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尔文经济学看经济解困新路

　　一般认为，市场失效的时候，正是竞争缺乏的时候。但在达尔文看来，并非如此。2011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弗郎克教授出了一本书——《达尔文经济学》。根据弗郎克对达尔文经济思想的解析，他认为，竞争的产生有从利益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这两个不同出发点。从利益的相对性出发导致的竞争，容易制造社会资源浪费。而政府需要干涉并且监管的正是那些容易产生社会资源浪费的不良竞争。

　　小启：本版今起推出新栏目《财经-世界观》。设此栏目，意在略过当下财经界的嘈杂市声，听听来自世界各地的智者看法，以裨思考。本着“以人文观点看财经，以财经观点看人文”的编辑理念，本栏目将侧重于在全球范围内对当代经济思潮、重大经济现象与问题等，进行叙述评析、翻译介绍。文章长短不论，欢迎有识之士来稿。编者

　　⊙刘骏

　　学经济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凯恩斯，很少有人会把达尔文当作经济学家，因为达尔文毕生的贡献是在生物学领域。可是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弗郎克教授（ROBERT FRANK）在其2011年所出的《达尔文经济学》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看，达尔文的很多关于生物学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

　　在斯密看来，市场失效是来自竞争的缺乏，比如对价格的操纵，这种完全来自于纯粹市场规律的后果，使得个人兴趣和集体兴趣的偏离。斯密认为，纯粹市场规律可以使个人兴趣为社会带来好处。比如，当一家企业拥有好的技术和低廉的生产成本的时候，另一家生产同一类型产品企业的加入可以促使市场上该产品的价格下降，而消费者最终成为受益者。他认为市场失效的时候，正是类似的生产竞争缺乏的时候。这也成为现代很多反对政府的观点和理论的出发点，即市场可以完全通过自己的规律解决一切问题。

　　达尔文的生物学说也体现了“竞争性”这样一种观点。很多人，包括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都认为，这样的竞争有利于将更好的遗传保持下去。可是，达尔文却认为这样的竞争对集体的利益是有害无益的。就好像在生物学里的一个例子，雄性麋鹿的鹿角很大，是因为大和长的鹿角可以帮助雄性鹿在争夺雌性伴侣时更容易获得胜利。一旦胜利，这只雄鹿将可以获得其所在群体所有雌性鹿的青睐，于是拥有大鹿角的基因得以遗传，而小鹿角的基因则失去了遗传的机会。可是如此一来，当麋鹿在密林中遭遇野狼攻击的时候，大的鹿角却成为其在茂密树林里逃跑的障碍之一，于是大的鹿角虽然可以确保个体麋鹿在自己种群里的利益，却其实伤害了整个种群的利益。

　　鉴于此，弗郎克教授提出的核心观点是：政府需要干涉并且监管的恰恰应该是这些容易产生社会资源浪费的不良竞争。由此，在当前美国面临的财政赤字状况下，削减政府开支就应该有的放矢，对那些容易导致不良竞争的财政开支应该坚决削减。而在税收政策的建议上，弗郎克教授又针对我们人类行为中的一个特点提出了一个渐进式的消费税政策。这个行为特点就是：人类的行为都会有个参考的背景，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一些行为会从利益的相对性出发（比如书中他提到的消费者对“大房子”的偏好），有 些行为却会从利益的绝对性出发（比如书中提到的对工作涉及人身安全风险的考虑）。

　　以相对性为出发点的思考模式，往往会导致竞争，而且这样的竞争恰恰最容易制造社会资源浪费。因此政府的作用在于对这样一种从利益相对性出发的消费行为征收额外税收，从而抑制这样的浪费型消费。这就是这个渐进式消费税的政策制订出发点。有趣的是，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弗里德曼教授（MILTON FRIEDMAN）也曾经在给弗郎克教授的一封信中提到，虽然他质疑这样的税收是否得以被政府有效的利用，但是他也肯定了，这样的渐进式消费税收方式是他当时所知道的最好的税收方式。

　　弗郎克教授的这两个基本观点在当前对美国很有实际意义。因为随着货币政策的连续出台，人们在关注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的同时，不得不面临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方面——财政政策。提到财政政策，我们必须谈及“财政悬崖”。

　　“财政悬崖”

　　对财政悬崖这个概念如果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2年1月发布的《2012-2022年预算和经济展望报告》中的一幅图（见图示）最好理解。在这张图中，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9年达到历史上最高（负值的最低点）以来，到2011年为止，赤字的比重并没有明显减少。可是从2012年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来看，财政赤字的比重将要出现明显下降，这一下降，就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12年2月底在众议院财政事务委员会发言时第一次提出的“财政悬崖”的概念。伯南克同时指出，伴随着财政赤字减少而必须采取的大幅度加税和削减政府开支将有可能在2013年1月份出现。

　　在这里，弗郎克教授关于如何削减开支和征收税收的两个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参照，可以看看目前所提出的美国财政削减政策是否可以在达到弗郎克教授提出的减少竞争产生的浪费的同时也保证那些以绝对利益出发的个体利益得到保障。

　　从联邦政府收入即税收的角度看，有两项减税项目，如果到期之后获得展期，将会造成大约1900亿美元的财政缺口。这两项中一项属于2010年布什减税法案的到期之后的两年展期，另一项是属于选择性最低税率（AMT）的免税额。目前，很多关注点都是在是否这两项税收政策是否公平，即是否富人获得的利益更大而穷人获得相对较少，又或者减税是否刺激了经济的增长等。

　　然而，从弗郎克教授的角度，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税收是否抑制了富裕人和穷人甚至中产阶级之间的消费竞争所产生的社会资源浪费。弗郎克教授提出在社会中存在着“向富人看齐”这么一种传导机制，即全社会的消费习惯和费用将会随着富人的消费习惯和费用一起“水涨船高”。如，1970年美国的新建单个家庭住宅的面积中位数为1100尺左右，而这个数字在2007年是2300尺。在家庭单位平均人口并没有明显增加而且美国家庭平均收入在过去三十年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这个面积的增加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不断增加自己对住房面积的需求，因为其他人也都这么做。另一个可以参考的是美国结婚费用在1980年代大约是10000美元，可是2011年的数据显示，这个数字已经是27000美元，而其中纽约更是达到了56000美元。

　　由此来看，布什减税的政策是个普遍适用的政策，对富人和穷人都有减少税收的效果，但是在效果上存在差异。现在有一些倾向性的意见认为这个政策对富人效果更明显，实质上是对财富的再分配中对穷人不公。姑且撇开数量上的比较，即使是降低同等的税率，由于富人的财富基数大，从绝对财富上看，并不能改变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消费习惯的差别，富人依然保持着奢侈的消费习惯，而继续维持前面说的“消费传导机制”的进行。因此，这种普遍性的减税政策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可以支配的钱少了，而消费习惯的竞争性并没有得到改变，私有部门也产生了浪费，这个减税的政策虽然有利了个体的利益，但是对整个美国的经济甚至世界经济都可能带来损害。

　　从财政支出来看，其中2011年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支出为三项：国防预算（19%），社会保障（20%）和医疗保险（23%）。如果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政府势必在这三项之中削减开支，削减后必然导致质量下降。如果是国防预算下降，对于美国整体未来的国家安全就是损害，减少社会保障则是对美国全国的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损害。可是就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开支来看，这两项是确保个体绝对利益的手段。

　　为什么对绝对利益提供保障可以降低产生浪费的不良竞争性行为？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工人要在报酬和风险中选择一样，如果风险比较低，那么工人获得的报酬中就不需要含有对风险的补偿，就相应的比较低,；反之，则报酬应该相对高，这就是绝对利益的内涵，即不管通过哪种方式，都可以获得补偿。由于前面提到的消费行为不良竞争的存在，高风险带来高报酬，高报酬又可以帮助该工人顺应其他人的消费习惯，购买大面积的住宅。注意，这里的大面积住宅就是相对利益的范畴，即工人可以选择住大的，也可以选择住小的住宅。结果，工人就因为收入增加开始购买大住宅，离开原本完全可以满足四口之家的相对小住宅。这样的消费攀比产生了浪费，比如土地面积的浪费，在房屋面积达到一定之后，多余的面积都是对资源的一种挤占和浪费。

　　而国家财政通过统一提供对绝对利益的保障，比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就可以减少私有部门对工人收入的风险补贴，抑制攀比的收入来源。国防预算则根据弗郎克的观点应该被削减，因为国防预算虽然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武器竞争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防投入导致国防水平上升，可是这样的国防上升最后只会导致参与国家的人民感到更为不安全，这就是典型性的个体国家的利益和人类这个集体的利益之间出现了背离。

　　政府开支是浪费吗

　　上面提到了私有部门的浪费对美国经济可能造成损害。肯定有人会质疑，难道不应该是政府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在花费公款的时候，一定比不上消费者个人花费个人费用来得谨慎和精明？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个大众观点就这么形成了：政府花钱一定是浪费，私有部门花钱效率一定要高。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私有部门也会产生浪费，并且由于美国私有部门的规模远远超过公有部门的规模，因此私有部门的浪费规模未必比政府部门的要小。

　　更何况世界上尽管有那么多质疑政府的声音，可是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不存在政府。这一现状就表明，政府还是有其一定作用的，而且往往在关键时刻，政府发挥着非常必要的作用。这个关键时刻之一就是经济危机。现在的美国就是个例子。而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种构成方式，包含了消费、投资、政府开支和净出口四个部分。在危机中，因为就业率低，消费者出于预防性动机不敢消费，更加之减少家庭负债，更是进一步减少消费，因此不能指望消费者来提高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指望投资尤其是私人部门的投资也不可能，因为对经济前景的不看好和危机中产能的过剩，都促使私有部门的企业谨慎投资，加上作为传统的流动资金渠道，比如贸易票据（CP/ABCP）的暂时停滞，保持流动资金成为企业的生存法则，“现金为王”；净出口对于美国则更为不利，因为美国一向都是贸易赤字，尤其是最近几年伴随着制造业的外迁，工作机会的流失，加之其贸易伙伴国家的经济状况也恶化，净出口为负的状况短期内更难改观。由此，能够促进经济再度发展的只有政府开支。

　　那么政府开支就一定是浪费吗？弗郎克教授在书中提到过另一个例子，在美国的一个小镇附近修缮一条破损的州际高速公路的政府开支计划被否决了，原因是因为修缮公路的费用将来自对当地居民房产税的征收。往往，这些反对征税的人们，同样也是反对政府举债开支的。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发行的债券最终还是会通过征收税收来偿还，而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他们甚至他们的后代来承担这么一大笔债务呢？于是，这条高速公路最终成为一条布满坑洞，行驶中经常被车辆卷起路面石子砸坏车窗的道路。麻烦不断。

　　其实很多投资在现在做要比在未来做要好。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可能创造就业机会；第二，在危机中，政府往往举债的成本比较低，就好比现在的长期利率经过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已经到达了历史的最低位置；第三，现在修缮的成本和难度要比将来修缮的成本和难度，即使除去时间价值还是要小很多。

　　当然，这是就道路建设而言，可是政府的开支在有一些领域是会导致不良竞争，从而从长期损害地方的利益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利益。例如，如果一个州里的每个城市都为了吸引旅游收入，开办游乐场，或者提供旅游退税等，那么这样的政策会导致州内的城市和城市之间充斥了竞争，反而使整个州的财政收入下降，而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反之，如果政府削减财政开支的时候，裁减那些产生竞争的开支项目，把这些资源投入不会产生竞争性的那些项目中去，才是避免个体利益对整体利益的损害。

　　达尔文经济学在中国

　　最近关于中国之前的四万亿刺激方案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很多讨论。在这里笔者只是想结合达尔文经济学的一些观点，提供几个方面供大家思考。

　　首先，达尔文经济学提出的背景和中国有差异。前面我们说过，美国的公共经济部门的规模要比其私有部门小得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美国是有空间和弹性来讨论适当增加公共部门的规模以达到刺激经济的效果的，简单地说，美国政府因为规模受到限制扮演的是“催化剂”的角色。

　　其次，在考虑政府投资的选择方向的时候，有一些是可以对地方产生短期经济利益却会引发长期地方与地方之间产生不必要竞争的资源浪费，这是应该尽量避免的；甚至在现有的政府开支中，也是需要尽量削减的；美国虽然有民众的选举可以杜绝一些浪费项目的政府开支，可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偏见否决掉一些可以长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项目。

　　再次，在考虑税收方面，无论是收入方面的税收，还是资本市场投资的税收，都应该给予“向富人看齐”这种消费习惯和行为以考虑，如何鼓励相对不富裕的阶层进行储蓄，而不是进行攀比式的消费从而落入棘轮效应的陷阱也是可以消除资源浪费的竞争的一种考量；一味刺激消费的政策很容易导致类似美国一样的过度消费行为，最后全国都陷入债务危机。

　　最后，要避免极端化，完全没有政府参与的市场或者政府能力很低的市场也不会很发达，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差距有很大程度是来自各自政府的效率相对高下；在目前已经很庞大的政府开支的基础上，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政府开支中的浪费和由于开支造成的浪费，更要关注这些开支是否对我们国家造成长远的损害！（作者单位：加拿大联邦住房金融公司）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