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国还是先富民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

　　近两日传出分配改革方案将在十月公布的消息，人们翘首企盼。其实我们对此不必抱有多大期望。因为从计划经济观念出发的任何改革名曰是改革，实质是倒退行为，我们的失望已经够多了。

　　分配改革本来目的是为解决贫富悬殊，也已经喊了几年了。这几年反而是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了。作为分配改革重要杠杆的税收，这几年也是越喊减税越是增税，国富民穷的现象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中国60年来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是什么时期，是最近三五年，是现在。150年前，德国人拉萨尔曾抛开所有制问题，单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并把这一思想写入《哥达纲领》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评，认为应该超越分配问题，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来思考问题。我们今天到了该超越分配问题，从更深层次的体制层面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了。

　　“国富民穷”是事实

　　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元的测算数据面前，任何辩白都显得无力。“国富民穷”已经是不是“有没有”，而是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多久的问题。

　　“国富民穷”，无论作为现实图景还是国民观感，都有巨大隐患。前者或导致堕入“中等收入陷阱”，后者则可能成为对稳定大局的现实威胁。然而，时至今日，对分配及税收问题的改革并非没有形成共识。有人埋怨税务部门，其实税务部门也只是忠实履行职责而已，而决定是否增税则在于决策者的思想是站在那一个体制层面的问题。

　　以减税为当务之急，是基于“国富民穷”。在蛋糕已然做大的前提下，“民穷”更多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定义。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正是此意。大家现在期望10月底出台的分配方案，也是出于这种期待。

　　从政府这一端来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提速。当然，中央财政收入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又转移到了地方。但这笔财政收入返还给谁，返还的标准是什么，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结果是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的权力过分膨胀。大量的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国有垄断集团税后利润等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以“部门利益”的方式“自主”运行。

　　从财政支出来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再加上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使得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而教育、卫生、社保等支出偏低，这也直接导致了“民穷”的感受日益显著。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有分析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政府占40%，国民占60%，相比之下，美国是政府占20%，国民占80%。看来减税的确是必要的。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提出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2000元调高到3500元。月收入在3500元以下的洗碗工、保安、保姆之类都可以免税。这着实是让最穷的人不再贫穷的关键一举。如此可以使收入在3500元以下的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

　　当然，个人所得税在全部收入中仅占7%，即使取消了个人所得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也十分有限。如何对企业减税才能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是一个比提高个税起征点更重要的问题。所以在2011年两会前舆论界把视线集中在个人所得税时，本报在头版发表“更重要的是为企业减税”的评论。

　　“国富民穷”是重税造成的

　　推动国富民穷的重要手段是收税。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收加重的程度便是国富民穷加剧的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是高税收政策的结果。高税收是造成高通胀的成因之一，因为我国的税收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流转税（间接税）为主，而西方国家以个税、房产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为主，这样只要商品进入中国流通，就要面临层层加税，做实体生产的企业不得不把这部分税收摊薄到成本之中，致使中国的物价甚至高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所以中国财政收入递增速度越快，我国的物价调控难度就越大。

　　居民承受的更大税负是包括在商品价格中的各种隐形税，人民感觉不到，但每时每刻都在缴纳。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当前中国的贫富格局》中曾有这样的统计：“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消费税和0.33元的城建税；一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一包8元的香烟包含4.70元的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这个单子并不完全，购物的价格中还有教育附加费等种种税费。还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每100元比萨饼中便有22元的税，每100元化妆品中有44元的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把怨恨转移到企业身上。有些企业总想压低工资，甚至欠薪，很多老板的确没有能力提高工资。这一方面是许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和品牌，只能贴牌生产，利润大多让拥有核心技术和品牌的洋人拿走了，没有能力提高工人工资；另一方面则是在剩下的少得可怜的利润中，有相当一部分要拿去缴税。

　　目前的中国，减税的呼声很高，包括税务部门亦是如此。但是改革税制，付诸实现的可能性几乎是痴人说梦。我们实难相信。因为国家需要钱的地方太多，随着经济发展，我们还要使税收不断增加。我们要拨巨资修建或有效益或无效益的高铁、机场，各地政府还要兴办种种有益或无益的政绩工程，“三公”支出难以大幅度减少，甚至还要高速增加，作为为政府财政筹资的国税总局，不增加税收，又有什么办法呢？国税总局领导是在其位谋其政，不该受到指责。问题出在哪？出在顶层设计上，政府什么事都要办，办企业、修铁路，什么都是政府出面来办，根子不在哪一个人身上，还是在政府的指导思想上。

　　强国富民先后，

　　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

　　我们的一些现行制度设计是由计划经济思想主导，以凯恩斯的政府投资刺激理论为基础的。改革30多年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20年来，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上层建筑的改革没有跟上。这是造成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不适于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思想与体制仍然顽强存在。我们的各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设计的。现在经济体制已经变为市场经济，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制度仍然变化不大，或者说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现在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不变行吗？胡锦涛总书记最近的讲话中强调了改革，在体制改革中把富民放在中心位置，富民才有希望，才是可望且可即的。

　　问题是现行税收制度的出发点和目的仍然没离开富国的中心。要强国必须国家有钱，而国家有钱就得靠增加税收。这正是我们从内心里强调增加税收的思想基础。富国与富民从根本上说并不矛盾，但对两者的顺序认识并不同。有人认为是先富国而后才能富民，有人认为是先富民而后方可富国。计划经济的思路是前者，市场经济的思路是后者。我们在30多年的改革中，目标是市场经济，但思路仍然是先富国后富民，所以才有GDP的年平均增长近10%，而税收增加在30%以上，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改变这种思路。从党中央把“十二五”期间的目标确定为富民来看，思路已经得到根本性转变。

　　看来，富民的思路还是刚刚提出，到一系列的制度来落实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围绕党中央的新思路改变相应的制度。其中重要的，就是分配制度的改革，重要的是税收体制的改革。提高个税起征点仅仅是税收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对税收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尤其是对企业进行大规模减税，富民才能圆梦。当然，减少税收要以控制政府的支出为基础。没有支出的减少，减税仍然只能是一个“承诺”而已。

　　怎么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核心是政府的转型。要从“建设财政”转向“公共财政”。现在，政府没有理由再聚敛那么多的钱，尤其是在当前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和中国宏观经济严峻格局中，政府更没有必要再大幅度地增加税收了。

　　这里提出一个结论，如果思想上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用计划经济的思路来治国理政，必然需要一个富政府，而且政府越富，钱越不够花，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的根本思路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历史在这里没有前进，似乎在倒退。

　　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透过“分配问题”的迷雾，看轻拉萨尔抛开所有制的本质。我们今天则应再次透过“分配问题”的迷雾看清坚持计划经济需要依靠强势政府投资刺激的本质，我们的屁股不能总是坐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宝座上。

　　为什么民穷国也穷

　　我们总是说国富民穷，可是政府官员总是认为钱不够花，甚至认为政府很穷。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教授做过研究，从乾隆三十年（1766年）一直到光绪年间，整个清代政府税收，平均每个国民负担不超过10斤米。现在我们的税收有8.9万亿元，2012年超过10万亿元是肯定无疑的了。就是说，每个国民负担7000元钱，这还不算税外的各种费。如果加上所谓的“第二财政”，差不多每个中国人就摊到1万块钱了，这比每个中国人现在的平均可支配收入还高。全国平均每个人要上缴万元税费，政府每年的财税这么大，还在增税，这多可怕！

　　减税是当务之急，并不意味着减税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当前的“国富民穷”，直接原因在税收或者分配，根子却不在财富分配上。如果“理性看待”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可以看到，相当部分的财政收入是“花”在了赤字和地方债上。但假若据此认为财政收入其实仍处于拮据的状态，这结果实在有些荒谬：做了一个大蛋糕，却出现了“国穷民穷”的场景。这悖论也说明，财政收入虚高并不是数字显示的那么简单。之所以减税迟迟难下决心，也正是因为分配之外的原因。收入分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制度体系，其中蕴涵着经济体制的深层次问题。

　　从减税出发，

　　既可以富民又可以强国

　　富国在先的政策取向和重税政策，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现在的税制获取财政收入的功能最突出，而对社会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几乎等于零。否则中国社会就不会这么快的“两极分化”。当前基尼系数达到0.47，跟不合理的税制直接相关。以往的税制改革注重追求税收的效率，认为多收就好，就是政绩，而对如何体现税制的公平性重视不够。这与税收的收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根本相违背，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情况下，减税富民才是最有效的宏观经济计划。

　　我们是从三个层面理解减税的必要性的。一是从政治学角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富民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目的与追求；二是从经济体制角度来看，市场经济必然是富民优先，以民间资本市场的活跃为前提；三是从经济管理角度来看，退一步，进两步，拉法曲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美国肯尼迪和里根、布什、奥巴马减税起到的效果，都是事实明证。

　　从减税出发，既可以富民，又可以强国，何必非按照老路转圈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