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经济政策的核心是重建政府信用(组图)

　　本书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以梁启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

　　本书堪称梁启超辞世83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本报特精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我们看《饮冰室合集·文集》中所收，宣统二年（1910年），大部分为研究财经问题的文章和著作，计二十七篇，一二百万字，外债问题、发行公债问题、税收问题、币制问题、政府预算与财政经费问题、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问题，他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袁世凯倒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称赞他“于此道研究入微，一时无两”，希望他能“发挥新箸，俾有方针”。（同上，619～620页）梁启超也很用力，1912年6月，就写成了《财政问题商榷书》，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付印发表。（这篇文章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后被夏晓虹先生辑入《饮冰室合集·集外文》，题为《财政问题商榷书初编》。其中乙编《偿还外债计画意见书》，即1910年所作《偿还国债意见书》，已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

　　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详细论述了他的经济财政政策，其核心就是重建国家信用。他的办法是创办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由银行发行钞币（今纸币）。而钞币与国家财政发生关系，就在于保证准备。当时，国际上通行的是金本位制，银行发行的钞币与其黄金储备必须是一致的。持有银行发行的钞币的人，随时可以到银行换成现金。这个现金不是现在的纸币，而是货真价实的金币。这种兑换制度的确立，使得政府在财政上得到数万万元内债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银行发行一元钞币，就等于向公众借得一元债务，而且是一种不付利息，永无偿还期限的债务。不过，“虽债主不遽索债，然安可不常思所以应之者？故必有同量之资产或债权与之相消，然后信用乃得孚”。这就要求“银行不可不别有债权以为此种债务之保证也，于是由国家发行公债，而银行引受之。银行一面对于公众为债务者，一面对于国家为债权者”。既然如此，币制一定要统一。中国当时还很落后，不仅没有本位货币，银元、银两混用，所含纯银的分量即成色亦不一样，而且，纸币和铜钱仍在流通。要使这些旧钞币退出流通，在一定期限内悉数换成新钞币，那么，“非吸集现款，无以厚兑换之基础而固其信用也，故宜将所借得之外债，存入中央银行以资其凭藉。对外汇兑现款流出，则兑换之基础摇，故宜储钜（巨）款于外国银行以调节之。外债之为用，专在此两者而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10～1312页）

　　梁启超不反对借外债，他只反对盲目借债和滥用外债。他曾举俄国度相槐特的例子，面对濒临破产之俄国政府，槐特也只能借外债。但他“思虑缜密，规模远大”，所以，“不数年而苏甦之”。（《梁启超年谱长编》，616页）就连袁世凯也曾经感叹：“安得如俄相槐特者而任之。”（同上，619页）可是，中国不仅没有槐特这样的官员，即使有，在民国初年那种情形之下恐怕也很难发挥作用。由于列强在华势力牢牢掌控着借款的主动权，在这里，贷款完全是政治性的，他们借款给袁世凯，只是希望帮助他稳定政局，绝不可能让中国政府用借款来发展经济，实现民族独立。唐绍仪试图利用外国银行之间的竞争，争取条件更加优惠的借款，结果以失败告终，自己却落得辞去国务总理的下场。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