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经济预警：期待第二次人口红利

　　[ 根据模拟测算，李军得出：2021年～2025年是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最为严重的时期 ]

　　就在经济学家们还为全球经济未来走向争吵不休时，人口学家也给出了他们的看法。8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加拿大的一位人口学者毫不客气地表示，人口是全球经济低迷的核心因素。

　　一周之后的8月28日清晨，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张大爷则正与以往一样走出小区，在买完菜后，在菜市场附近的理发摊，张大爷花了5元钱理了发。对于张大爷而言，尽管每个月有2100元的退休金，但他仍然格外节俭，正常生活所需之外，老两口在医药费上开支也颇多。

　　此时，张大爷38岁的儿子正驾车行在进城的路上。几天前加的300元钱汽油已所剩不多，他拐进了那家常去的加油站。中午他约了一个客户共进午餐，地点就定在国贸附近一家粤菜馆。小张和妻子结婚多年，还是丁克一族，每月花在养车、购物、外出用餐上的费用超过5000元。

　　老张父子的不同消费习惯虽是个案，但却反映出不同年龄结构消费行为不同的现状，而消费只是老龄化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小小侧面。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因人口结构的变化，被牵扯进来的还有储蓄率、劳动力供给、资源分配等多项指标，这也使其对过去驱动中国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对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如果能够通过健全养老保障、扩大劳动参与率，挖掘老龄化背景下的第二次人口红利，仍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人口是核心因素

　　“老龄化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它对经济的影响不光是全面的，而且是持久的。可惜对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表示。

　　在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位来自湖北的学者表示，人口老龄化只是个统计学范畴的问题。联合国提出的60岁以上人口占10%、65岁以上人口占7%为标准是不科学的。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对于老龄化的统计标准仍有争议，这也涉及到老龄人口基数的问题，但大部分与会学者对老龄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并无异议，分歧只是在于老龄化到底对经济有多大的影响。

　　蔡昉根据对包括第六次人口普查（下称“六普”）等人口统计数据的研究得出结论：部分基于人口变化的新情况，“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降低到7.8%和6.3%。

　　蔡昉所提到的人口变化，正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出现少子化（即0岁～14岁人口比例降低）与老龄化并存的现象。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顶峰之后，相对数量与绝对数量双双下降。

　　根据去年六普数据，0岁～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22.9%下降至2010年的16.6%；65岁及以上人口则由7%上升到8.9%。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16.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24.7%。

　　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的自然顺序排列时居于中间位置的人的年龄数值）将超过美国，在2030年超过欧洲。201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称，2035年，中国2名纳税人将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

　　而在这些统计背后，事实上，中国即将应对的老龄化形势可能更加严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者郭志刚认为，六普之前几乎所有的人口预测都跟实际有很大的偏差，低估了老龄化程度。

　　郭志刚分析称，长期以来官方认定的总和生育率是1.8。但根据五普推算的只有1.23，六普是1.18，都大大低于1.8。即使考虑到漏报因素，总和生育率也不到1.4。高估生育率和低估人均寿命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未来中国要面临的老龄化程度将会大超预期。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学者李军分析称，人口老龄化对资本积累、劳动力供给及技术进步的显著不利影响，最终将降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

　　根据模拟测算，李军得出：2021年～2025年是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最为严重的时期，该期间中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由此下降约2.2个百分点。在2011年~2050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因素可使中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下降约1.7个百分点。

　　老龄化使得经济出现衰缓早有实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对需要抚养的儿童与老人比例的相对增加）消失后，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欠佳，陷入了“失去的十年”。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学者拉斐尔·戈麦斯（Rafael Gomez）根据研究人口年龄等因素对2008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而得出结论，反向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对需要抚养的儿童与老人比例的相对减少）和劳动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成为经济滑坡的重要因素。

　　另根据投资银行高盛的研究，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等经济发展迅速的金砖四国，将随着年轻劳动力减少和养老人数增多而降速，世界经济增速也将因此放缓。“毫无疑问，人口是全球经济低迷的核心因素”。戈麦斯说。

　　生产要素预警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人口红利功不可没。根据蔡昉等的估算，人口红利对1982年到2000年间人均GDP的增长，贡献了高达26.8%的份额。人口红利之所以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但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的加剧直接冲击到这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

　　对于劳动力供给，人口学将15岁到64岁之间的人口称作劳动年龄人口。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总抚养比（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就开始了长达三四十年的下降。

　　在这一悄无声息的变化过程中，不仅许多中国民众乃至学者眼里形成一种固定的观念，中国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中国不少企业则养成了挑剔用工的习惯，某些工种只聘用18到25岁左右最年轻力壮的劳动力。

　　然而，情况在2003年开始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当年，东部沿海逐渐开始出现蔓延全国的民工荒。此前，蔡昉则已经预判到，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他宣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必然发生。

　　2001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月工资仅有600多元，但自2003年开始，农民工工资逐年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工资已经突破2000元，达到2049元，是十年前的3倍多。

　　工资上涨只是一个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发现，即使提高了工资，劳动力也不像以前那样招之即来。原本看老板脸色的打工仔变得牛气起来，工资谈不拢抬腿就走人，更有企业甚至不得不到农民工的老家去“抢人”。

　　在这背后，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发生的重大转变。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所做的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9.98亿的峰值，此后逐年减少。而事实上，由于联合国采用的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略高于实际，真正的峰值可能会早于2015年。

　　人口学者预言，到2050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李军在此基础上的模型测算发现，如果现行产业发展模式不能有效地向技术与资本替代劳动方向发展，2030年后中国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

　　储蓄率下降是老龄化带来的另一个后果。过去几十年，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率支撑投资，也让投资成为支持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

　　作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10年中国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50%，比发达国家高出许多，但这一情况也将发生变化。根据学者研究，在发展中阶段，经济增长使得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负相关，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下降越显著。

　　“三驾马车”中的消费，也同样受到老龄化的影响。如上述张氏父子，因退休后由生产性人口变成了单纯的消费性人口，随之其消费能力亦显著下降。

　　根据研究，老龄人口的消费一般只相当于劳动年龄人口的70%至80%。考虑到中国亟须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地区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差距更大。这意味着，当未来老龄化人口快速增加，但消费规模却有可能不会同步增加，甚至可能减少。

　　倒逼转型

　　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止于劳动力供应、储蓄和消费这几个方面。资源配置、劳动生产率、实体经济和资本经济等多个方面都将受其影响。一位经济学者表示，今年四五月份，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出现下滑，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众多，但是人口老龄化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

　　《国家人口十二五规划》（下称《规划》）指出，由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迎来第一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800万以上，总量将突破2亿。《规划》特别强调，人口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这个重大问题正在倒逼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据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分析，中国老龄化最大的特点是速度快，如果经济转型过慢，就难以适应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变。

　　而在劳动力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前提下，只有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才可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蔡昉表示，在人口老龄化来临时，没有全要素生产率而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而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组成部分——由教育促动的技术进步，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显著，这也使得对现有教育体制和政策的改革更为必要和紧迫。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宋立刚认为，要真正发挥教育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必须推行教育投资优先战略。这一问题解决得如何，将会决定中国是否能经受住老龄化快速提高的考验。

　　从实际情况看，教育正是中国的软肋所在。除了饱受诟病的教育体制外，职业技能培训的匮乏也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蔡昉分析，人口转变等因素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新的关口。过去中国虽然拥有人口红利，但是并没有充分挖掘出来。

　　“第一次人口红利只用了一半，还有潜力可以挖掘。”蔡昉说。

　　农民工市民化就是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效应的举措。目前，由于户籍限制、社保不完善等因素，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非常低。这使得数量超过2亿的农民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蔡昉认为，中国如果能够充分挖掘即将结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通过健全养老保障、扩大劳动参与率，挖掘老龄化背景下的第二次人口红利，仍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中国经济是一辆飞速的列车，载重越来越大，引擎动力越来越少，因而速度越来越慢。这个时候必须采取措施，不能任由它这样下去。否则就会像日本一样，陷入失去的十年，甚至更久。”党俊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