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赵凤玲 上海报道
在中国谈创新，往往都是在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上打转。但对于人，这一创新行为的主体，却没有足够的关注。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展经济学教授王建铆指出，除了为创新提供有利的环境和充足的投入，一个健康的人口结构是保障创新的原动力。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中二代缩水”和“中二代增负”现象将阻碍中国未来的创新发展，因此，改革人口制度是中国经济创新转型的必要条件。
人口政策是关键
《21世纪》：您认可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增长周期吗？
王建铆：我认为低增长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按照我对经济起飞的分类：人均GDP增长3%-5%是低速起飞，5%-7%是中速起飞；7%或更高是高速起飞。中国今年如果GDP增长达到7.5%的目标，那人均GDP增长就仍然有7%，因而还是一个高速起飞的态势。而且未来降到低速起飞的可能性也不大，除非我们真的(在经济上)犯了很大的错误。
对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担心，主要是出于有很多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比如很关键的人口政策的调整。人口政策一旦调整，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21世纪》：为什么人口政策是关键？
王建铆：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消费力和创新力太弱。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在支撑，而且最近几年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重）还在不断上升，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好像不吃这个就不行。前几年保八的结果，导致GDP增长2009年达到9.2%，2010达到10.4%，明显就是刺激过头。过度投资后，投资回报率就会下降，最终又必然抑制投资。目前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要想支撑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消费和创新。
但现在老百姓又不肯消费，为什么不肯消费？主要就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传统历来都是养儿防老，现在只有一个小孩，没办法养儿防老，政府的保障体系又很弱，只能拼命存钱防老。因此人口政策不改革，储蓄率就下不来；储蓄率下不来，中国经济就转型不过来。
创新与人口结构密切相关
《21世纪》：创新和人口政策是否有关？
王建铆：创新与人口是有密切关系的。传统的观念认为中国人口多、资源少，这其实是有问题的。人不止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脑。美国为什么创新最发达？道理很简单，美国是西方世界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另外就是人口结构，必须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人口结构，才会有利于创新。像乔布斯、盖茨这样的高科技创业明星，哪一个不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因此中国人口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中产阶级的规模太小。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中二代”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差。这种局面不扭转，中国的高科技创新就没有希望。
《21世纪》：如何提高中产阶级的比重？
王建铆：现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最荒谬的地方在于，对中产阶级的限制恰恰是最严的。富人有各种办法规避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对农村的政策则一直比较宽松，而本应作为高科技创新主力的中产阶级第二代、第三代，却因为独生子女政策规模不断缩小，压力不断加重。这就是“中二代缩水”和“中二代增负”问题。因此，人口政策应该调整为不分民族、不分城乡，一律都可以生两个，双独夫妇可以生三个，让中产阶级能够自然增长；同时通过强化教育机会均等的“次分配”手段，帮助更多的低收入家庭成为中产阶级。
《21世纪》：创新除了需要具备创新主体即人口结构方面的条件，还需要什么？
王建铆：还需要一个好的创新环境，包括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专门为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活动服务的金融体系。为创新服务的金融体系与为低风险、低回报的制造业服务的金融体系完全不同。另外，创新与创造就业一样，小企业是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特别是在早期阶段。
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高科技创新是小企业现象、中二代现象。
《21世纪》：为什么一定是中二代，中一代不行？
王建铆：中一代负担都比较重，都是靠卖苦力、靠自己打拼出来的，等到他们成功后年纪就差不多了，创新和人的年龄还很有很大关系，一个人口偏老的社会创新活力就会不足，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是独生子女的中二代没有太大负担，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成长环境，这对创造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问题拖下去结果会很严重
《21世纪》：目前经济下行状态下谈创新与之前经济势头良好的时候谈论创新有什么不同？
王建铆：中国过去30年太成功了，所以很多人不相信中国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很多问题就一直拖着。比如人口问题、金融压制问题、税收问题。只要制度对头，经济下行和危机逼近可以促进创新。
《21世纪》：拖下去的结果会怎样？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王建铆：比拉美国家更严重。至少拉美国家没有独生子女政策、没有上千万的丧独家庭和穷光棍。统计数据显示，每个子女在父母之前死亡的概率大概有十分之一。中国有上亿独生子女家庭，这意味着老无所依的丧独家庭最终将有上千万，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凸显出来，但现在也已经有上百万丧独家庭了。
作者：赵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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