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没有铁腕就治不了中国的通缩

　　中国正面临着广义的通缩，表现为企业盈利骤减、经营状况迅速恶化为特征。需求下降、产能过剩、靠减价才能出货，正在整个制造业中蔓延。企业盈利能力、议价能力迅速弱化，现金流状况明显恶化。要治理就需要深层次的改革，但这种结构性改革必然触及利益及分配。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朱鎔基式的铁腕领袖？

　　时至今日，恐怕不会有人对中国经济下滑再持疑问的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对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长期性估计不足。

　　导致经济下滑有许多原因，归根到底是民间部门投资动力无以为继，经济只能靠政府的刺激政策作滑翔性缓降。本世纪初，中国曾出现加入WTO、国企改革、银行改革、住房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它们摧毁了旧模式的桎梏，为经济带来活力，将增长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今，过去结构性变革所带来的红利已经基本耗尽，新的体制改革却迟迟不见踪影。

　　近三年经济政策出台之密集程度，实属共和国历史上所罕见，不过几乎全部是针对经济周期、房地产周期、信贷周期所作的反周期操作，具有远见、前瞻性地为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作的结构性突破几乎未见。打破垄断、市场化则只闻楼梯声，未见人下来。政府在经济政策上舍难求易，依赖财政刺激、货币宽松来管理经济，可以拖延周期的长度，填平增长的底部，可以将GDP数字做得不那么难看，但是始终无法提供可持续的上升动力。至于过度实施政策性扩张所造成的长期成本及其潜在金融风险，更是难以估量。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中期的弱增长周期，并体现为弱信贷周期、弱投资周期、弱出口周期和弱房地产周期。政府的刺激性政策，可以维持，却难有突围。

　　此轮弱周期的一个特点，便是通货紧缩。笔者所指的并非狭义的通缩，暂时还看不到CPI持续出现负值的迹象。农民工工资上扬、食品价格高企，令CPI不至于落入负值，不过物价上升动力已明显纾缓。

　　笔者所预言的，是广义的通缩，以企业盈利骤减、经营状况迅速恶化为特征。需求下降、产能过剩、靠减价才能出货，正在整个制造业中蔓延。企业盈利能力、议价能力迅速弱化，现金流状况明显恶化。

　　在实际GDP中，投资下降导致对大宗商品、机械的需求减少，进口下降，贸易顺差扩大，垫高了增长数值，因此GDP的下降幅度远小过投资的下降，加上政府的财政刺激和相对平稳的消费，实际GDP增长的下滑幅度不会太大（除非就业大面积恶化）。

　　但是，由于通胀回落，名义GDP增速的下跌，比实际GDP要快许多。企业的盈利与议价能力，往往与名义GDP增长挂钩，而且比名义GDP更敏感，波动更大。经济进入通缩状况，会有几个结果：

　　1、 消费转弱，消费者持币待购意欲浓厚，零售市道转弱；

　　2、 企业现金流变差，无力加价，应收账飙升；

　　3、 繁荣期形成的债务链成为催命索，个别企业破产造成连锁反应；

　　4、 房市趋淡静，成交下降，财富效应不再，开发商现金流持续紧张；

　　5、 利率有下调空间，但是实际利率上升，对经济帮助不大。

　　这种广义通缩，不仅在中国发生，也在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美、欧、日基本上面临着类似的增长困境、盈利困境。这是在人为政策刺激的效果消失后，全球经济面临的一场共同的考验。当然，中国的经济有与美欧不同之处。

　　上次通缩在中国出现，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事情，持续六年，就业市场是重灾区。国企改制、农民工进城，导致个人收入的通缩，由此蔓延至经济其他部门，并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触发，就业市场供需失衡为症结，其背后乃是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打破通缩魔圈，当年靠加入WTO、银行改革、住房改革。

　　这轮通缩，可能最主要表现为企业现金流的大面积持续恶化，并逐步蔓延到实体经济各部门。其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触发，由于结构性改革严重滞后，民间投资每况愈下，惟有靠政府投资维持。

　　治理通缩的突破口，并不难寻：打破银行与公用部门的国企垄断，将有利可图的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通过引进竞争来刺激投资、改善效率、降低收费，在服务业中制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增长点。同时通过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打通资金的任督二脉，改进资金的分配效率。

　　不过问题是，结构性改革必然触及利益及分配。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朱鎔基式的铁腕领袖？

　　（作者系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本文原标题为《通缩来兮》，原载于7月4日的作者博客，本文,载于新财富，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或劝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