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的“急救包”：10亿政府存款曲线入市

　　“今年以来，向我们求援的协会成员贷款申请就已经达到48笔，累计总额为4.85亿元，”浙江诸暨的企业家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透露，“这只是截至7月19日的数字。”

　　而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当年该协会也只受理了总共19次贷款申请，累计金额亦仅为1.9 2亿元。

　　“成员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非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向协会应急互助基金申请贷款，”上述工作人员说，“不过截至目前，所有向协会应急互助基金借贷的企业，都按时或提前还款，未发生过拖欠。”

　　在诸暨，除了上述总额1.5亿的企业家协会应急互助基金外，另有总额为10亿元的诸暨市级财政安排的财政性存款，用以专款专贷。而这两种模式中，诸暨市级财政均直接或间接地有所参与。

　　“速效救心丸”

　　诸暨市企业家协会发起成立企业应急互助基金，始于2006年，其时启动资金为5000万元。其中诸暨市政府财政出资1000万元，协会当时下属的60家会员企业出资4000万元。该基金并规定，只有认缴的企业才享有向该基金申请借贷的权利。

　　这是国内首家用以企业自救的基金。由于用途特殊，该基金自成立后，就被形容为诸暨企业的“速效救心丸”。

　　“按上缴的国地税占比计算，我们协会的会员企业占到了诸暨当地的2/3。”上述协会工作人员称。

　　此后，该基金两次扩充，均与宏观经济走势密切相关。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该基金规模翻倍至1亿；2011年10月，再次扩充到1.5亿，其中诸暨市政府又注资1000万元，余下4000万新增资金由成员企业认缴。

　　2012年，随着成员企业动用“速效救心丸”次数增多，企业担保的压力亦有所增大。

　　“协会规定，申请应急基金贷款的成员企业，必须由其它企业担保，且单个企业提供担保的额度最高是1000万。”企业家协会工作人员称。

　　该协会有一个7人组成的基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贷款申请的审核，委员中包括诸暨市财政局长、当地人民银行行长、协会会长、协会秘书长（由诸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任）和成员企业代表等。

　　基金的贷款利率按法定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最高不超过70%，利率远低于一般民间借贷利息，这被认为对缓解企业短期资金周转有效。

　　一份签订于7月19日的该协会应急贷款合同显示，该合同约定月利率为0.9%，借款分两笔总额为1500万，按约定的还款日计算，借款企业累积支付的利息仅为6.09万元。

　　“向我们协会应急基金申请贷款的企业，都用以短期资金周转，”上述工作人员介绍说，“基金规定，贷款时间最长不超过15天，一次放贷金额一般不超过2000万元。”

　　不过从去年以来，一个新变化出现。

　　“2009年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向我们申请贷款的企业，借贷时间也比较短，而且数额大多在百万级，”上述工作人员称，“而现在，成员企业不但把约定还款周期延长，而且基本每笔贷款都在千万以上。”

　　贷款笔数亦发生显著增长。2009年，该协会共放贷15次，2010年放贷笔数与上年持平，2011年放贷笔数倍增至38次，而到了2012年，仅截至7月19日，贷款笔数即已达到48次，创下基金成立以来的纪录。

　　财政存款变身10亿信贷

　　对于并非企业家协会成员的诸暨企业来说，争取到该市中小企业专项信用贷款，成为另一种选择。这笔总额10亿的信贷，是诸暨市政府通过财政手段间接扶持中小微型企业融资的大头。

　　之前，浙江一些地方政府设立转贷资金池后，曾出现银行收走贷款后不再续贷的情况，这被认为对地方财政的保值构成威胁。为此，诸暨政府改变模式，安排财政性存款，并通过存贷比的调节由银行操作向企业贷款，试图化解市级财政资金损失的风险。

　　诸暨市财政局国库科科长许惠良表示，诸暨市财政局选择绍兴银行诸暨支行存入该笔财政资金，条件是要求银行按约定的存贷比，由银行牵头操作，向诸暨市内的符合资质的中小微型企业放贷。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下行的风险，实际上已对诸暨的10亿财政性存款新政造成了微调。许惠良对本报透露，该笔财政性存款的存贷比，已从去年底的0.7：1调高至1：1。

　　“今年银行压力大，合作银行已意识到今年的贷款大环境将不如去年宽松，”许惠良说。

　　按照他的说法，这10亿财政性存款来自市级财政的间歇资金，占市级财政性资金总额比例不到10%，而且财政性资金中的大部分来源是税收。

　　“这笔财政性定期存款的本金和利息不会受到损失，”许惠良强调说，“万一发生不良贷款，届时银行将自行承担风险。但为了尽最大可能规避风险，市经信局已对市内的企业进行了摸排和登记，只有符合条件的企业才能获得该项信贷。”

　　该项信贷利率规定按央行公布的利率规定执行，上浮最高不超过30%，且不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最长贷款期限是一年。“政策的初衷是不加重企业负担。”许惠良说。

　　至于为何选择绍兴银行诸暨支行进行存款，许未作解释。不过来自该行的公开介绍称，这是“一家由地方财政及企业单位参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实际上，地方政府在选择财政性存款的合作银行时有一定的自主性，这是地方政府与银行博弈实现自己意志的一张牌。据本报记者了解，嘉兴市去年推出的通过财政性存款产生的专项信用贷款，就由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浙商银行和嘉兴银行共同合作。

　　而对于安排财政存款间接扶持企业可能存在市场独立性流失的质疑，许惠良表示并不认同。

　　“财政间隙资金，按照规定原本也应该存入银行并获得定期存款利息，”许惠良称，“此前，我们是把这笔资金分别存入不同银行，而目前通过定点存入一家银行并要求银行提供信贷，起到了从侧面扶持企业的作用。”

　　许惠良同时强调，上述10亿财政性存款信贷的申请流程，亦按照银行标准的贷款程序，并要求企业用资产进行担保，或者由第三方企业提供担保。

　　对于浙江一些地方由财政对银行因承办专项信用贷款而遭受的损失作出补偿的做法，诸暨方面明确表示，不会出台类似的财政补偿措施。

　　“我们这里的相关文件没有规定得这么细，”许惠良称，“不过确定了银行应自行承担放贷的风险，核销损账。财政性存款则不会承担任何信贷损失。”

　　今年3月，浙江省经信委网站发布新闻肯定了诸暨10亿财政性存款所发挥的作用，称其“有效缓解了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流动资金的不足，切实解决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融资难、担保难的实际困难。”

　　这一模式甚至已被其它省份的地方政府效仿。今年5月，安徽黄山市政府发文称，以1∶2的存贷比调度1亿元财政间隙资金，通过银行产生2亿元中小企业信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