都比较高，虽不如14%那样繁荣，9%也是一个不错的日子，现在掉到9%-8%，甚至可能到7%的时候，就开始难受了。

　　比如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减员、降薪，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这样做，用什么来支持房价？现在所谓房价回升，是大家觉得房价已经见底，大家看见经济形势不好，政府要保增长，就会令房价回升，于是趁着房价还比较低，赶紧买房，这是一部分刚需出来了。投机性需求被限购政策卡住。目前这个阶段，房价只能算是稳住了，但下一步，若收入不上去，房价也上不去。

　　未来整个经济收缩会带动居民收入收缩，那就没有支持房价的动力。

　　有充分巨大调整空间可使用

　　《华夏时报》：下半年还有多大的空间来刺激经济？宏观政策可做哪些调整？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半年会不会有一系列大力度的政策出台？

　　王建：政策空间是有，问题是谁来做？改革、调整方面需要做很多事情，城市化是不是个大空间？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不是个大空间？问题是，谁来去用这个空间？

　　温总理最近在江苏考察的时候也提道，要把调整和保增长与城镇化结合起来，这是前所未有的姿态。但实际上如何真正推行，这是后面要考虑的问题。

　　现在并非不清楚问题在哪，也并非不清楚该如何调整，而是没人来进行相关的调整。

　　《华夏时报》：您如何看待投资、减税、货币、消费等多个领域的一些政策可能的实施效果？

　　王建：做这些方面的事情，都是小打小闹，包括降息、降存准率等等都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比如降息，这和企业利润，和PPI收缩相比较，降这点息有什么用？企业因为PPI收缩，因为利润下降，5月份可能一下减掉五个百分点的利息，是央行两次降息加起来零点五个百分点的十倍，企业怎么可能因为降息而拿银行贷款去投资？

　　《华夏时报》：明年有没有可能发生大的政策变化？

　　王建：肯定如此，因为经济形势可能会更不好。比如城市化方面，肯定会有大动作。否则，没有路可走。要想开启内需，就得走这条路，毫无疑问。

　　《华夏时报》：您提到城市化，但另一方面，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正出现不足，您怎么看？

　　王建：我们看到，美国的粮食产量比中国多，美国出口了占世界六成的粮食，中国18亿亩耕地用了1.5亿人种地，为什么美国二三百万农民种出那么多粮食来？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谓刘易斯拐点，是个伪命题。

　　在原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上，可能是一个拐点，只能放出一定的劳动力。但如果有工业化的资本物品进入，大量农民进城，通过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土地变成可流转，然后集中起来。中国18亿亩耕地大概有个三四千万劳动人口就可以完成种植。这样还可以出来一亿多劳动力，这是个什么概念？怎么会劳动力不够呢？刘易斯拐点没有考虑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明年，城市化应有很大推动，如果不这么做，中国经济将继续悲观。

　　2、货币政策还须怎么变？

　　郭田勇：目前可考虑放宽存贷比

　　经济增长的放缓程度从局部或微观层面看，外界认为可能比公布的数据要严重得多。但若从整体的宏观层面来观察，学界有判断说，政策的努力，或许可以很快引导经济重回正常增长轨道。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目前环境下，监管政策可以考虑进行更多的一些调整，比如将存贷比放宽等。

　　降息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效果明显

　　《华夏时报》：在“保增长”重新成为首要调控目标的情况下，央行会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吗？

　　郭田勇：总体来讲，还是先稳定住。货币政策现在已经是一种中性偏宽松的倾向，这意味着适度投放货币。

　　《华夏时报》：您如何评估当前连续的降息举动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郭田勇：央行上次降息前我曾对你说过，非对称降息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选择。一方面，贷款价格降低会导致企业经营成本降低和信贷需求的增加，使得企业投资及生产经营活动更为活跃；另一方面，存款利率降低有利于扩大消费。同时，银行利率变小体现了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

　　我认为，目前政策应以预调和微调为主，而非全面转向。为了稳增长，应把精力放在货币政策的层面，而不是放在依靠政府投资，比如重新出台一个四万亿，冀望于投资拉动等这类政策上。这说明一方面希望能稳增长，另一方面也要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现在采取一些比如增加政府投资或放松房地产调控这类政策思路来稳增长，则增长的效果肯定会更加明显，但为什么并未采取这种政策思路？一是对经济适度下滑有所容忍；二是并不希望下滑太多，所以使用货币政策手段进行微调，通过增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不是再度依靠扩大投资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三是这将使得一方面增长稳定，不会下滑太多，另一方面更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银行存款放缓或使流动性风险突出

　　《华夏时报》：银行业将要面临的风险是什么？会是流动性危机吗？目前境内外公司和投资者减少其手中所持有的人民币的所谓资金外流现象是否比较严重？

　　郭田勇：我们要看到，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形。关于流动性风险，整体来看，银行业应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近两年银行业整体上存在存款增幅不断变缓的情况，去年银行业存款增幅大概是百分之十一点几，吸存能力有所降低，但其形成有多方面因素。我们要看到其好的方面，比如国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占比提高，多种融资方式兴起，分流了银行资金，这表现为整个金融业竞争能力更强、更有活力。因为“十二五”规划就提出要显著提高直接融资占比，政府以官方文件形式做出了这样的规定。

　　但也要看到银行业本身信贷增长变缓，这与存款增幅变缓也有关联。当然，不排除有些资金比如热钱，或国内一些资本因感觉机会不好或对市场前景不看好而将人民币资金换成美元或其他外币投向境外，这个问题应会存在。上述几种原因，都会导致银行业存款增幅变缓情况出现。从某种程度来看，这也都意味着对于银行业形成流动性风险的挑战。从目前银行业整体经营层面来看，的确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果未来银行业存款增幅继续放缓或加速下滑，的确会使整个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变得更为突出。因此要减少存款流失的管道，并进行与资本外流等问题相关的、必要的分析和调研。

　　存贷比可采取差别性调节政策

　　《华夏时报》：短期内存准率有没有可能再次下调？监管政策方面，未来存贷比有没有可能适度放松甚至取消？

　　郭田勇：存准率未来可能有多次下调。监管政策在目前环境下可以考虑进行更多的一些调整，比如将存贷比放宽等。

　　如果中小商业银行存贷比水平较高，而存贷比政策却未加以调整，仅仅只是下调存准率，则所释放的资金仍然无法用于放贷。因此，若要扩大银行的信贷能力，除了存准率，包括存贷比等监管政策都可以考虑适度调整。

　　但我并不同意取消存贷比，毕竟存款立行是银行业经营的长期理念。有人说国外银行没有存款也可以放贷，可以通过市场拆借筹得资金，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我们从中国银行业传统的经营理念来看，一般还是注重存款立行，必要的存贷比要求，可以防范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银行业的自有存款相对于市场拆借资金毕竟稳定性程度非常高。金融危机使国外有些银行出问题，就是因为其大量资金依靠从市场拆借，然后全部投放出去，一旦爆发危机，市场资金紧张，各家银行的拆借资金需要回收，那就麻烦了，若没有资金就必然倒闭。

　　所以，还应有适当的存贷比标准，未来可以采取差别性政策，若完全取消存贷比则理由并不充分。但我坚持认为，存贷比的确需要加以调整。

　　存款利率水平有可能降低到2.5%

　　《华夏时报》：从下半年经济下滑的趋势看，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还会有多大？货币政策还会出现哪些变化？

　　郭田勇：未来下滑趋势究竟是怎样的尚难预料。但我们注意到，在连续两次降息以后，房地产已经潜在出现活跃。而欧债危机将朝哪个方向走，现在不好判断，如果外需条件好，这可能对于中国出口利好作用较强。最大的利好，当然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因为这将焕发出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

　　因此，尚不能简单断定下半年经济一定会下滑，但至少从目前看，新的统计数据将表明经济有一定的下滑状态。而且我们看到，货币政策为了应对这种下滑，为了稳定增长，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并且这种调整的效果正在显现。虽然我们不能说效果一定都是好的，从现在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程度来看，与银行两次降息关系非常大。但从生产企业经营成本来看，这种降息对于企业的激励作用有可能更强一些。

　　所以，货币政策作为一种短期政策，而且是一种需要相机抉择、及时进行调节的政策，如果未来经济还是继续往下掉，则下半年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从理论上来说，利率水平可以再有两次调整空间。目前存款利率为3%，降到2.5%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CPI的持续下降，给央行的利率调控打开了空间。下半年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可能会用得更频繁一些。

　　《华夏时报》：非对称性降息还会是一个重要手段吗？

　　郭田勇：非对称性降息也要有一个度，因为这其实是银行业的一种让利行为，但银行并不能无限制地让利，央行会衡量其中空间到底有多大。

　　3、财税政策力度能多大？

　　张斌：可临时性降低增值税税率

　　政府高层最近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前要特别注意完善结构性减税，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减少流通环节税收和费用，减轻小微企业税负”。对于这一政策动向，一些分析人士解读说，这意味着货币政策似乎已没有太大调控空间，政策立足点将转向通过财政税收刺激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以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增幅下滑，可能使强调结构性减税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张斌提出，在稳增长的过程中，需要税收政策相机抉择，在要求时效性和力度的大背景下，是否可以考虑哪怕采取临时性降低增值税税率？因为临时性降低增值税税率是马上可以见效的政策措施，改革力度会很大。如果经济增幅进一步下滑，应该考虑采取这样既有时效性又有力度的措施。

　　当前强调结构性减税更发挥作用

　　《华夏时报》：现在来看，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似乎已没有太大调控空间，政策立足点将转向通过财政税收刺激需求？

　　张斌：财税政策这一部分应该是起相应配合作用的，也就是说，一些应对稳增长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同时实施。就财政政策而言，在新的稳增长措施中，有人说，财政政策应当更注重于减税的作用。其实营改增和减轻小微企业税负一直是积极财政政策中结构性减税的一部分，一直在强调，也有一系列措施出台。

　　目前以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增幅下滑，可能是强调结构性减税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受到限制

　　《华夏时报》：出口方面，如何在税收政策上给出口企业以更多支持？

　　张斌：这受到两个限制，第一，不可能违反WTO的规则，不能想补贴多少就补贴多少；第二，唯一可以做的，主要就是调整出口退税率，是否可以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率调整力度？这要看具体的出口产品。有的产品已经达到其法定的17%的税率了，出口退税率已经应退尽退了，因此相关政策的作用就会小一些。对于那些没有达到法定退税率的出口产品，是可以考虑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这是合乎WTO规定的。如果采用其他支持出口企业的措施，首先就会遭遇是否违反WTO规定的问题。

　　出口企业的困难可能不仅仅是来自税收一个方面，虽然税收优惠可以缓解出口企业的困难，但能否在根本上改变困局，还要看大环境能否改善。比如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工资成本上升等。

　　可考虑临时性降低增值税税率

　　《华夏时报》：消费方面，真正有利于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一向并不多，一些地方限购政策遏制了消费。这种状况下半年是否有所改变？

　　张斌：所谓限购政策，可能主要作用在汽车销售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其中汽车的限购涉及到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发展规划如何协调的问题。若不限购，马上遇到的就是交通拥堵严重、环境污染严重、能耗增加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如何协调。在刺激消费方面，对家电下乡加以补贴等政策的继续实施，效果应会比较明显。

　　稳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具有时效性，是为了遏制经济下滑的趋势，因此力度必须要足够，零打碎敲不行。减税也好，增加支出也好，要使用出高效率。另一方面，减税的量也要有保证，才能显出一定的效果。

　　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等措施可能涉及到时效性差一些的问题，比如营改增试点的地域和行业同时扩大，但之后能确确实实降低多少税，这是一个问题。营改增即是点调控又有时效性，尤其是跨行业的税率设计能否迅速到位、是否马上就可以推出、是否还需要论证，这些都是问题。

　　此外，为小微企业减税，其力度、作用点应该怎样涉及也是问题。因此，我的观点是，在稳增长的过程中，需要税收政策相机抉择，在要求时效性和力度的大背景下，是否可以考虑哪怕采取临时性降低增值税税率？因为临时性降低增值税税率是马上可以见效的政策措施，改革力度会很大。如果经济增幅进一步下滑，应该考虑采取这样既有时效性又有力度的措施。

　　警惕地方政府加大税外收费力度

　　《华夏时报》：减税方面，各级政府如何能够进一步放下“税负”，给企业一些明确的实惠？

　　张斌：就税收本身而言，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对主要税种也没有减免权，只在一些小税种上有减免权。由此来看，其能做的就只是在一些地方性费用，比如通常所说的税外收费上加以调节。但应当说，这其中有矛盾，也就是经济的稳定和调控大部分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地方政府职能本身并不要求其促进宏观调控，所以其并没有动力促进宏观调控。这边减少税收、促进增长，却并不能保证生产增收盈利可以流到这边地方政府管辖区域内，因此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反而我们要警惕的是，当地方政府因为经济下滑，收入增速下降，而刚性支出盘子比较大，又无法获得其他融资渠道以弥补赤字，这时地方政府反而可能加大非税收入或税外收费增收的力度。

　　《华夏时报》：下半年财税政策还会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

　　张斌：如果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继四万亿投资之后，这一轮稳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当更加重视减税政策的作用，同时，像家电下乡补贴等一些保增长促消费的必要的财政支出项目，也不能偏废。减税方面，除了营改增，除了减轻小微企业税负，还包括减少流通环节税收和费用，比如高速公路过路费，比如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的减免等一些生活必需品增值税的减免等等，这些促进消费的财政支出补贴政策和减税政策，在下半年的稳增长中，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