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宋馥李 实习记者 孙黎 “谁是企业真正的主人？”柳传志发问。
9月13日，在一年一度的
中关村论坛上，已卸任联想集团董事长的柳传志说起创新，回顾了有关联想产权制度改革的峥嵘岁月，在他看来，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因为联想从此有了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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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所以才会为未来布点，才会去冒创新的风险。
改革前，联想本来是中国科学院投资20万办的公司，100%的股权在科学院，从人到物，一切都是“国家的”。1993年的时候，当时的中科院用妥协通融的方式，拿出35%的分红权，将每年的利润奖给创业的员工和管理层。
“而联想把这些钱存起来，到2001年，真金白银的买下了这35%的股份。”柳传志说。这一看似波澜不惊的股改过程，实则步步惊心，针对联想的产权制度改革，一度惊动了国家高层，在数次直接指点下，联想度过产权制度的险关要隘。
“联想当年如果没有刘淇书记亲自抓，用会议纪要代替具体的政策条款，解决了联想的股权改制问题，联想绝对不会有今天。”柳传志说，但是，如果后来能把纪要变成政策细则，便于落实，那北京就绝不止今天一个联想。
创新断裂
作为中关村的第一代创业者，柳传志拥有了股份，也拥有了财富。这也让联想成为特例，而柳传志则是特例中的特例。其后数十年，中关村没有再出现联想。产权制度改革，成了中关村不可逾越的“坎儿”。
这道坎儿，让众多带有“国字”背景的创业者，始终未能与财富结缘。
例如：陈春先，这个当年堪称与陈景润比肩的核聚变科学家，第一个在中国提出了“中国硅谷”的梦想，圈定了实践地点中关村，并为之终生实践。不过，陈春先毕生与财富无缘，这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典型的特征。
相同背景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诸如清华紫光的张本正、科海集团的陈庆振……他们从无到有地创立了公司，却难以获得与其付出相符的股权激励。
中关村仍在日新月异的改换颜面，第一代创业者渐渐死去和老去，作为国家的科研人员，他们多数拿上了“退休金”，偶尔在公开场合讲述激荡人心的创业故事，但在宏大的历史变迁中，只留下拄着拐杖的迟暮背影。
“与硅谷相比，中关村的创新循环是断裂的。”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这是中关村的悲哀，产生这种断裂原因，首先在于很多第一代创业者没有公司产权，因此没有足够资金进行天使投资，无法转化为天使投资人。
“假如国企老总都能拿到股权，这些创业者为什么不能？只有致力于创新的创业者，才能理解科学的真谛，才会真心去扶持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异想天开”的创新思维。
逻辑的悖论在于：股权激励是创业者鼓励研发人员投入的一种激励方式，在中关村，变成了政府对创业者的激励，是典型的政府对创业者的恩惠，与新经济要求的“创业者有其股”，而且“创业者要控其股”还有很大差距。
中关村缺什么？
第一代创业者没能普遍拥有财富，但中关村早已进入不差钱的时代。
《2011年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报告》显示，活跃在中关村的创投机构已有100多家，管理的资金规模超过200多亿美元。 IDG、联想投资、今日资本、北极光创投、华登国际……一批境内外知名机构，早已登陆中关村。
与此同时，政府也出资设立“天使投资”引导资金，一系列旨在扶持科技企业创业的新政迭出不穷。例如：对投资不满5年的科技企业，给予投资额10%风险补贴。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中关村发展集团，也以投资科技型企业，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为目标，希望变政府补贴为科技股权投资，营造大批国字号的天使投资人。
然而，政府的慷慨民间似乎并不买账。如今，怀揣尖端技术的创业者，更多来自于海归。如陈春先、柳传志那样，在科研院所、大学里的人员，已很少有下海创业的激情。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北大清华的人出国，斯坦福伯克利的人回国创业。
如今，联想的风险投资成绩斐然，旗下掌管着600亿的基金。柳传志自豪地说，我们懂得怎么选企业，怎么帮被投的企业，因为我们做过企业以后，把这些规律进行了总结。
2012年，被称为中国的天使投资元年，以柳传志、薛蛮子、徐小平、雷军等为代表的本土天使投资人，还有以邓峰等为代表的外来的天使投资人，形成了以北京味代表的北派，和以深圳为代表的南派。
天使投资数量远不够
但是，天使投资从数量上还远远不够，与中关村日益庞大的体量不相符。
王德禄认为，当下的中国的天使投资不是天使，而更像投资。比如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很多创业者都已经名声在外了，没有更多的空间是留给那些无名创业者。而围绕初创企业股权份额的问题，创新工场也多遭诟病，原因是，创新工场占据太多初创企业股份，李开复被认为是贪心的天使。对此，李开复曾回应称，其投资项目“平均占股17.6%”。
而在硅谷，天使投资是创业的配角，绝非主角，一般占股为1%-5%左右。当创业者初创企业，缺乏对外部环境的方向感时，天使投资将创业者轻轻托起，助其自由翱翔。在硅谷，创业者到天使投资人的循环，是硅谷持续创新的不竭动力，那里的天使投资无所不在。硅谷科技创业者成功后，用其财富，对新创业者进行天使投资，这样的投资不仅是钱，还是创业导师，对新创企业的商业人脉、商业模式、规避风险提供大力帮助。
2011年，《创业家》杂志曾试图寻找中国的1000位“天使投资人”，但最后能够确认身份的仅有179人。这项调查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关村天使投资人的缺乏。
这种创新循环，使得硅谷源源不断地将实验室成果输送到市场，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助产士。如果将天使投资比喻为对人才的投资，私募股权着眼于大学生，风险投资青睐中学生，而天使投资者，则培育萌芽阶段的小学生。
往往是小学生，没有思维定势，拥有颠覆世界的奇思妙想。
天使投资的个性化很强，对项目考察不是严格的审核，投资的理由，往往只是一个创意。在硅谷，天使投资人很多都是在一次饭局上，就可以开支票。王德禄说，在美国，天使投资还被称作“3F”，即Family、 Friends、 Fools（家人、好友、傻瓜），首先支持创业的，是身边亲近的人。
在硅谷，人人都可以成为天使。很多同乡会和同学会都有“天使俱乐部”，大家你三千，我一万地聚集小钱给朋友创业。王德禄认为，很多中国创业者的第一笔资金也是来源于亲人和朋友，只要在一定的税收政策引导、投资理念指引、枢纽平台搭建、信任文化改善下，人人都可以去做天使。
天使何在？
2011年，中关村新创办企业总数突破4000家。在创业方面，中关村拥有3.5万家新创企业，相对于硅谷1.5万家的数字来说，中国在创业数量上占有优势，2010年，硅谷有11家企业上市，中关村有36家企业上市，而且，最近几年，每年都有10家左右的企业上市。
而这一数据，已经远超硅谷，但创业水平距离硅谷有很大差距。虽然中关村近五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超过美国，可是由于原创较少，很难出现有影响力的大公司。
这也是中关村面临的问题，能否孕育出原始创新。中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很多创新基本是模仿创新，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要根本扭转这种局面，转变成自主创新，就需要有更宽广的胸怀。
原始创新，即颠覆式创新，它不是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是跟随式的锦上添花。原始创新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跟随了几个世纪后，中国是否能够引领科技革命，有睥睨世界的新兴产业。金融危机之后，硅谷的很多创业者纷纷来到中关村，是中国给予这个地方的使命，也是中关村改变世界的契机。
从硅谷的发展历史来看，平均每5年就会出现一个代表新兴产业的公司，惠普之后是英特尔，然后是雅虎、google，现在则是facebook。不过，硅谷最有价值的地方，还不是某一个产业或公司，而是硅谷所代表的新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下，怀揣新技术的人们沿着创业、风险投资、上市、天使投资、技术转移的路径生长发展。而这种模式，也正是美国的竞争力所在。
在当下的环境中，中关村的创业者，若想拿到政府的投资资金，需要经过专家和创业基金部门讨论通过，层层筛选，步步把关，在这样的过程，很多创新思维便被否定。
“这样的机制扼杀了很多原创和特立独行的想法。”王德禄认为，审核的过程就是扼杀原创的过程。政府主导的资金，可以用跟着投资商的方式，或者提供贷款。王德禄表示，政府不要企图做引领者，而是要着力弥补市场的缺陷。
创业都是有风险的，作为天使投资人，要有无私和洒脱的心态。小米科技CEO雷军认为，天使投资的本质，就是拿输光了都不在乎的钱，去赌一个伟大的梦想和未来，这才是天使投资人应该有的心态。
作者：宋馥李 孙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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