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企业不需要救市 需要公平、可预见的机制

　　民企及其代言人在各种场合发出种种抱怨，如果把这些抱怨当作救市的呼声，大错特错。民企呼吁的是公平待遇，以及能够在清楚的政策预期下，进行长期规划。

　　这样的呼吁持续了二十年，一直在激荡，从未被重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从未遭遇过今天的险境。现在，是重视市场呼声的时候了。如果非要说有“救市”，那也是为了留出市场运作空间，恢复市场的主体身份。让行政之手介入，正是为了让行政之手退出。

　　制造业大幅下滑，迎来救市的呼声。但好的企业却发出了相反的声音，挤压过剩产能是好事，政府不应该救市。

　　来自义乌的楼仲平先生二十年来在吸管业耕耘。义乌在浙江的情况不算最糟糕，但义乌的9平方米热铺售价，已经从几前年的1000多万元下降到几百万元，还难以出手。而中等铺位，则从400万元左右下降到几十万元。商铺的价格反映出市场的信心，从一铺难求到一铺难卖，目前的情况甚至比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更糟。即便在市场如此低迷的情况下，楼先生依然坚持政府不该大规模救市。

　　政府出手救市，大规模放松信贷，将降低行业门槛，刺激新一轮产能过剩。在市场集聚地义乌，多数企业采用前店后厂模式，景气下行周期，企业蜇伏待动，一旦景气上行或者大规模救市，这些企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卷土重来。以义乌的吸管行业为例，金融危机以后从几十家企业下降到3家，经济下行周期会让诚实经营、有实力的企业脱颖而出。相同的理论，也出之于某些温州企业家的口中，他们对于倒闭的企业毫不同情。近期大众关注的电商大战，从经济角度解读，亦可以测量出产能过剩的底线，制造业与电商进入零利润的血战期。

　　经济下行周期，总会淘汰一批裸泳者。祼泳者身份各不相同，有些企业本身实力微小，而另一些企业进行力所不及的多元化，与其说是实体从业者，不如说是横跨实体与虚拟两界的投机者，还有一些企业进行数不清的关联交易、担保借款，最等而下之的，莫过于流连在境内外赌场的企业家，其中包括某些知名人士。这些企业不退出，中国制造业无法提升，产能永远过剩,企业家素质无法提升，经济永无宁日。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当某个行业进入全面危机时，政府是否应该出手相救？如钢铁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连龙头企业都自身难保，卖钢铁还不如卖猪肉时，政府是否应坐视不理？光伏行业进入严冬，大型企业处于危急时刻，一旦倒闭，数万人的就业、银行上千亿元的贷款、未来光伏行业的基础，全部失去，政府又该怎么办？再如，鄂尔多斯、温州等地出现债务链条雪崩式断裂时，政府是否还该不闻不问？

　　这是艰难的悖论：如果救市，政府必须分辨高效与低效企业，行政之手难免介入微观经济；如果不救，将带来难以预料的社会难题，社会结构有可能崩塌———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源头，行业产能如此过剩，正是以往政府过于介入微观领域，正是货币市场荷尔蒙过度旺盛的必然恶果。如果非要说有“救市”，那也是为了留出市场运作空间，恢复市场的主体身份。让行政之手介入，正是为了让行政之手退出。

　　好企业不需要救。目前对于有实力的企业而言，是在国际上寻找低价标的的机会，优质企业的基因可以因此扩张。当市场下行时，人们并不是特别担心华为这样的企业，也不担心高端仪器、仪表、电子设备等企业———在7月份大幅下行的出口中，这些企业表现优异，它们指明了未来中国制造业的路径。

　　民企及其代言人在各种场合发出种种抱怨，如果把这些抱怨当作救市的呼声，大错特错。民企呼吁的是公平待遇，在融资领域能够享受与国企一视同仁的待遇，希望能够打破垄断，获得平等的行业进入机会，希望清理税费，让民企能够在清楚的政策预期下，进行长期规划。

　　这样的呼吁持续了二十年，一直在激荡，从未被重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从未遭遇过今天的险境。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刚刚起步，而后找到了房地产与汽车两大支柱行业；加入WT O后，中国成为国际贸易的受惠国，储备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当打击来临时，依靠投资总是能够化险为夷。而现在，出口红利、货币红利逐渐消失，房地产的反弹将是危险的饮鸩止渴。现在，是重视市场呼声的时候了。

　　中国的经济制度、企业、企业家，都需要脱胎换骨，救市将延迟转型，增加风险。企业不需要救，需要公平、可预见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