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

　　7月21日"CCER/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第30次报告会特别专场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以下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报告会上发表的观点：

　　众所周知，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由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发。关于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原因，国外理论与舆论界普遍认为，是由于国际贸易不平衡，中国和东亚经济体积累了大量外汇，购买美国国债，压低利率，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引起了房地产的泡沫和股市的泡沫。这一观点把这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产生根源归结为外部不平衡的东亚国家和经济体。

　　那么，为什么东亚经济体积累了那么多外汇造成不平衡？理论界提出三种假说：第一，东亚经济体奉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多导致贸易盈余多。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经济体为了自我保险而增加出口以积累外汇。1998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东亚经济体，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吸取了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如果外汇储备不足的话，很可能给投机家一个机会来狙击一国的货币，造成金融经济危机，为了自我保险，就开始增加积累外汇。第三，中国人为的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中国出口大量增加，外汇大量积累。

　　林毅夫教授质疑上述观点。首先，关于东亚经济的出口导向战略。东亚经济体近几年贸易顺差确实激增，但是东亚经济体从196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在2000年以前贸易基本平衡。因此，出口导向战略不会是2000年以后国际贸易不平衡剧增的主要原因。

　　其次，关于自我保险假说。如这个假说所述，东亚经济体在19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之后，经常账户的顺差剧增。然而，日本和德国拥有一定储备货币地位、无需以积累外汇来自我保险的国家，其经常账户的顺差在同一时期也一样猛增。而且，中国从2005年以后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积累也远远超过自我保险需要。

　　再次，是否由于中国汇率政策造成？中国从2003年开始即被指责人民币真实汇率低估，然而中国的贸易顺差直到2005年后才变大。2003年时贸易顺差比1997、1998年小，而那时人民币币值普遍被认为高估而非低估。不可能顺差变小，反而币值是低估。在2005-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个百分点，但国际贸易不均衡和中美贸易不均衡继续扩大。另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同样增加。假如中国汇率低估是国际和美国贸易不均衡主要原因，那么其他和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竞争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应该都会减少。然而，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不到1万亿美元，急剧增加到2008年的5万多亿美元。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虽然增加颇多，但东亚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却明显地下降，从90年代占61.8%降为2000-2009年间的44.9%。实说明上述三个普遍被接受的说法不可能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平衡和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中美贸易不均衡反映的是通过地区产业链的整合，轻加工制造业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转移到中国，随着这种转移，原来美国与东亚贸易的逆差也移转到中国。

　　林毅夫教授认为国际失衡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及美国两个政策变化所致：第一，1980年代开始的放松金融管制政策，允许金融机构高杆杠运作；第二，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联储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以上政策造成货币和信贷资金急剧增加和过度的投机行为，导致美国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包括欧洲，开始推行放松金融管制政策，放松金融管制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所以可信贷资金增加，流动性增加。同时从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经济破灭，照理说泡沫经济要进入一段萧条时期，但当时格林斯潘为了避免美国的萧条，用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从2001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前年利6.5%连续23次降息到18个月以后的1%，接近零利率，这就造成流动性过剩，造成大量投机行为。这些投机的钱在美国国内就流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造成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

　　泡沫的财富效应使得美国家庭过度消费。再加上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金融创新允许家庭把房地产增值的部分套现出来销售，消费需求就增加了，美国老百姓负债急剧增加。再加上美国政府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增加了财政赤字，使得国内需求和贸易赤字猛增。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这种赤字增加得以长期靠增发货币来维持。到2000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消费品的主要供给国，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扩大，中国和给中国提供中间制造品的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就是它们的贸易顺差，也逐年扩大。

　　由美国政策变化引起的流动性过剩同时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到发展中国家，从2000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万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2002-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历史新高。发展中国家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导致许多以出口资本品的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的贸易也产生大量顺差。许多国家的加速发展导致对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需求的快速增加、价格上涨和资源出口国的贸易盈余。

　　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只能将外汇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政府公债或其他金融资产，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资金大量外流到美国而压低了美国利率的假象。

　　中国的贸易顺差为何增加那么多？贸易顺差反映国内储蓄高，而对国内高储蓄率原因，一般学者认为是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和人口老龄化。然而，中国的家庭储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和印度处于同一水平。中国的储蓄率高的一个特色是企业的储蓄率高，其原因则是作为双轨制改革的一个后遗扭曲问题：金融过度集中在大银行和资本市场，形成对大企业的隐性补贴；自然资源的低税费；某些产业的垄断。上述扭曲的消除是中国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减少外贸顺差的治本之策。

　　林毅夫教授认为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有些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国际贸易长期不平衡，对逆差国来讲，不管是不是外汇储备国，都绝对是不可长期维系的。如果在国际贸易不均衡开始出现的2002、2003年，发达国家能够实事求是，面对问题，提出有效对策，而不是推卸责任，把自己的政策造成的问题说成是别人的政策引起的，那么，这场二次大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或许可以避免或是缓解。

　　发达国家政府的委过于人政策固然有其政治考量，然而也和学界的推波助澜有关。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对现象的理解应该力求全面，不要局限于一点，满足于理论假说和所要解释的主要现象一致，对任何理论假说应该多做推论，看是否每个推论都和已知事实一致。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各种矛盾冲突也会越来越多。利用外国的理论作为依据来制定政策或谈判，中国会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的学者有责任，根据事实自建内部逻辑自洽而各种推论又能和各种事实一致（外恰）的理论，这样才能把握我们自己的命运，不随别人的音乐跳舞。在国际谈判中，我们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发挥崛起的大国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最后，林毅夫教授又再次论述了他先前对中国前景的乐观看法。他认为中国还有20年保持年均8%增长的潜力。这个观点之所以会被有些学者怀疑的原因有二。一是还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维持50年年均8%以上的增长；二是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按购买力评价计算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增长速度都放缓。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决定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而一个发展中国家增长潜力，不是从收入水平来看，而是从后发优势的大小来看。以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 当日本、德国等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其人均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而我们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不足美国的25%。所以，同样是1万美元的水平，其后发优势潜力相差甚大。

　　当然，能否把潜力变为事实还需要我国充分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需要克服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所必然存在的各种经济、社会、制度问题，给稳定、健康、快速、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刘晓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