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农二代怎成了定时炸弹

　　博鳌亚洲论坛创始秘书长龙永图近日提出，进城农民特别是他们的第二代已经不会或不愿意回到农村去种田，这部分人留在城市中又不能得到平等待遇，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心态会成为“定时炸弹”，所以城镇化宁可搞慢一些，也要扎扎实实解决这些问题。龙永图此言，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其实，中国在农民工问题上欠账已久，累积至今天，已经变成了高悬于中国社会的“堰塞湖”。

　　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他们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创造者，但他们为此也付出了超出常人想象的代价。如今，第二代农民工迅速成长起来，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治理难题。有数据显示，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是一支孤悬于城乡之间的庞大流动群体。与他们父辈们不同的是，新一代农民工对乡土没有什么深刻记忆，他们中有很多从小就随父母长于城市，他们的成长记忆多是由繁华的城市风景以及边缘化的城市生活构成的。据一份针对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80%的人基本上不会干农活，38%的人从来没有务农经验。超九成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留在城市，57%的被调查者希望在城市定居。但是，过高的城市门槛将大多数的新农民工挡在城市之外。他们虽身居城市，但身份被锚定在远方的农村。身份与身体的背离让他们别无选择地复制着父辈的命运。

　　改革松动了城乡二元结构，让大批的农村劳动力得意释放，转移到城市，赋予城市活性，成就了城市的繁荣。不过，这种释放是有限度释放，人口流动并没有改变板结的身份政治，身体的迁徙并没有让身份随迁，以致“身首异处”，除了到城市去卖苦力，城市的诸多好处似乎都与农民工无关。新一代农民工的知识背景、人生阅历、职业意识与他们父辈存在巨大的差异。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认为，有三个原因造成“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回不了农村：其一，这些人中，多数人本身没有地，农地二轮承包时就没有分到土地，根本就无地可种;其二，他们从来就没有种过地，一离开初中或者高中的校门就到城市务工;其三，他们中的多数人出来后就没有想再回去种地。新一代农民工只得面对双重残酷的现实：一方面他们农村回不去;另一方面想进城却进不了。新一代农民工深陷身份围城，双面受压，对城市和农村都缺乏归属感。这一代农民工要承受更为复杂、沉重的心理负担。调查还显示，对于近在咫尺的城市，超六成的新农民工缺乏归属感，有36.5%的新农民工感到得不到尊重，37.2%的人出现过痛苦失望，9.7%的人产生过愤怒报复心理。这些失望、痛苦、愤怒在新一代农民工心里不断累积，渐渐形成一个高悬于中国社会的地上“悬河”，若不及时疏通治理，一旦溃堤，这对社会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新一代农民工有权利追求他们想要的生活，城市没有理由拒绝他们。问题是，城市没有足够的物质和心理空间接纳他们，城市一时间难以消化高达一亿规模的新农民工。如今，新一代农民工问题拥堵在城乡之间，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难解死结。新一代农民工问题已经不能拖欠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农民工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要低得多，他们缺少耐心等待。当下新一代农民工问题如果得不到制度性解决，留下的时间只会愈来愈少，时间正在与危机赛跑，亟待有制度性的大解决。

　　要解决泰山压顶的新一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启动进出双行道，真正从制度层面保障新一代农民工回得了农村，进得了城，前提是：进出均出自他们的意愿。仅仅开启制度的单行道是无济于事的，一厢情愿地让这支庞大的流动大军回乡或进城，都不能解决农民工“拥堵”问题，要真正用最大的制度善意，启用最好的治理智慧，破解这一时代性难题。

　　近年来，国家在努力解决这一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社会难题。比如，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劳动合同制度，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启动异地高考政策，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这些政策客观上缓解了不断升级的农民工问题。但解决问题的速度赶不上问题发生的速度，而且，国家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存在巨大“路损”，致使好的政策制度经常处于“空转”状态。一些地方在政策落实方面，缺乏激励，流于表面文章。如今，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打破已被固化的城市利益结构，其难度是超乎想象的。再看农村这一回去通道，我们的农村政策尚未做到让新一代农民工真正感受到结结实实的实惠。新一代农民工不事稼穑，对故乡也缺乏认同感。这是不争的现实，但若有牢靠的制度支撑，即是说，如果农村政策有显著的利好，农民工的实用理性也会驱动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父辈的土地上的。如今，在城乡之间的制度通道仍然是道阻且长，很多制度性的关卡尚未打通，农民工就被堵在路上了。新一代农民工虽很年轻，但似乎更缺少耐心等待，以致于留给制度磨蹭的时间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