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025危机

　　编者按：近期国内对人口，社保与债务等的讨论愈发热烈，而其在国际上一直是热点议题。要展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对经济的影响，日本是最好的例子之一。

　　《财经国家周刊》特约前驻东京记者，综合各智库的观点，展望至2025年日本面临的挑战，以期对中国有所镜鉴。

　　不少人开始担忧日本的未来“希腊化”。严重的“高龄少子化”，已经造成难以挽回的人口困局，并传导到产业空心化，造成财政入不敷出。根据研究预测，2025年前后很可能成为日本遭遇危机的重要“关口”。

　　上个月，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以消费税增税为核心的社保及税制一体化改革相关法案，以求为政府开拓财源。此前，即使普遍预期该法案将获得通过，惠誉仍将日本国债评级从“AA-”下调至“A+”。而法案通过后，市场并未给予积极反馈，日本财政及国债的前景仍不乐观。

　　随着人口结构的进一步恶化，日本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维持多久？其财政的可持续性如何？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些欧洲国家今天面临的债务危机？而这，又将对其国内政治、外交和地缘关系带来何种影响？

　　人口困局：为时已晚

　　日本的人口现状，可以简述为“高龄少子化”：老龄化程度极高，且今后将加速度发展；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正在进一步下降，劳动力供给将长期减少；而由于政治及文化环境排斥大规模移民，暂时难以通过移民改善人口结构。 201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达23.1%，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在今后几年将陆续度过65岁“门槛”。与此同时，日本年轻一代生育意愿持续下降，出生率在1970年为18.8‰，1990年降为10‰，2008年更降至8.7‰。

　　而且日本女性对结婚和生孩子，似乎越来越不急了。2005年，日本30~34岁女性中，未婚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而在30年之前，这一比率仅为十分之一。1975年，日本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4.7岁，初育年龄为25.7岁；而到了2008和2009年，初婚初育年龄延迟了近4岁，分别为28.5岁和29.7岁。 2025年前后，将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节点：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今年的预测报告，2025年，日本每2.3名劳动人口就要供养一位65岁以上老人。一年之后，日本总人口将自1984年以来首次跌至1.2亿以下；自然死亡人数将首次达到出生人数的两倍。而两年后的2027年，日本每年自然减少人口将首次超过80万。

　　其实，“老龄化”和“少子化”是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美、英、法、德均将移民作为弥补人口结构缺陷的重要手段，但日本社会对此却极为保守和敏感，采取了诸多方式加以限制。迄今为止，在日本人数最多的外国族群为中国人，但人数仍不过数十万，而且受到较为严格的移民政策管制。从日本国内政治气候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政府不大可能大幅放宽移民政策。

　　总之，人口问题涉及长远，应对又带有滞后性，其对日本经济与社会格局的影响是根本性的。首先，它限制了日本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加速了制造业“空洞化”；其次，它限制了日本国内市场规模，日本只能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邻国和新兴国家市场；再次，它造成日本很多边远地区经济的萧条，使中央政府必须保持庞大的转移支付费用。

　　社保危机：福利陷阱

　　人口问题的直接影响，造成社会保障费用的迅速膨胀。社保费用是政府支出最多的项目，仅此一类支出就相当于日本政府税收的约60%。其中养老年金和看护支出约占一半，而医疗费用占据另外“半壁江山”。一方面，老龄化将导致年金和看护支出不断增长，且政府还需时时注意填补“空洞”。为了补充养老金，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已经将政府负担的年金比例从过去的36.5%提升至50%。此举每年就需要增加支出约2.5万亿日元。需要指出的是，在2012财年，这笔钱又是通过新设立的“年金交付国债”（暂定名）筹措。

　　另一方面，日本是长寿社会（男性平均寿命79岁，女性平均寿命86.2岁），政府对于高龄者医疗费的补贴比例很高，如“后期高龄者”（75岁以上老人）个人仅需负担10%的医疗费。据统计，日本80岁以上老人年均医疗费用约为80万日元，其中需要个人负担的不足10万日元。这虽然是良好社会福利的体现，但也必然会造成医疗费用随老龄化程度加剧而增长。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等机构的推算，如果不采取任何改革措施，随着老龄化的加深，日本政府每年负担的养老年金将从目前的10万亿日元增至2025年的32万亿日元以上。政府负担的医疗费也将增至现有的两倍左右。届时，政府在社会保障一项的支出就将达到约50万亿日元，比现在增加约90%，且超过目前政府的全部税收收入。

　　债务风险：悬而难决所以未来日本的债务总额“继续增长”确定无疑，甚至在“快速增长”这一点上，也并无太多悬念。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国债余额不断攀升， 2010年国债达到近8百万亿日元，各类债务总额已经接近1千万亿日元，相当于政府年度税收的25倍。自2010年之后，日本政府预算中新增国债规模已经开始超过税收，使借贷成为政府的最大财源，仅为还本付息，就要占用约四分之一的财政支出。

　　目前，日本的居民储蓄总额约为1200~1300万亿日元，包括外汇储备在内的对外净资产约为250万亿日元。有观点认为，由于日本国债大部分是内债，因此当国债总额逼近居民储蓄总额时，国内市场将很难再消化新增国债，国债利率将快速上升。就财政破产的可能性，从现有国债余额增速看，至2025年前后，日本很可能遇到这种情况。

　　当然，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工具，日本可以推迟债务问题爆发的时间，减缓债务问题“发作”的程度。例如，日本政府可以出售一定比例的政府资产。截至2011年3月底，日本政府资产总额约为625万亿日元。其中部分资产的流动性较好，如现金、部分土地、部分种类有价证券、面向公共团体和金融机构的贷款及信托资金等。一般估算此类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约为30%，即约200万亿日元。

　　开源难，节流更难

　　应对高悬的财务风险之剑，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据估算，日本政府将消费税提升至10%后，每年可增收13.2万亿日元。但这仅能在短期内减缓国债余额增长的速度，并且这笔钱会逐渐被社保费用的增长而抵消。根据前大藏省官员野口悠纪雄的计算，这一“抵消”时间仅需要两、三年。

　　而未来，按照日本现有“增税派”的计划，可以分阶段将消费税增至20%~25%之间，但这样做不仅“边际收效递减”，且仍不足以弥补社保支出的增长。一旦消费税增至25%以上，将对日本国内消费市场和实体经济形成明显影响，从长远来看利弊难判。

　　同时，从国内政治来看，社会保障改革的难度极大。如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降福利”对政治家而言都是极为困难的选择。在此次野田政府推动的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中，比较大的动作最终仅有增税一项，而未能在“减支”方面有明显作为。

　　今后几年，如果日本出现较为强势的政权，有可能凭借其雄厚的政治资本适度降低福利水平，减少社会保障支出。事实上，1973年田中角荣内阁初创福利制度时，70岁以上老人是享受完全免费医疗的，年金给付水平也比后来高。其后，日本政府很快就认识到这在财政上难以长期持续，但执政党自民党始终未敢轻易做出调整。直至1980年该党在参众两院选举同时获得重大胜利之后，才以绝对的政治优势，在之后数年陆续推出了提高老年人自付比例、降低年金给付标准等改革方案。

　　最后，让我们想象2025年日本所面临的压力：届时，日本将面临比现在严重得多的老龄化，2.3个劳动者就要供养一名老人；社保开支很可能达到现在的两倍，且其规模很可能相当于增税后的政府大部分税收；制造业空洞化将更加严重，曾经推动日本高速发展的战后一代人全部退出工作年龄；同时，政府还必须保证自己的国债信用，让购买者特别是国外购买者能接受过去的低利率，否则仅还本付息支出，就将在短时期内压垮政府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