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四周年 “罗斯福”在哪里？

　　日前，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继落幕，除了能言善辩的公开演说，两个候选人的具体政纲完全没有新意。奥巴马过去4年无法把美国从金融海啸拯救出来，他要求美国人民让他再干4年，却又拿不出一套可行的计划。罗姆尼的政纲苍白且缺乏可行性，有些地方甚至前后矛盾。比如他承继共和党的传统小政府理念，倡议减低边际税率；与此同时，他又倡议提升美国军力，届时军费必然增加，但是政府已然减税，这个落差谁来填补？

　　在美国统领世界的时代正在走向尽头的历史转折关头，美国能拿得出手的领导人，却是如此让人失望。难怪人们普遍认为，此次美国大选是在挑两个烂苹果，让人左右为难。而在欧洲和日本，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中，人们并不需要有人告诉他该怎么生活，往哪走。但在形势险恶时，却十分需要有一张自信的笑脸，有一双坚定的眼睛把忐忑不安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共同渡过难关。这就是一个伟大人物出世所必需的“时势”。9月15日，金融危机就要满4周年了。这4年的跌宕起伏，本足以让一个个伟大领导人横空出世，但迄今为止，除了咒骂银行家贪婪和威胁提高所得税外，没有哪个领导人能拿出应对金融危机的良方。不仅如此，领导人的不作为和判断失误，甚至让全世界人民的处境更糟了。

　　尽管有《时代》、《福布斯》等一年一度的世界领袖排行榜，但对照着尼克松《领导人》里那个群星熠熠、伟人辈出的时代，回想着J·P·摩根以一己之力充当美国中央银行的角色、挽救银行体系于既倒的光辉往事，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处在一个领导力空前匮乏的时代。

　　时穷节乃现

　　尼克松在《领导人》里总结了一个领导人跻身于伟大领袖之列所必备的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正如“二战”之于丘吉尔、“大萧条”之于罗斯福，伟大的事件可以造就伟大的领袖；但也如古巴导弹危机之于赫鲁晓夫、“八一九”事件之于戈尔巴乔夫，伟大的事件也可以毁掉领袖的前途。然而无论如何，机会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只有当一位领袖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时，我们才能充分地衡量其伟大的程度。”

　　从多个指标看，此次金融危机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当时，年轻帅气的奥巴马凭借Change这一口号上台时，曾经承载了世界上多少人的期待和梦想！在毫无政绩可言的情况下，人们称赞他是罗斯福、肯尼迪再世，早早就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他。

　　但4年来，美国的失业人口比他上台时多了300万，国债多了5万亿美元，失业率从未低于8%；奥巴马以辩才无碍著称，却不懂得真正的沟通之道，他未能像罗斯福那样通过“炉边谈话”来团结人心，也没有里根那种和底层民众打交道的能力，在他任期内，分裂和党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在中东剧变、欧债危机等重大危机面前，美国基本上是缺席的，但60多年前，正是凭借救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美国树立了号令天下的道义权威。奥巴马将击毙拉登列为外交成绩亮点，然而4年前他却是以反战姿态出现的。内政和外交上的进退失据，使得奥巴马很可能成为美国由盛转衰时代的第一任总统。

　　欧洲的领导力同样乏善可陈。始于2010年1月的危机从希腊一个国家的问题迅速演变成一个横跨欧洲的大恐慌，和领导力的失败有莫大的关系。2年多以来，欧洲领导人进行了无数次的会谈和磋商，却连危机的根源也没有搞清楚，更谈不上有效地应对。以德国为首的紧缩派认为，南欧国家此前多年的好逸恶劳、挥霍无度是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希腊等国则毫无悔恨和感恩之心，反而责怪德国傲慢，认为紧缩完全是德国的阴谋，是为了在欧元区确立自己“发号施令者”的地位。

　　在此情况下，自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的左右易手已经上演了好几轮。这种转变实际上和政治思潮无关，而和政治家应对危机不力有关。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导致了选举时谁在台上就反对谁，换了人后发现没有起色就再换人，如此循环往复法国总统奥朗德是接替不得人心的萨科齐上台的，但不到4个月，自己也成了不得人心的人。忽左忽右的摇摆，不过是凸显了变革的迫切性而已。

　　日本在过去5年内换了6任首相，而新一届大选又将来临，其“无领导力”的情形比其他国家来得更严重。无论是面对地震海啸还是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日本似乎都处于不知何去何从的迷惘状态。

　　伟大领导人哪去了？

　　金融危机以来，虽然一些国家出现了极端化的思潮，但并没有产生希特勒那样别有用心的煽动家，这是值得安慰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人的无能和平庸就是好事。2012年是世界选举年，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会更换领导人，但简单的换人并不能缓解领导力危机。这是因为领导力的缺失有更为根本的原因：

　　在早年，领导人的产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们往往遭受过物质上的困苦和职业生涯上的不断挫折，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最后。到了1960年，电视介入选举，尼克松因为形象比不上肯尼迪而落败，这意味着领导人的选拔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一个领导人本身是什么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竞选团队能让他呈现什么形象。这样一来，个人形象、口才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得以放大，政纲等实质性的东西反而因为太闷而无人关心。领导人的产生已经变成了媒体选秀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突然多了一些能力平平但形象讨巧的领导人的缘故。可以想象，形象不佳的林肯、跛腿的罗斯福，在今天肯定是选不上的。

　　东西方在对领导人的要求上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德才兼备。所谓的德，并不是指个人道德上的毫无瑕疵，而是指品格上的坚定不移，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原则、不会轻易为短期目标而放弃长期信念与目标的一种特质。而如今的政治家们根本没考虑过这些，身居高位的他们只对一件事感兴趣：赢得连任、维护权力，别的都是次要的。

　　这种变化可以用最近的一则新闻加以解释：哈佛大学日前爆发了作弊丑闻，有在哈佛任教30年的Howard Gardner教授撰文认为，20年前哈佛学生就开始认为为了成功走捷径没什么不对。“在讨论一名系主任因谎称其学历而被开除的时候，没有一个学生支持这一处罚。”“我们问学生如何看待那些操控能源价格的公司交易员。没有一个学生谴责这些交易员，有些回答说消费者需要自己负责，有些则说交易监察应该是行政官员或议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