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美能源竞争的三角性 霸权之下的资源外交

　　崔大伟（David Zweig）

　　[ 中国的崛起加剧了国际石油市场中的紧张和压力。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非常关注中国在世界各地寻找能源的举动，这使得中国许多双边关系变成三边关系，美国成为其中的“第三者” ]

　　当今国际格局的特点是美国霸权衰落和中国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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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转移理论与中美关系

　　权力转移模型中的许多特征在中美全球能源竞争中都得到了反映。

　　目前，中国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主要出口国。中国还致力于发展军事能力，可能很快就可以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而美国却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金融危机以及制造业外包结束了苏联解体后的美国“单极霸权”，造成美国的相对衰落。

　　最初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中的挑战者和当前霸主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认为：生存的最好保证是成为霸主，因为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严重威胁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

　　然而，也有权力转移理论模型反对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这种理论认为，崛起中的大国在权力过渡期间对现状满意与否，是评估战争概率的关键。霸权国增加挑战者的满意度可以减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中美对中国崛起和中国能源需求的不安全感可能导致冲突，但不是必然导致冲突。冲突不是必然的，但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能源竞争的性质是一种“三角关系/三边关系”，这是有效认识今后几十年不断变化的中美竞争关系的框架。

　　特殊的“三角关系”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霸权美国、正在崛起的中国、众多能源资源富有国（RRS）之间存在三角关系。美国作为全球霸主，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着经济、战略和政治联系，中国与RRS建立关系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所以，中国与任何一个RRS加强双边关系，实际上都是在处理一个三边关系——第三方就是美国。

　　由于上述三角关系的存在，每一个合作主体在进行双边合作时都要考虑将“第三方”纳入考虑范围。事实上，美国可以影响中国许多双边关系。当中国和伊朗洽谈石油和天然气投资时，中国感受到美国的压力。中国在深化与委内瑞拉的关系时也需采取谨慎态度，以免激怒美国。

　　中美官员都认识到两国已经形成一种特殊的“三角关系”。2008年10月，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汤姆·克里斯滕森在南加州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美关系与过去相比更关乎第三方”。

　　美国眼中的中国能源供应国

　　为了评估中美竞争的可能性，根据与美国关系的实质以及美国对该国的看法，可以把中国的能源合作伙伴国分成三种类型：“越界国家”（Pariahs）、中立国和美国盟国。

　　“越界国家”：美国的道德困境。“越界国家”在这里特指一些在国际和国内行为上都已经超越了美国所认可的全球准则的国家。例如，伊朗、委内瑞拉和苏丹等。这些国家经常受到西方制裁。

　　历史上，中国与这些国家常有联系。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巴列维国王时期。在中国看来，难道仅仅由于美国给伊朗冠以“邪恶轴心”之名，号召世界予以制裁，就必须和希望发展核能力以保护自己不受美国欺凌的伊朗反目吗？但在美国的眼里，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应该具有抵制核扩散的道德责任感。

　　在美国人眼中，委内瑞拉和其他“越界国家”有所不同。委内瑞拉是美国主要的石油供应国之一。如果这部分石油转移到中国，那将在西半球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很久之前就放弃了从苏丹和伊朗进口石油，但并没有放弃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大部分石油仍然出口到美国，并在美国精炼，这让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的行为更加难以接受，并加剧了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敌意。

　　美国盟国：感受中国的吸引力。美国的盟国，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是美国主要的石油供应国。这就组成了第二类国家。尽管与美国有很深的军事和经济联系，但其中一些国家仍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吸引力。

　　美国对这类国家与中国加强能源合作的反应似乎有很大区别。例如，美国鼓励沙特卖油给中国，以促使中国脱离伊朗。至于澳大利亚，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和副国务卿内格罗朋特2008年访问澳大利亚时，并未把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当成问题。但盖茨也不相信澳大利亚政府，会“因为一时的经济关系而将其根本的安全利益置于风险之中”。

　　美国另一种联盟形式的代表是越南，美国与越南并没有结成正式的联盟，但是这种联盟关系使得越南与美国走得更近，从而加强了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也加强了越南与中国在南海的谈判能力。

　　中立国：相对平等的竞争。中立国的范围广泛，但主要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偏向美国的和不偏向美国的。美国与很多能源生产国保持着中立的关系，其中大多数国家没有反美、反西方或者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偏好。

　　2007年中国38%的石油进口来自中立国家，而美国对这些国家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是21%。在“中立国”世界中，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在权力转移理论中，正在崛起的国家需要建立联盟，来保护其不受霸权主义国家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是中国最好的盟友。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俄罗斯很多政府高层人士都不喜欢美国。

　　RRS对中国的态度

　　RRS通常有三种方式对待中国：“搭便车”（bandwagoning）、回绝或是维持普通的商业关系。

　　“搭便车”是“越界国家”面临国际制裁时最可能出现的反应，例如伊朗、苏丹和缅甸。在“搭便车”的情境中，深入的经济合作使得民主国家也出现了一批强烈的支持者。例如在澳大利亚，有部分人强烈支持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但在一些民主制RRS中，国内公民对把本国资源出售给中国国企表示担忧，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其结果就是回绝中国能源外交。例如，当中国五矿集团试图收购加拿大的诺兰达（Noranda）公司时，加拿大民众的普遍敌意以及加拿大政府内部的顾虑最终导致这项收购计划流产。

　　中立国似乎更能接受“正常的商业联系”。他们倾向于选择出价最高的公司，周旋于中国和西方之间，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但是还有一些中立国更倾向于“北京共识”而不是“华盛顿共识”，因为中国很少将贸易关系政治化。

　　RRS，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盟国，在处理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上有微妙的差别。当与中国合作出现困难，或者当中国的资源外交变得太独断时，它们会采取回绝的态度。但对另一个极端“越界国家”来说，它们依赖于中国的保护而免受霸权国家的欺负，因此除了搭中国的便车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缓和中美能源竞争的因素

　　如果中国加强和美国盟友的关系，必然会导致中美关系紧张。这会引发大国权力分配结构的改变。当然，现实中也有许多因素会缓和中美能源冲突。

　　首先，中美能源供应渠道存在巨大差别，重合部分仅为巴西、委内瑞拉、安哥拉和沙特等。中国从沙特进口石油得到了美国的默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中美两国都认识到，对海外能源的过度依赖会带来极大的战略脆弱性。中美两国都在寻求替代性能源。中国正野心勃勃地增加核电站数目，发展太阳能和水电。

　　第三，全球天然气在未来十年内会供过于求。据估计，中国在2015年的天然气消费量将会占到能源消耗总量的8%，比2010年上升4个百分点。中国大力发展天然气将会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石油供应的压力。

　　第四，新的技术突破，例如页岩气技术的发展，也可能会减少对石油的需求。根据美国能源部官员的说法，美国对查韦斯试图加大对中国能源出口的努力已经不是那么关注了，因为美国页岩气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

　　最后，能源竞争仅是中美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更关注中国的军事能力建设，而不是能源竞争。他们相信世界石油是够用的。此外，除非中国和南中国海的沿岸国家，例如越南或者菲律宾爆发冲突，把美国卷入进来，否则能源本身不大可能引发中美冲突。

　　冲突主要源自安全领域

　　中美能源关系的三角性，在美国的盟友或者“越界国家”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当美国对其所谓“越界国家”的计划因中国为获取能源而受阻时，美国就会对中国的做法非常不满。

　　在中国、美国和美国盟友间的三角关系中，能源和资源因素的影响也非常大。但是，中国和这些国家不断加强的商业往来并不一定会对全球权力分布造成很大影响。例如从2003年到2010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能源出口依赖大幅上升，但是澳大利亚的精英人士和民众对中国的担心仍很重。

　　对中立性RRS而言，操作的空间最大，其结果也最难预料。但是，那些拒绝财政透明的非洲独裁国家，或者试图摆脱美国经济和军事影响，寻找更大独立性的拉美国家可能会更倾向于中国。

　　任何愿意搭中国便车的国家都会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对于这类拉美国家而言，会受到美国大量的审查。

　　但不管怎样，国家间的冲突主要源自安全领域，而不是经济竞争。因此，如果中国和美国想要避免未来发生冲突，就必须解决好军事竞争、相互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误判等问题。（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座教授，环境、能源和资源政策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