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拯救资本主义的人

弗里德曼夫妇1988年在北京

　　本文原载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作者STEPHEN MOORE，系《华尔街日报》编委会成员

　　这是一个悲剧：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12年7月31日出生，但他没能长命百岁活到今天，来对构成奥巴马经济(Obamanomics)核心价值观的“大政府”理念进行抨击。也许更为悲剧的是，我们的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弗里德曼执教数十年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毕业，却从未受到这位捍卫自由市场理念的全世界最伟大领军人物的半点感召，否则的话，我想奥巴马和美国的日子都会好过得多。

　　弗里德曼一直在经济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直到他于2006年去世，享年94岁。如果他还在世，他肯定会强烈质疑现如今美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推出的五万亿美元支出和发债扩张计划，并揭下那帮嚷嚷着还要进一步强化刺激政策的经济学蠢货们的遮羞布。

　　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说了那句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如果政府花掉一美元，这一美元肯定来自于私有经济中的产出者和劳动者，不存在所谓的把高产能彼得的一美元交给低产能保罗所带来的神奇“乘数效应”。这个道理看起来显而易见，却不断受到挑战和测试，而奥巴马经济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免费午餐经济学”各类尝试中代价最为昂贵的一个。

　　同样不合逻辑的是一种近乎迷信的观点，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让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主席本•贝南克(Ben Bernanke)印刷更多的美元来创造经济繁荣。弗里德曼证明，在很短一个时期，过量的货币供应会蒙蔽人们的双眼，制造出一个经济繁荣的幻觉，但市场很快就会苏醒过来进行调整，经济产出并未增加，只会带来更高的物价。

　　20世纪下半叶，除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之外，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经济自由方面的影响力可以超过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个子很小，却是一个伟大的智者。当绝大多数学者都沉迷于政府是救世主的信条时，只有弗里德曼把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驳斥得分崩离析，从而拯救了资本主义。

　　弗里德曼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几乎所有此类奖项都被授予给社会主义者，这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首度回归，打破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经济学领域的垄断和劫持。弗里德曼1963年与安娜•史瓦兹(Anna Schwartz，于今年6月21日辞世)合着的《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堪称杰作，改变了人们对于货币所扮演角色的看法。

　　比弗里德曼学术著作更具影响力的是他向大众传递自由市场裨益所在的卓越沟通能力。他的两本最畅销书籍《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年出版)和《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1980年出版)至今仍受到广泛好评。他在YouTub上讨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视频精彩纷呈，经久弥新。

　　20世纪90年代初，弗里德曼参加大型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个论坛，来到被贫穷问题所困挠的墨西哥城(Mexico City)。我记得他的造访在墨西哥知识界和媒体掀起一场令人眩晕的激烈争论：怎么能让弗里德曼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学使徒在一个公众论坛上向墨西哥人灌输他那些“老掉牙”的理论？然而，当弗里德曼抵达墨西哥时，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无论去哪儿，都有成千上万渴望聆听教诲的企业老板、学生和社会活跃分子簇拥在其周围，他就像一位现代摇滚巨星。

　　20世纪60年代初，弗里德曼给时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写信，说自己要来印度做个演讲。机智诙谐但观点经常错误的加尔布雷思回信道：“我实在想不出比印度更不适合接受你自由市场观点的地方了。”也许是命运使然，印度在90年代开始接受弗里德曼主义(Friedmanism)，经济开始腾飞。中国最终也加入了这一阵营。

　　弗里德曼如同一位英雄，长期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抗拒强势的政府。他一直惊讶于自我标榜拥护“还权于民”的左翼知识分子经常在政府压迫个人权利时还为其欢呼雀跃。

　　弗里德曼质疑几乎每一个国家集权理论，无畏地抨击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奉上神坛的东西。他是第一个对美国社保体系(Social Security)鸣响警钟的学者，认为其对年轻人不公平──他们被迫加入社保，但从社保拿回的钱太少，还不如自己存起来。他质疑一切职业许可证存在的必要性，从开出租车的经营许可、当律师的资格考试，一直到执医所需的医学博士(M.D.)文凭等，斥责这些许可证是在变相设置门槛。

　　弗里德曼喜欢举例说明政府监管带来的坏处往往多于好处，从而在意识形态上扭转自由派(liberal)的不利局面。他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其监管政策经常导致拯救生命的药物迟迟不能面世。弗里德曼问道，“FDA标榜其批准的一个新药每年能拯救一万人的生命。但有多少人因为FDA没能早一年允许该药上市而死去？”

　　弗里德曼支持毒品合法化（这让右翼思想的支持者大感意外），尤其为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美国征兵制度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声音而感到自豪。有些人批评弗里德曼赞成军队的佣兵化，对此弗里德曼反唇相讥：“如果你们一定要把自愿当兵的人称为‘佣兵’，那我就可以将那些被你们强制征兵入伍的人称为‘奴隶’。”

　　顺便说一句，弗里德曼极少发怒，即使在与对手激烈辩论，把对方批得体无完肤时，他也几乎永远面带微笑。人们常说，几十年来在芝加哥大学乃至放眼整个世界，唯一能在辩论中击败弗里德曼的人，就是他挚爱的妻子及合着者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

　　晚年的弗里德曼把大多数精力放在为全天下的父母增加孩子的教育选择权上，他发起的“弗里德曼教育选择基金会”(Friedman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Choice)就致力于此。他经常痛惜一件事情：“我们允许几乎每个行业都开放市场、鼓励竞争，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权，唯独遗漏了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领域：教育。”

　　国会的共和党人提出通过加税来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想提醒他们弗里德曼的另一句名言：“增加税收永远无法减少财政赤字，政府会花掉收上来的每一分钱，并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毫无疑问，由于弗里德曼思想的长盛不衰，左翼阵营试图将弗里德曼及其自由贸易、低税收和放松监管等原则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挂上钩。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责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院派要承担责任，因为其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理论基础，认为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政府最好是无为而治。”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的示威者经常穿一件T恤，上面写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全球痛苦的傲慢之父”(Proud Father of Global Misery)。

　　但事实恰恰相反：弗里德曼反对21世纪头十年美国政府大肆扩张的财政政策，他厌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样的政府影子企业。

　　哈佛大学(Harvard)的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近期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发表了一篇纪念弗里德曼的文章，将1980-2005年称为“米尔顿•弗里德曼时代”(The Age of Milton Friedman)，这个时代“见证了人类卓越非凡的进步，全世界接受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生活水准大幅提高，平均寿命、教育水平和民主程度都有改善，绝对贫困有所减少。”

　　对自由市场的再发现把两亿多人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现在，眼看全世界又要踉跄步入另一场经济衰退，各国领袖需要紧急行动起来，重新认可弗里德曼的价值所在。

　　我记得在弗里德曼去世前一年左右，我曾在旧金山举办的一次半年晚宴中问过他：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让美国的前景更美好？“要做三件事。”弗里德曼马上答道，“促进自由贸易、增强所有孩子的教育选择权、削减政府支出。”

　　那要削减多少呢？“越多越好。”弗里德曼如是说道。(华尔街日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