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回应全球化乏力

　　樊鹏（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将西方高赤字发展模式归咎于西方民主体制下的高福利体系，并没有准确揭示问题的根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西方民主体制并非在所有时期都推高了社会福利。二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福利体系的上升期。但是自8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体系和政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化、技术革新、金融解放、国家监管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衰退等因素的出现，使西方国家在处理福利政策方面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远超前一个历史时期。在过去20年之间，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福利体制以及如何保障的问题，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共识其实已经破裂。从横向比较来看，并非所有的西方民主制都实现了普惠性的民主，相反，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能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福利衰退和社会经济分化相互作用的现象变得越加明显，高赤字恰恰是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表现。

　　西方发达国家高赤字发展模式的产生，除了国际层面国际收支体系的不平衡因素外，它深深植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就是放纵的市场经济以及伴随而来的全面的金融解放和由此产生的放松管制与自由化政策。对于西方政府来说，金融解放与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在刺激增长的过程中，不仅产生了监管需求，而且加大了社会分化，推高了民众对更安全的福利保障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它却弱化了西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从税收到再分配，再到政府加强有效决策的能力，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增长的需求与滑坡的能力形成了一对矛盾。从这个角度看，高赤字模式的形成本质上是全球化、自由资本主义与西方政治体制三者内在的紧张关系的产物。

　　如今，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已超速形成，但许多西方国家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制定相应的框架和监管结构来回应它带来的负面冲击。由于金融和实体经济失去联系，这一经济形式对普罗大众带来的威胁远远胜过机遇。财政和税收政策原本应作为西方政府回应金融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工具，原本应该通过更强力的财政和税收政策调节社会分配，巩固社会安全网，但是这些高赤字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均陷入相反的发展方向，福利国家体系不被重视，社会安全网失去作用，社会分化程度加大。经验还揭示，即使一个国家已经拥有了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如果忽视社会福利诉求，降低社会安全网的投入，无限制地容忍社会分配差距的扩大，同样会陷入社会危机，这在2011年的英国骚乱中已经得到证实。

　　过去人们往往过多关注于西方民主体制下的“福利许诺”，而对于这一体制对社会福利的伤害却只字不提。这里所揭示的财政和税收方面的问题只能算是一个中间层次的探讨，在高赤字财政、税收能力衰退以及福利萎缩的背后，还隐含着政治体制和政策过程方面的深刻因素。全球化已经大大延缓了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决策进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没有充足的能力回应这一变化。这一体制是否有能力抵御金融资本和少数受益阶层的影响，是否能够制定重大政策回应和关切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普通百姓的长远诉求，仍须拭目以待。 （全文完）

　　作者：樊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