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地方债就像是地方政府的"鸦片"

　　搜狐财经：您曾说地方政府像瘾君子一样开支无度，但是面对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现在有些专家学者建议开放地方债，让地方有更多融资渠道，您觉得这个会不会埋下一个隐患呢？

　　刘胜军：那当然。这种药方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我那个比方是非常形象、恰当和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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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重工

　　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不能发债？

　　第一，中国的地方政府就不是一个在经济上能够承担有限责任的主体，只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机构，本质上是一体的。而美国的地方政府，比如说加州政府，在财政上是非常独立一个主体。这个独立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要有非常清晰的财务报表，收入多少，开支多少，费用到哪儿去，要有非常清晰透明的说明，如果没有报表，人家怎么评估债券的价值和利率，如果只能凭感觉，那么就没有办法评估了。

　　第二个，如果还不起债，要有破产约束机制。不能说对不起我没钱还不起债，那这样的话，大家都赖帐。其实，赖帐也没有关系，但是赖帐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比如说一个省，将来还不起债，宣布财政破产，但财政破产之后怎么办？公务员工资怎么办，是不是要裁员，什么样的开销要禁止，这些东西都应该有明确的约束。我国现在的情况下，这些都做不到。而且非常有可能，地方政府的债还不起，最终还是中央政府来兜底。我们现在不光中央政府来兜底地方债务，甚至连某些企业还不起债，地方政府都要冲过去兜底。

　　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债务市场，一个债务市场必须是由负责任的行为主体组成的，我们的地方政府远远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主体，这些体制性问题不去解决的话，去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我觉得那是饮鸩解渴！

　　刘胜军：地方版4万亿是画饼充饥

　　搜狐财经：近期经济下滑，各个地方政府除了呼吁发地方债，就是纷纷出台招商引资计划，其中贵州3万亿，长沙8000个亿，这些地方政府已知的招商计划总体规模高达7万多亿，您认为政府会不会又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刺激了呢？

　　刘胜军：这个和上一轮还是有很大区别，我对这一轮刺激用了一个词叫“悍妇难为无米之炊”，地方政府就是悍妇，胆子很大，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敢做，但是它现在没有钱，有心无力。地方政府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要还推这样的计划呢？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给地方企业一些信心，告诉它们不要慌，未来政府有这么大的蓝图，先画一个“馅饼”放在那里；另外一个就是企图通过投资项目倒逼中央——你不是每年都会管各种贷款嘛，现在我有很多项目在这里了，来倒逼银行来贷款，这是一种体制的博弈，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

　　当然，也可能是试图告诉所有人，现在地方政府不行了，不推刺激计划就撑不住了，中央看着办。所以，我觉得像长沙这种刺激更多是一种姿态。为什么出现长沙？因为长沙最著名的企业是三一重工，而三一重工目前的日子很难过，如果说长沙真的推出了8000亿这么大的刺激计划，三一重工当然受益很多。

　　总的来说，我认为，目前地方政府的这些刺激计划，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博弈，而不是真正意义上能够落实的刺激计划。

　　刘胜军：应废除发改委，推进财政民主化

　　搜狐财经：现在有这么一个现象，一出现问题，就有人呼吁政府要加强管理，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他们不知道政府做的越多问题就越大，人们总是幻想中政府能够解决问题，经济高速增长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现在，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您觉得政府应该扎实推进哪些改革，才能够真正让国家渡过“历史的三峡”，渡过最危险的时期？

　　刘胜军：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要考虑的一个核心命题。从中国过去经济增长动力来看，一个是WTO入市带来一个全球化的红利，另外一个是人口的红利，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投资驱动，就是靠国家资本主义下的高储蓄率实现了强制性的投资驱动。

　　但是这三条路现在都已经走到尽头了，人口红利已经快到头了，已经过刘易斯拐点，又加上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提前到来。而投资可以说是过度投资了。至于“中国制造”，其实是靠污染环境，以扭曲成本的优势来参与国际竞争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投资驱动也已经走到尽头，如果再继续这个模式的话，带来腐败问题、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等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所以我们要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经济增长动力从哪儿来？就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企业要创新。中国几万家企业加起来还不如一个苹果公司，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现行制度迫使中国企业家脑子里想的总是要么去寻租，要么去污染环境，要么去偷税漏税，从来不去想创新，我们的制度环境提供的是一个负向激励，而不是一个正向激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靠内需消费拉动经济，其实，要提高消费内需也很简单，只要增加老百姓的实际有效收入，但怎么增加它的有效收入呢？要么就增加收入，要么就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围绕这两个因素来推动政府体制改革，就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希望所在。

　　具体而言政府也很多事情可以做。第一个，大面积、大幅度减税，包括对企业、对个人的减税，比如个人所得税等都应该大面积的削减。这些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到三倍，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政府是一个什么机构？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把钱抽到政府那里去，政府养的人就越多，体制越臃肿，这个社会的负担就越重，整个社会的效率就越低。所以政府要精简，政府要减税，这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方案。另外一个核心，政府要放权，政府不能够再继续管IPO，不能让融资从一个企业的基本权利变成像目前的特权，这是非常扭曲的。

　　另外发改委应该被废除，因为发改委这个机构做的基本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委做的事情，我们市场经济已经搞了三十年，还居然有这么庞大的发改委，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取消发改委，其意义就是政府要放权，要取消很多收费权、审批权，这些都应该推动，而且要加快推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才说的地方财政民主化，地方财政民主化将是非常非常革命性的一步，如果说我们能迈出这一步，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因为这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比如说环境污染，环境为什么污染？企业在污染，政府为什么不去抓它呢，因为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在追求地方税收，所以就不去管。而为什么政府追求GDP、追求税收，就是因为地方政府官员花钱上瘾，不惜代价创造收入。为什么花钱上瘾呢？就是因为现在没有财政民主。没有财政民主，政府有多少钱都随便花，它当然想着拼命地去捞钱，捞的越多，办公楼盖得就越气派，吃喝玩乐就越多，出国考察越就多，这个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

　　财政民主制度具体来讲是两个核心，一个核心是人大要有实质性制约和审批权，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不能说想搞什么项目就搞什么项目，而要反复论证，不光说人大要审议，而且要有公开听证会，引入专家、学者来参与讨论。

　　无论是三公经费还是地方政府财政开支，不能够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必须彻底的公开，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目前看来是非常困难的，改革的阻力和压力可想而知的，没有一个官员想这么做的。

　　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因公吃一顿饭都要公开，一顿饭花了500港币还50港币都要公开的，而在大陆的官场，如果三公消费的项目一公开之后，会把人都吓死，一顿饭喝了多少茅台，喝了多少拉菲，这个东西都不敢公开的。

　　改革这些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个取决于我们中央有没有决心推动改革。不推动改革，我们就无法改变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模式，不改变政治经济一体化模式，就无法解决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这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就是这些问题的保护伞，他们就是利益同盟，怎么能指望它们来解决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呢？解决不了。

　　其次就是要打破央企垄断，以及国企的利润、中央财政收入真正用之于民。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全国第二。人民日报马上就反驳了，说其实我们税负不高。但实际上，这不是说税负高低的问题，北欧的税负也很高，但是北欧人民不痛苦，为什么不痛苦？

　　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之于老百姓，用于老百姓的医疗、教育、失业保障，老百姓就没有压力，老百姓对高税收就能够忍受。但我国的的情况是，税收基本上都被官员浪费掉，要么三公经费，要么被政府搞形象工程，这些和老百姓都没有关系。所以，中国老百姓的负担很重，教育、医疗等各方面都让公众始终处于一种焦虑状态，没有办法去消费，也没有信心、没有能力去消费。而国企那么多利润，放在那里只会浪费，还不如学习香港一样，分红，要把钱分给老百姓。反正现在不分红，放在国企那里，迟早也被国企这帮人去喝茅台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最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法治，要建设法治，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就一定是权贵资本主义，因为没有法治约束权力，他就可以利用权力实现很多快速的利益，导致一些不公平的现象。而法治怎么去实现？这里面就会涉及到政治改革，问题就比较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