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汇率监督的历史演进与现实

　　汇率作为货币之间的相互比价，不仅会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相应的外部影响。为控制汇率的外部影响，防止利用汇率政策“以邻为壑”，造成全球贸易的恶性竞争，主要国家很早就开始进行汇率政策的协调和相互监督。此次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各国所认同，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力度明显增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在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加强货币与汇率监督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此，李波等带领汇率政策研究团队编写了《国际汇率监督规则的嬗变》一书。该书全面研究了国际汇率监督的起源、理论和实践，并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角度对汇率监督问题进行了理论和现实的探讨。

　　国际汇率监督规则的演进

　　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签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汇率监督的开始。从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一行使国际汇率监督权，并成为各国汇率协调的主平台，《基金协定》及后续各个版本的《汇率政策监督决定》成为国际汇率监督的主要依据。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汇率的波动性显著增强。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快速发展增加了逆差国与顺差国的经济摩擦，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汇率协调成为国际经济金融协调的重点。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所言，“只有深刻理解国际汇率监督规则的演变及其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关系与逻辑，才能更好地把握国际货币体系运行规律。”

　　国际汇率监督的积极影响不容置疑

　　首先，有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展。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充分吸取战争的教训，避免各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矛盾，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货币金融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运而生。近年来，尽管基金组织受到了各种批评和改革的压力，但作为当前货币金融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机构，汇率监督一直是其核心使命。汇率监督客观上有助于促进各国汇率向合理、均衡水平趋近，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国汇率体制改革等。

　　其次，有利于促进全球失衡的有序调整。当前全球失衡在全球经济、金融、货币领域均有深层次的根源与体现，是各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模式共同作用的产物。各自为政、以邻为壑，以及保护主义泛滥将不利于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甚至会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重建。国际汇率监督的新发展是国际社会在解决全球失衡方面的重要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球失衡的有序调整。

　　最后，有利于丰富汇率监督理论的内涵。基金组织有关均衡汇率和汇率体制的探索和研究十分强调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分析视角并不仅仅局限于单个宏观经济部门，而是反映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地，这些方法一般采用多边的视角来评价一国的汇率水平，并由发达国家逐步扩展到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此外，还试图运用多种方式来综合评价一国的汇率水平，强调用数据说话，并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价格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这些既是西方经济的传统理念，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汇率监督理论的现实内涵。

　　当前国际汇率监督面临现实挑战

　　首先是汇率监督问题是否被政治化？尽管基金组织的汇率监督十分强调研究等技术手段的重要性，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和政策建议中却时常带有较强的政治意图，而且往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作为国际组织，基金组织应该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和参与解决全球失衡以及汇率问题，而不能成为发达国家转嫁责任的“工具”。

　　其次是汇率监督的重点是否存在错位？长期以来，国际汇率监督的重点都放在了发展中国家，而忽视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在这种治理结构下，确实很难保证该组织汇率监督的公正和公平。事实上，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对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宏观政策以及汇率进行监督的重要性。近期国际上甚至有人提出对美元汇率指数的波动设置数量参考性指南，以约束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美元汇率的无序波动，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再次是汇率监督的范围是否全面？此次次贷危机爆发的表面原因是由于美国房地产价格下跌波及到金融市场，但问题的背后是全球性经济金融结构失衡，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制度性缺陷以及监管缺失。金融创新本身也许没有错，问题关键在于金融监管是否能同步跟上。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认为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有效，但危机后在接受国会质询时，他终于承认放任金融市场监管的做法存在部分错误（partially wrong）。因此，基金组织应考虑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等作为可能引起外部不稳定的因素，并逐步纳入到监督的考量范围。

　　最后是汇率监督的技术工具是否科学？目前基金组织的汇率监督运用大量的模型工具来进行经济分析，但各国复杂的现实情况可能难以完全用简单模型来描绘。例如，基金组织试图将CGER的定量方法逐步扩展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第四条款的磋商中，但事实上，该方法理论基础仍很薄弱且在完善之中，直接运用似乎有些草率。随着全球分工和各国经济结构不断变化，许多国家都经历着较大的制度变迁，这些也都没有反映在CGER模型中。此外，经济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考虑政策组合的作用，注重结构问题，基金组织过于强调通过汇率来调整外部失衡的思路在现实中面临着重大挑战。

　　中国要积极应对国际汇率监督的新趋势

　　首先，强化技术分析，全面掌握汇率监督理论的细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许多经济政策建议和评价的背后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偏向和价值取向，甚至可能隐藏着十分复杂的政治意图。国际金融舞台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基金组织有关汇率监督的理论和模型也被用于许多政治性很强的经济论战之中。这对于那些并不熟悉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和模型等技术性细节的人而言，容易吃“哑巴亏”。

　　其次，与时俱进，高度警惕国际汇率监督的隐蔽化和变相化趋势。2010年，美国曾提出到2015年G20各国将本国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控制在±4%之内的量化指标，并希望在G20公报中有所反映。经常账户失衡的量化指标及其潜在影响本质上与汇率问题是高度相关的，应高度警惕国际汇率监督的隐蔽化和变相化趋势并制定相应对策。

　　最后，加快结构性改革，努力解除对外失衡的国内根源。我们应继续推进国内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与调整，致力于解决高储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对外失衡问题。完善社保、卫生、住房、教育体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同时，通过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引导储蓄的合理流向和有效运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总之，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愈加明显。李波等主编的该书有利于我们熟悉国际汇率监督体系的各种规则，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只有努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汇率监督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重要作用，才能确保实现国际金融经济规则的公平与公正，从而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