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牵动转型发展全局

　　迟福林：总体上来说，这些年我国的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关系失衡越来越明显，矛盾问题逐步增多。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增长很快，农民人均收入这两年也有2位数的增长，但由于物价水平总体上涨更快，因此对多数人来讲，其收入水平不是变高了而是变低了，中低收入群体没有感受到实际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由于垄断行业改革不到位，行业间差距明显加剧，各种灰色收入比较普遍。

　　关于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应当说是有所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数据，垄断行业的收入提高得很快，占比很不合理，垄断行业职工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8%左右，但其工资占比却达到40%～50%。

　　当然，八年来收入分配领域也有几项明显的改革。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民生工程建设有所推进，比如取消农业税，农民参与合作医疗，60岁以后可以领取部分养老金，等等；二是最低工资标准在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有所增加，即便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部分地区的平均工资都保持了比较好的增长态势；三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前几年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而今年由原来的1:3.1变为现在的1:3左右，0.1个百分点。

　　记者：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正式启动收入分配改革调研，八年来，多次传出消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却始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改革方案如此难产，主要难在哪里？

　　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本身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到多方利益关系，征求相关方面的意见时肯定会有阻力和不同看法。其次，垄断行业的行业利益问题突出，这也是改革难以突破的深层次原因，如果垄断行业自身利益不打破，具体的改革政策恐怕很难落实。可以说，改革不仅存在“政策玻璃门”，在垄断行业还存在“利益玻璃门”。当然，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期望值要合理，要达成一个社会各方面都满意的方案也很困难，改革需要分步走，不可能一步到位。

　　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大判断，即收入分配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能靠拖延解决问题，面对各种利益关系的掣肘，我们需要有改革的魄力和行动。我的想法，方案只要出台，就至少能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它总是会有所推进，第二，能提出进一步的制度与政策空间。方向选择对了，虽然起步不一定很大，但是给制度安排留下了空间，就总能往前走。在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改革方案早出台比晚出台要好得多。在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这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按照这个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在年内就会出台。现在到了第三季度，应该提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尽快出台”。

　　记者：您不久前曾经讲，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形成，您是基于何种事实作此判断的？

　　迟福林：共识有三大方面。一是大家对问题看得很清楚，收入分配存在问题，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一点现在已基本没有异议。二是大家对收入分配的重要意义，认识也逐步趋于一致，过去人们就收入分配讲收入分配，而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是社会领域的一个改革，更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强不行，动力转换的滞后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原因就在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滞后。三是收入分配涉及到社会公平，当前许多社会矛盾同收入关系失衡存在联系，比如贫富差距、群体事件、公平发展等，这一点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可以说，收入分配已经越来越成为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越来越成为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关键因素，越来越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阻力，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甚至推动政府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记者：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路径，中央的思路是“提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扩中”——结构性减税等，“调高”——强化个税监管、征收房产税等，“取缔非法收入”——打击腐败。其中，提低和扩中是增量改革，中央相对主动，而调高和取缔非法收入属于减量改革，可能不少改革者本身就是利益相关者，难度更大，该如何进行？

　　迟福林：改革方案是总体性的，总体方案下会形成若干个具体的实施性方案。比如，“提低”最重要的恐怕是规范初次分配，逐步促成建立工资谈判协商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

　　“扩中”的问题近几年特别突出，我们搞了将近34年改革，现在中等收入群体或说中产阶层的比重只有20%左右，无论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转型的需求来看，20%的中等收入群体与上述要求都是不相符合的，现在到了全面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的时候了。我的想法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应该达到40%～50%。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每年至少需要提高2个百分点，这实现起来并不容易，需要明显加大力度。

　　记者：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迟福林：一是靠政策调整，要考虑现在出台的有些政策是不是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即便是即将出台的房地产税也要考虑是否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牵动大局。二是改变制度安排缺失的状态，比如一部分农民也可以变为中等收入群体，但为什么变不了？很大的问题是土地产权制度缺失，农民以土地为重点的财产性收入没有制度保障的话，则难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三是加大公共投入，医疗、教育（包括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文化等的投入，这是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现在需要多方面着手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中等收入群体10年内达不到40%以上的比例，则会成为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大问题了。

　　至于“调高”，我认为主要不是调节收入水平的问题，而是制度设置的问题。比如，企业高管的工资形成，是他自己设定的还是通过制度博弈出来的？官员的财产是否公开？建立以财产公开制度为核心的财产监督制度比限制收入水平更能体现社会公平。财产公开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玻璃门”，打开这扇门的困难在于它更深刻地触及了利益关系。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难，可以让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也可以采取局部先做推及整体的办法先开展起来，比如对新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员可以要求财产公开。要及早起草相关的规定及法律，以规范性的制度和法律来奠定推进这个制度的基础。

　　记者：发达国家是否也经历过类似我们现在这样的分配失衡局面，他们是如何克服的？

　　迟福林：这里我不具体展开，总而言之，有几点应当明确：第一，利益关系失衡是我们当前面对的突出问题，很多矛盾都是从利益关系失衡中引出来的。第二，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就是贫富差距过大。利益关系失衡引发经济社会矛盾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使得很多国家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这是国际经验给我们的重要警示。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调节利益关系，建立调节利益关系的一些基本制度是我们借鉴国际经验，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三，我国当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素正在增加，同时，我们也正处于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把收入分配改革做好了，由此迈过发展方式转变的门槛，就有可能走上公平可持续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