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发展与自由的博弈路

　各个族群决定不采用极端暴力手段，而是通过相互妥协来谋求国家的未来，但妥协是一条遥远的路途，它要一次次不停地考验整个社会的耐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牛华勇

　　相信多数人印象中的非洲，来自于某些宣传画上饥饿的儿童以及赵忠祥老师的《动物世界》。

　　我们对于这块大陆的无知，甚至远远超过西方人对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

　　在我们的宣传中，非洲广大人民在各种国际场合，都是站在我们一边的穷哥们，只要老大哥一声号召，我们所需要的各种选票，会很快地被他们有效组织起来，帮助我们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当然，为了我们共同的正义事业，一定金额的国际援助也是伟大友谊的组成部分。与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援助不同，我们的援助是用国际主义精神和纯洁的友谊组成的。

　　至少在我十几年的中学大学时光中，每每读到有关非洲的资料和新闻时，脑海中浮现的，便是以上一幅场景。

　　看不懂的非洲

　　站在非洲的土地上，第一个感慨是：我们太不了解非洲了！

　　非洲的复杂程度，绝不亚于记载了千年恩怨情仇的欧洲与东亚。

　　族群、语言、历史、传统、战争、融合、强权、公义等这些要素像影响我们一样影响着他们。从样貌上难以区分的一群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风俗和故事。在耿耿于西方对我们的误读和不敬的同时，却鲜有人有兴趣去了解这个被我们宣传成盟友的广袤大陆的真实面貌。我的第二次南非之旅，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中开始的。

　　南非是一个有着鲜明记忆特征的国家。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总统、金砖五国、世界杯足球参赛和高分贝的呜呜祖拉。稍微留心一下南非的政治和经济，会很容易发现，这个“穷哥们”看上去离我们更远，离欧洲更近。多年的欧洲移民主导政权，使得欧洲的建筑风格、思维方式乃至政治制度在这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和我的想象相反，在这里不但没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大国在这里推销民主人权，反而将这些东西当成他们自己价值观的一部分——尽管他们有些混乱的选举制度完全应付不了一堆堆的社会问题。

　　随便列举几个数字，你就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个国家：IMF最新公布的南非人均GDP为8066美元，排在全球第71位，同一数据来源的中国人均GDP仅为5414美元，排在第89位。看这个数据，南非并不输阵——但再看另外一个，立即让人大跌眼镜：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数据，南非人的平均寿命仅有46.56岁，艾滋病感染率男性达到14.5%，女性达到21.8%。比较之下“穷”得多的中国，政府公布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4.83岁。

　　不仅这些来自数据的认知让人颇感意外，整个国家的景象也让人难以理解。走在开普敦的任何一条主街上，随便拍一张街景照片，然后告诉别人这是澳洲或者是欧洲的某个城市，绝对不会有人怀疑。开车离开市区，连接大城市之间的道路，是和澳洲很像的高速公路，这些显然是早就已经修好的公路四通八达。忽然出现在眼前的公路服务区，绝对见不到在中国高速服务区中的脏乱差，一如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般洁净明亮。经过白人居住的镇子，苍松翠柏，绿树掩映，漂亮的别墅一排接一排，实在让挤在蜗居里面的我们羡慕。

　　同样在这个国家，目光一转，就看转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从开普敦美丽的天际线开始，视线逐步落到近处的街上：银行门口才停下一辆运钞车，荷枪实弹的保安鱼贯而出，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抢到附近掩体的后面，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可能出现劫匪的位置，刹那间让路人紧张地屏住呼吸——这是曾经在香港警匪片的枪战中才见过的场面；干净整洁的公路服务区，除了服务员，很少见到皮肤黝黑的当地人，在休息区喝咖啡和吃东西的，大部分都是只占人口不到10%的白人——原因很简单，他们是真正能够担负得起汽车的人群；当车驶过美丽的欧洲风格小镇，不多久就看到路边成片的贫民窟，政府统一建设的小组屋、住户自己用铁皮搭建的小窝棚以及遍地的垃圾，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几个穿着破烂的小朋友像鸟儿一般在其中雀跃穿梭，都不肯抬眼看一下飞驰而过的陌生访客——或许，那公路上奔驰着的汽车，和他们本人一辈子的生活都不会有什么关系，因此也根本无需留意。

　　这一刻，我的大脑完全跟不上我的眼睛。对于这个国家的感知，到底应该怎样形容呢？

　　唯一共同价值观：可以容忍价值观的对立

　　上世纪90年代，在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之下，南非白人政府放弃了种族隔离制度，国家转型为一个以全民选举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

　　在白人治理的时代，南非社会有两个鲜明的主题，一个是令人诟病的种族阶级制度，一个是非洲地区独树一帜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说起来，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白人在全球各地的亲戚们，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国家，不仅未曾给过他们多少支持和友爱，反而给他们施加了种种压力，迫使他们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在国内，曼德拉领导的反抗运动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对抗和流血持续地在街头上演。内忧外患中的白人政府在90年代初宣布放弃种族隔离制度。反抗运动领袖曼德拉在1994年当选南非总统，标志着南非的政治体制走向了现代化。

　　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得到了普遍的尊敬，鲜有人因为或左或右的政治光谱对其进行质疑和否定，这在我们所知道的各国领袖中，是并不多见的。可能的原因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曼德拉通过斗争换取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法律上实现了各个族群的平等，这符合左派人士对于社会公平的定义；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了原有的白人精英垄断政治，开启了全民参与的南非新时代，这完全达到了右派人士多年的期待。

　　南非是幸运的，各个族群决定不采用极端暴力手段，而是通过相互妥协来谋求国家的未来。但妥协是一条遥远的路途，它要一次次不停地考验整个社会的耐心，尤其是，当很多人尚未学会等待和容忍。二十年的转型，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正如一位南非朋友讲的：这个社会逐步凝聚的唯一共同的价值观，就是人们逐渐可以容忍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观。

　　标准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经济繁荣应该是建立在良好的经济政策和和谐的社会秩序基础之上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天天都在搞社会运动，经济难以真正快速发展。可实际案例却告诉我们，经济快速增长完全有可能在各种并不理想的社会条件下发生。回想一下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地区与韩国，无论美丽岛事件，还是光州事件，其所处的时代，均是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威权人物摇摇欲坠的时代，就在社会局势变幻的同时，经济上却成就了两条迅速崛起的小龙。

　　当自由超过预想，怎样排遣抉择的痛苦？

　　曼德拉和金大中、卢武铉一样，都曾是被政府通缉和关押的重犯，那些发布通缉令的前任领导人，无不在社会正义和道德的天平上站在了历史的反面。而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恰恰就在此时发生了。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几乎都是具有高度垄断性的。而为了发展社会经济，政府垄断逐渐放开，民间社会的商业竞争，使得经济飞速增长——而这些增长，得益于稳定的政治局势、低成本的劳动力、激烈的商业竞争以及资本和政治的友好结盟。

　　留心观察下，就会发现，这样的转型几乎都有相同的规律，他们的时代，社会经济开放、政治保守，政治家希望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来缓解其他社会领域的矛盾，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却每每发现，日渐发达的经济，不但不能保持原有的利益，反而会引发无尽的问题和麻烦。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问题交由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处理。

　　南非所记叙的，是一个类似但更加艰辛的历程，黎明虽然来了，迎接到温暖的阳光却又没那么容易，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了，理想社会却没有如期到来。和东亚地区转型相比，南非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在族群关系上，黑白之间的距离，远比本省和外省的距离要大得多；从传统文化上说，商业天赋、勤劳勇敢、善于创新这样的词汇，一直都较少地适用于当地大部分族群身上。而严苛的政策废除以后，他们未来的发展之路在哪里，其实没有几个人想清楚。

　　他们仅仅知道，他们获得了自由。

　　得到自由的人们，却不知道自由经常意味着承担的责任和抉择的痛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把自由本身看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他坚信，自由的扩展，将会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和良好的交易秩序。从长期看，我同意森的论断。但是，如果把时间维度引入经济发展，你就会发现他的结论只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梦想中的自由竞争和保护产权而形成的稳定的市场制度，需要参与方多年的试错与博弈，所有那些看上去令人羡慕的发达而又稳定的经济体，无不经历过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争斗与动荡。而在一个极其不发达的经济中，森所称道的自由，可以被它的拥有者，以很低的价钱卖出；或者被它的掠夺者，以超低的代价谋求；也可能被信息的无知者，以错误的基础不当行使。

　　今天的南非人，在政策层面面临的是艰难的抉择：是投票选出一个有能力但是非我族群的人做领袖，还是选出一个能力稍弱但属我族类的人做总统？是放下身段到掌握企业的白人的工厂做工，还是出台政策征收企业家重税，然后在家坐等救济？有能力的人，是留在自己国家和尚未发达的同胞共同努力，还是早早跑路，到发达的欧洲甚至亚洲新兴国家寻找新的生活？

　　这些问题一时间没有答案，但应该引发我们提前思考：习惯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我们，如果有一天收获了超出预想的自由，我们又该怎样排遣抉择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