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北京暴雨反思 城市因过度扩张而脆弱

　　我们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中国式天灾。任何一场天灾，都可能迅速升级为百年不遇，而造成的伤害与损失一年甚于一年。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天灾中的大城市病尤为凸显，而城市的瘫痪就在于它过度扩张之时。

　　我们可以用很多复杂的词语来形容城市：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通常是周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等。其实，城市的本质依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依存，再先进的科技技术，也无法替代人类对于空气、水须臾不能缺少的依赖。

　　这种相互依存度同样体现在地面之下，如果城市依然将下水道简单地当成垃圾及各种废物的无偿排泄场所，对地下资源（主要是地下水抽取）的掠夺，以及简单的雨水排放渠道，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就会不断蔓延，最终还是由人本身来买单。

　　在城市扩张的价值排序中，工厂、商场、住宅等“地表物”因为巨大的经济辐射功能，被排在了首位。而基础公共设施则由于投入长期化、短期内无法对政绩形成推动而放置在最后。而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也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城市过度化的漩涡中，比如动辄上千万人的一线城市，迫于各种压力城市管理者开始跟进提供相关公共服务设施，但无论是水电气设施的大容量增加，还是房屋密集度的不断增高，乃至小到公共厕所的成倍建设，都会占用更多的自然资源，从而影响到自然本身的调解能力。

　　我们的有关规定是，24小时降水量为50毫米或以上的强降雨称为“暴雨”。打个比方，50毫米降雨如果均匀分布在24小时，给人的感觉是细雨纷飞。如果9毫米降水在一分钟完成，给人的感觉将是大雨倾盆。与此同理，目前我们的城市随时都处于“暴雨”状态，每平方米面积所承载的人口数量、车楼及附加设施数量早已超负荷。本来按照理想的规划，大城市、城镇与乡村之间能够形成相对缓冲的资源分布地带，但城镇化建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并没有平衡。城市流动化趋势造成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打工，加上教育、福利等各种资源、政策过度集中于大城市，使得城市畸形发展，最终面临难以承受的崩溃临界点。

　　不仅是暴雨，任何一次突发事件，从停水停电到更大的自然灾难，都会让城市停摆。这就关系到公共决策者以更宏观的层面，来思考中国健康发展的未来。环境保护并不仅仅意味着单个行动，解决城市病是城市自身无法完成的，而是要形成从城市、城镇到乡村的一体化环保战略、经济发展战略、资源调解战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日前表示，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的规划，才能避免美国的城镇化发展中带来的诸如贫穷、污染、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等问题，否则重新解决这些问题时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奥斯坦强调，在过去50~100年间，美国一直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城镇化已经历经三十年发展，其间同样走过了很多弯路，笔者以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城镇化战略只侧重于经济发展层面，没有同步提供环境、公共资源等配套战略，人们在城镇既寻找不到像大城市那么多的发展机会、公共服务，也无法获得相对优质的乡村自然环境，因此凋零的城镇无法承接城市与乡村。

　　中国未来规划要将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从城市摊大饼升级为城市、城镇、乡村的均衡化发展。只有把资源更多地投在小城镇、乡村上，把人留在小城镇和乡村，才能更好地为大城市减轻压力。也就是说，解决城市病，得从乡村开始。或许有人说这是老话题，只是，这两天，北京以暴雨夺去37条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再老的话题，我们不能只争议、讨论，而不去真正解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