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宏观政策对本轮经济下行已无能为力

　　在理论上，整部宏观经济学所表述的“反周期宏观调控”告诉了决策者某种经典认知：冷则添柴、热则降温是宏观调控的铁律。但是，现在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财政扩张可能有利于短期企稳，但会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更大的可能是导致一段时间后更硬的着陆。

　　宏观政策对本轮经济下行已无能为力。第一，扩张性财政投资失灵。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布什—格林斯潘”松财政、松货币的政策组合，除了制造一轮资产价格危机，带来的仅是不增加就业的经济恢复。很多人津津乐道于“罗斯福新政”，但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效拉动增长，最后的产能仍需要通过“二战”加以毁灭或吸收。凯恩斯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的确，短期是重要的，不过，要基于正确的政策工具选择，否则将导致更大幅度的经济波动。1998年中国上马的基建项目对应的是此后四年对总额超过2万亿元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2009年地方过快投资增长对应的是14万亿元融资平台债务余额，其中约27%为缺乏项目自身现金回报或有效抵押保证的风险敞口。

　　扩张性投资将造成更大的挤出效应。一旦财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拉动力，理论界公认的三大后果必然如影随形：一是增税，二是发债，三是印钞。增税加大实体经济成本，发债引致金融资源更多地集中于大项目，印钞则导致资产价格膨胀于前，物价上涨跟随于后。于是，三个间接后果亦随之出现，一是增税和发债引致企业部门营运成本和融资成本上升，挤出民间投资；二是印钞导致全社会生活成本上升，间接推动用工成本（工资）增长，企业生产压力进一步加大；三是资产价格上涨，诱惑实体经济部门更有积极性进入资产投机领域。上述情形经由2009-2011年的实证检验。

　　第二，货币政策对改变经济周期亦乏力。以2011年底数据分析，中国的GDP约为美国的一半，但货币供应量比美国高50%，货币占GDP的比重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除非真想如日本般步入“失落的三十年”，货币当局的扩张空间已十分有限。

　　长期实证检验证明，货币政策对抑制通胀有效，对拉动经济复苏失灵。日本自1991年起实行“零利率”政策，美国自2009年实行“0-0.25%”的战后最低联邦基金利率，都未有效地解决失业和经济复苏；中国在2011年起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虽有效地抑制了通胀和资产价格暴涨，但指望其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切实际的。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中国央行把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0.98%降到2%的中枢水平，但并未有效实现经济增长。

　　真正的政策选项应是两大操作。第一，减税将比支出更加有效，可以把着陆过程化硬为软。“多予、少取、放活”这一条行政铁律是中国经济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根本，而集中力量办大事导致的“多取、集中投放”将严重削弱实体经济竞争力。在居民层面，减税将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进而拉动消费，这对于中国已经形成的上自原材料、中间是基础设施、下到工业制成品巨大的过剩产能，将构成可持续的吸收力，才有望逐步改变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性。

　　第二，是在中期大力推进关键性领域的国退民进，特别是资源、金融和制造业。随着实体经济萎缩导致的各级财政收入增幅面临中期收缩，可以考虑引进民间资本持有当前的国有资产、股权，更多地参与原本由财政投入的项目投融资。这毫无疑问需要决策者具有相当的勇气和决心，但在经济下行期往往最值得操作。一方面，资产价格相对便宜，对民间资本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这是真正规范政府投资操作边界，回归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者角色的最佳时机，政府介入商业性领域越直接越频繁则积弊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