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保值国债或成调控点睛之笔

　　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日益复杂，货币管理机构的组织架构和应对手段，远远落后于现实需要。政府和民众对于通胀的矛盾、不安甚至恐慌，也是政策失当的根源。我认为，适时地推出通货膨胀保值国债和其他类债券，应该成为这轮宏观稳定政策的点睛之笔。

　　2012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清楚显示中国陷入了总需求疲弱带来的增长减速。消费者价格指数只有非常温和的上涨，而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是负增长。各色通货紧缩的声音出来了，恰如前几年关于通货膨胀的喧嚣一样。在这个时间，谈谈通胀的社会成本，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耶鲁的希勒教授曾做过一个问卷调查，以研究民众和职业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认知的差别。问卷中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认为通货膨胀减少了你的真实购买力，使你变穷？77%的民众回答“是”；只有12%的经济学家作出肯定回答（若对中国的流行经济学家们进行调查，比例会大不同吧）。

　　另一个问题是，当经济预测未来各种物价和服务价格会大幅度上涨，生活成本会大增时，这种预测是否会使你不安？66%的民众回答是，确实会为之不安；经济学家群体则只有5%。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是否应该把防止通胀放在最优先的位置？52%的民众回答应该；经济学家是18%。

　　以上三个问题显示民众极端不喜欢通货膨胀。这是否是一个心理问题呢？希勒教授设计了有趣的问题。“你是否同意如下判断。当我的收入提高了，我会感觉到满足感和愉快，即便价格水平有了同等比例的上升。”49%的民众赞同这句判断；8%的经济学家赞同。

　　民众与经济学家认知的差别，鸿沟很深，至少在美国如此。在中国尚无此类调查，无从得知中国的情形。但是，过去数年一个含糊的“流动性过剩”概念在神州的流行，尤其是近来广为散播的更加乖谬的货币超发40万亿云云（用存量的广义货币M2减掉流量概念GDP得出），说明中国不乏“关心”通胀的经济学家们。

　　我无意说美国民众错，而经济学家对。在希勒教授的调查里，民众对问题的回答逻辑不够一致。比如，民众认为通胀会使自己变穷，其假设前提是自己的名义收入不变；而经济学家认为，就整个经济体而言，工资取决于边际劳动产出，并不会不变。

　　如果通胀是可以预期到的，比如人人皆知明年价格水平要上升5%。这类通胀的社会成本很低，因为人们都会预作安排。尤其在美国，各类金融产品和银行存款的名义利率，会随着通胀而上升，这时候社会成本只是皮鞋成本。

　　在中国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第一，百姓的财富很大部分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资本市场不发达，缺乏基金、债券等相对低风险的金融资产，债券市场因为高度管制，极其不发达；第二，养老制度不完善，未来不确定性大，人们格外忧虑银行资产的购买力受到通胀侵蚀；第三，中国最近两次通胀，2007年和2010年底，都是由全球性粮食价格飙升导致，虽总体CPI并不高，但是食品类的涨幅却最高达到20%以上，这对于中低收入阶层（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可以达到60%）的生活影响很大；第四，即便对于富人，在中国也没有更多渠道使得自己的财富保值增值，买房子成为选择之一，由此抬高了房价。

　　依据中国的国情，推出通胀保值的国债，恰逢其时。所谓通胀保值的国债，粗略说，就是在应付利息之外，额外支付通胀造成的购买力损失部分。其好处有三：一是给某些个人或金融机构一种可以规避通胀风险的金融产品；二是通胀保值的国债与普通国债形成的收益率差别，可以作为市场预期未来通胀风险的宝贵度量，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精准性提供基础；三是通胀保值国债的推出，可以作为起点，推动整个债券市场的规范化和迅速发展。

　　债券市场在未来10年的大规模发展，是解决中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消除金融体系风险的不二之途。高度增长，财富快速积累，没有一个大的债券市场，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