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欧洲的中心或空心

　　华沙

　　7月30日-8月4日

　　在华沙，我看到的是朦胧的现实：过去仍未过去，未来尚未到来。

　　飞机冲出最后一团云雾，眼下的城郭就是华沙了。大凡经历过“共产主义洗礼”的城市，看上去总有几分似曾相识。不知为什么，可能是建筑，那庞大刻板、轻率粗糙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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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沙面孔即将展开，7月30日正午12点40分，我乘坐波兰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在华沙肖邦机场。

　　肖邦机场停机坪空旷，室内却让人略感局促。头顶的钢梁太粗，身边的过道太窄，不像是拥有辽阔原野与豪放贵族的自由民族的建筑。人的表情有些紧张，或者是警惕？在西欧国家，看不到这种独特的眼神。我下意识地寻找“共产主义痕迹”。

　　海关先生每日“阅人无数”，自然有些不耐烦，或者无精打采。但他听说我来波兰的目的是参加学生的婚礼，黯淡的眼神中突然闪出亮光，慷慨地在我护照上盖下了入境章。我曾多次出入西方国家，很注意海关官员的眼神—我认为他们的眼神表现出了各自的世界观。比如，“9·11”之后，一些欧美国家的海关面孔，突然都扭曲了。

　　要得多，就要做得多

　　华沙大学的卡密勒·贾扬基科夫斯基（KamilZajCzkowski）来机场接我，崭新的白衬衣质地很好，银灰色西装，脸刮得非常干净，看上去像个精致的红皮鸡蛋。

　　卡密勒显然有些激动，在肖邦机场接一个中国朋友，是意外的惊喜。他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在波兰将会非常愉快。机场有些热，卡密勒的西装只在握手的那一瞬间穿着，然后就脱下来搭在右肩上，我跟在后面，也轻松了许多，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那西装不像他的。

　　从“热闹”的北京来，一出机场，就感受到华沙夏日正午的清凉。我们一路“高速”，来到停车场。人不多，车也不多，卡密勒说现在是假期，人都出去度假了，他也刚从乡下的度假“草堂”回来，有朋友从中国来，他当然要认真接待了。以后几天，我逐渐领教了波兰朋友认真接待的意义，那就是百分之百以上的热情接待。真诚与热情表示出认真，这是最重要的。

　　车开出机场，不到两公里，就被一位高大的警察拦住了。车速太快，罚款。卡密勒开快车，是因为兴奋，也许是习惯性匆忙。卡密勒说，如果希腊人都像波兰那样疯狂地工作，希腊早没有经济危机了。我不知道疯狂地工作是仅限于卡密勒兄弟，还是所有波兰人都这样。

　　卡密勒与他兄弟亚库巴·贾扬基科夫斯基（JakubZajCzkowski），是一对孪生兄弟。生人看上去，几乎难以分辨。卡密勒陪我去克拉科夫，见到亚库巴的朋友，对方说第一次见到卡密勒，还以为是亚库巴来了。

　　卡密勒在华沙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亚库巴在国际关系学院。波兰真是个奇妙的地方，前任波兰总统与总理，就是一对孪生兄弟。2010年总统卡钦斯基在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飞机失事殉职，孪生兄弟雅罗斯拉夫出来竞选下届总统，可惜未能胜选。卡密勒兄弟都是工作狂。华沙大学的同事对卡密勒开玩笑道，你们兄弟这样干，会成为华沙大学的总统。我愚蠢地问另一位波兰朋友，难道你们波兰如此盛产双胞胎吗？

　　缘分，缘分才使生活有意思。告诉我生活是怎样的，太乏味了；让我看到生活竟然是这样的，那才有意思。

　　或许波兰跟我有特殊的缘分，20年前我刚到厦门大学，有位学生就娶了波兰太太，那时候在中国还很少见到波兰姑娘。当时很新奇，只是新奇而已，还不知道，波兰虽然并不盛产双胞胎，但盛产美女。到华沙的当天晚上，我们坐在华沙老城街头吃“波兰餐”，我的感想是，波兰“秀色可餐”，但“波兰餐”，不可餐！

　　热情是要吃罚单的。在机场不到两公里处，和卡密勒博士同时接受罚款的还有一辆跑车。警察一边开罚款单，一边跟跑车司机聊天，慢条斯理，跑车司机则将一条腿翘到开门的车窗上，若无其事地陪聊，看上去是绝对的亲切友好。

　　怎么是这样的罚款场面？没有我们习惯的讨好、哀求、烦躁、恼怒，如此和谐，似乎人生天地间，总是要被罚款的。

　　阳光明丽，凉风习习，罚款的人，被罚的人，心情都很好。波兰就是这样的。

　　我呀，来自中国，还是想不通：如果没有急事，为什么超速呢？如果被罚款，罚完就快赶路吧，还聊什么天？如果发生罚款，罚款者与被罚者一定处于某种敌对关系，为什么还那么友好？或许没有急事，只是习惯性车速过快？或许没有什么事可以大过友情？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敌意，警察与车主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他们既然都理性地认可同一套法律或交规，罚者与被罚者，都是法律或交规的执行者，谁又该怨恨谁？

　　理性生活会有好心情。热情的卡密勒博士也回到车上，我问他开了多少迈，他说85，（大概是137公里/小时）。天哪，四车道的路，前后都是车，竟然85迈！实在该罚，而且，该罚的似乎不止他一个，如果大家都规矩，他也开不出那么快；我问他罚了多少，他说大概10欧元，可以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晚餐吃什么呢？他问。

　　典型的波兰餐，我回答。

　　卡密勒说，我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来到一个正确的地方。

　　中国人太需要了解波兰并与波兰合作了。华沙大学的副校长和国际处主任，都非常欢迎我来，但很遗憾，他们不得不出去度假；华沙大学意识到，大学必须国际化，与中国大学合作，是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他们赞同所有的国际合作计划，但是，赞同之后，要花许多时间落实，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习惯落实。

　　卡密勒博士说，由于要花很多时间发邮件、谈判、写文件，他们的赞同，只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至于实际行动，要看那些精力旺盛、不计得失的人。他很不幸，恰好就是这类不计得失、疯狂工作的人。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觉，他那孪生哥哥也一样。每天早上，卡密勒博士的脑袋都是一团浆糊，白天他用来处理研究中心以及社会活动方面的杂务，晚上头脑清醒了，10点以后开始做科研、写著作，直到凌晨4点。

　　要的比别人多，就要做的也比别人多。希腊之所以经济危机，就是因为要的比别人多，做的比别人少。

　　这是许多波兰人对希腊经济危机的看法。希腊之所以有经济危机，是因为希腊人贪图享乐。经济危机来临了，人们一边上街游行，一边照例每天工作5小时，按时到咖啡馆喝咖啡。我的学生尤德良告诉我，他看到BBC采访一位中年希腊妇女，这位妇女抱怨，由于经济危机，她现在必须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尤德良说，每天早上7点半，他母亲已经到办公室了。按波兰人的看法，希腊发生经济危机，是希腊人自己制造的，希腊人不改变自己的习性，谁也无法改变他们的经济危机。

　　你怎么对待工作，生活就怎么对待你。这是常识，波兰经济繁荣，卡密勒事业成功，都是因为懂得这个常识。卡密勒博士很为自己的工作热情得意，似乎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他说他想促成华沙大学与中国大学在欧盟研究方面的合作，起初没人相信他，现在我来访，开始有人相信了。他希望我尽早去华沙大学，尽管重要的人物都去度假了，但他的同事还在，他希望他和他同事合编的研究欧盟问题的著作能够在中国出版。

　　车还是开得很快。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卡密勒告诉我，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出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了10位旅客的中巴车与火车相撞，9个人死了。中巴超载，原本限乘6人，结果竟然装了9位，而且9位乘客全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周末到波兰打工，波兰的工资比乌克兰高，在回去的路上出事了。

　　灾难，的确是灾难。乌克兰大使急忙赶去现场。卡密勒原本约好了乌克兰大使，第二天上午与我会面，现在也只能取消了。

　　其实见不见乌克兰大使，我倒也无所谓，甚至从一开始就不明白卡密勒为什么要安排我与乌克兰大使见面。

　　乌克兰在努力地加入欧盟，卡密勒编了一本书，介绍波兰加入欧盟的经验。科研经费来自欧盟，欧盟寄希望于波兰将乌克兰引入欧盟—做这类课题容易申请经费。大概在波兰当大学教授，也是要申请经费的，而申请经费的要点在于，不是你愿意做什么，而是有钱有权的机构需要你做什么。如今亲欧的尤先科总统下了台，漂亮的前女总理季莫申科已经进了牢房，亲俄派执政，乌克兰离欧盟的距离更远了。卡密勒的经费是否会出问题？

　　卡密勒一边飞车，同时还不停地接电话、打电话。我从他的电话里开始学波兰语：“涅”表示“否”，“达科”表示“是”。一路上“涅”与“达科”像车轮那样急转，我有些眩晕，可能是因为时差。北京此时已经是午夜了，华沙依旧阳光灿烂。

　　卡密勒博士信心满满。他说他很忙，非常忙，现在正在关注欧盟与中国，这也是个“吸引投资”的课题。

　　说到这里，我才逐渐理解，什么叫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来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是正确的地方呢？

　　波兰即欧盟？

　　华沙其实是个很特殊的欧洲城市，至少看上去印象是这样。

　　我们进入华沙市中心，卡密勒开车在老城至少转了三圈，有些建筑，我看了不止三遍。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可能多转几圈，会显得华沙市中心大一些。其实，在短时间内将某些建筑看过三遍以上，不但不会觉得城市大，反而觉得城市小。

　　第二天早上，我早起散步，发现老城区的确很小。

　　周末的傍晚，华沙街头看上去就像是巴黎街头：时装店、化妆品店、露天咖啡；浓妆艳抹、神情淡定的老夫妇，喝酒的少男与抽烟的少女华沙像是一个只有未来，没有历史的城市，除了几座教堂外，基本上没有老建筑，这与布拉格、布达佩斯这些中欧城市不大一样，或者说，大不一样。在布拉格，城市留在200年前，游人在当下；在布达佩斯，城市与人都像在20年前；华沙则是属于未来的城市。

　　华沙老城毁于二战，因为1944年的华沙起义。有些城市惯于反抗，于是城市建筑被毁灭了，但城市精神留下来；有些城市惯于投降，古老的建筑保存了下来，但城市精神何在？反抗证明民族精神，投降保存文明成果。关键时刻，该如何选择呢？

　　我喜欢华沙，这是个有活力、有勇气的城市，我也喜欢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太漂亮了，每一座建筑都难以想象地漂亮，相同地漂亮。当然，相同漂亮的建筑看多了，也会感到烦闷。布拉格这类城市，只能待一周，华沙至少可以待一年。华沙可爱，不是因为城市，而是因为城市里的人。

　　卡密勒脸上再次浮现出幸福得意的表情。人真是这样，生错了时候，生错了地方，那就没救了。比如说，生在20世纪头20年和20世纪后20年，波兰人的命运完全不一样。二战期间，每5个波兰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战火或集中营。在著名的华沙起义后，华沙基本上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们在电影《钢琴师》里，看到过当年一片废墟的景象。

　　华沙市建有一个大型的华沙起义纪念馆，我计划第二天去看，卡密勒告诉我不开馆！理由是68年前，华沙起义爆发在8月1日，我要去的那天正好是8月1日，华沙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馆不开馆！纪念活动中的重大节目是请来了美国歌星麦当娜，在华沙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用麦当娜的歌声纪念华沙起义的死难者，不知道是为了纪念，还是忘记。下午5点整，全城鸣起汽笛声，纪念那次残酷的起义。华沙人似乎并不在意，在华沙大学的一角，人们在拍广告，若无其事。

　　其实，对华沙起义，波兰人是有不同看法的。远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策划的这场唐突而残酷的起义，使20万波兰人牺牲在战斗中，近10万人被送往集中营，华沙成为一片废墟。华沙起义为波兰人赢得了“勇敢”的荣誉，除此之外，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也许以20万人的性命为代价，为波兰民族赢得了“勇敢”的荣誉，似乎也并非没有意义。一个民族的尊严，就表现在勇敢上。波兰民族在历史上一再用“勇敢”，甚至鲁莽的“勇敢”，为自身赢得尊严。想想当年扬·索别斯基（JanIIISobieski，1674-1696年在位，波兰立陶宛联邦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国王）率领的波兰“翼骑兵”，在维也纳城下击败了所向披靡的奥斯曼土耳其军团，拯救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可是，波兰从这场战争中一无所获，而且不出一百年，八面威风的波兰王国竟然被它拯救过的欧洲瓜分了。索别斯基国王获得了一个星宿，天文学家将太空中的一个星座命名为“索别斯基之盾”。在这个诞生过哥白尼的国家里，光荣不属于人间。据说索别斯基得胜后，把恺撒的名言“我来了，我见了，我胜了”，改为“我来了，我见了，上帝胜了”。

　　8月1日早上9点，我听到酒店周围教堂的钟声，一齐鸣响了。

　　上帝胜了，人的价值何在？

　　这已经是我的华沙旅程的第二天了。看不成华沙起义纪念馆，我们只能开车去即将举行纪念仪式的体育馆周围转一圈。体育馆设计得像王冠，其实，每个波兰人的潜意识中，都保留着一个王冠，就像波兰的国徽一样：革命时代，鹰头顶上的王冠消失了；苏联解体，瓦文萨上台，波兰第三共和国成立，鹰头顶上的王冠又出现了。

　　夜幕降临，王冠般的体育馆闪闪发光，分外漂亮。我又想起波兰国徽上那只顶着王冠的鹰，就在鹰身边，似乎还有几只鹰：俄罗斯国徽上是顶着王冠的双头鹰，德国国徽也是一只黑鹰，王冠应该戴到哪只鹰的头上，这是波兰历史的困惑。

　　华沙让人联想起中国城市：历史上磨难太多，也可能是为了销毁沉痛的记忆，人们将容易联想起那段记忆的建筑也销毁了。比如说，革命成功了，旧北京被拆得七零八落，直到今天，人们一边懊悔当年拆，一边继续拆，当然，拆了是为了建。可“建”与“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华沙有些斯大林时代的建筑和雕塑，让人感觉有些不伦不类。波兰人曾经讨论过是否应该将斯大林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华沙文化科学宫”拆除，可我觉得那幢建筑很漂亮，至少比它旁边已经建成和正在建的现代摩天大楼好看。拆除历史中的建筑，就能抹掉历史吗？历史可以抹掉任何一代人的作为，但任何一代人，都无法抹掉历史。

　　卡密勒博士对波兰的现实与未来充满信心。卡密勒说，波兰是个大国，这一点请不要误解，它与德国、法国、西班牙并列为欧盟四大国，在版图、人口上都有一比。而且，波兰是欧盟中最成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目前也是欧盟经济的支柱。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欧盟那些“老欧洲”国家，都焦头烂额，唯独波兰稳健发展，波兰是欧盟的希望。

　　我们站在市中心的一个路口，卡密勒指着繁华的街道上像巴黎一样的街头咖啡馆、像米兰一样的时尚商店说，这里10多年前还是破破烂烂、空空荡荡。

　　“你无法想象，欧盟来了，或者说，我们加入了欧盟，于是，一切都变了样。”

　　卡密勒对欧盟似乎比对波兰更有热情。波兰人多是国际主义者，总有一种“老大”的感觉，不仅对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这类国家—在那让人难以忘怀的“大波兰”时代，这些国家，都在波兰版图内。波兰人对整个欧洲，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中心感”：波兰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奥斯曼土耳其扩张的危险时刻，曾经拯救过欧洲；在整个欧洲革命与独立运动中，波兰人都非常活跃，在法国、美国、意大利、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参加当地人的革命，尽管他们自己亡了国。浪漫主义时代，波兰革命者的口号是：“战斗，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多么无私无畏，先为了“你们”，然后才是“我们”。

　　我对波兰人强烈认同欧盟的心态好奇：究竟是波兰救了欧盟，还是欧盟救了波兰。卡密勒说，这是同一个问题，波兰就是欧盟，欧盟也就是波兰。我还是无法理解，毕竟波兰是个主权国家，对于波兰人来说，首先应该认同波兰，然后才是欧盟。

　　这个顺序，对法国人、德国人，都不是问题，国家认同优于欧盟认同，为什么在波兰就模糊了呢？也可能只是卡密勒模糊，与他的研究项目有关。如果不只卡密勒一人有这种意识状态，就要怀疑波兰历史与波兰性格了。波兰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自由看得比国家的自由重大，把自己的庄园看得比国家重大，把基督教世界，或者欧盟，看得比自己的祖国重大，波兰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是否有问题？波兰历史上的亡国灾难，除了左右强邻、波兰平原了无遮拦的地理弱势之外，是否还有心理弱势？

　　卡密勒生在一个幸福的时代，赶上了经济繁荣的好时候。10多年前，波兰经济发展出现奇迹，他是最有资格谈论这一奇迹的见证者。他是地道的华沙人，出生在市中心的一幢公寓楼里，不远处街角的教堂，就是他父母举行婚礼的地方。出现在六岔路口小广场街角的天主教堂，的确比较壮观，但视野不太好，在正对着教堂的那条大街上，横出一排丑陋的建筑，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卡密勒说这是斯大林时代的设计，目的就是让人们从远处无法看到这座标志性的老教堂。当然，教堂是挡不住的，在每个波兰人心里，都有一座教堂。当代波兰还出了位教皇，就是2005年去世的约翰·保罗二世。这位教皇很有政治远见与作为，前波兰总统瓦文萨后来说过，东欧剧变，有一半功劳应该归保罗二世，因为后者公开赞成团结工会并且呼吁共产主义国家从内部进行改革。

　　波兰人多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悄悄地走进教堂，教堂里老人在跪着祈祷，两位年轻人坐在座位上，盯着看手机屏幕，卡密勒匆匆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指给我看教堂里崭新的管风琴。这大概是我看到的最新的教堂管风琴，与古老的教堂有些不太谐调。

　　吃饭的时候，我问卡密勒，信奉新教的国家，普遍比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经济形势好。当年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书，名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试图论证西北欧资本主义成功的“特殊性”，波兰经济奇迹，是否可能修正“新教国家特殊论”？卡密勒说他在思考所谓“波兰特殊论”。至于“波兰特殊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凡是成功者，都想证明自己特殊，有“美国特殊论”，有人又提出“中国特殊论”，现在我又听到卡密勒在说“波兰特殊论”。

　　欧盟中的波兰就像世界里的中国一样，不仅躲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躲过了当下的主权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期，波兰的外债曾经达到过近400亿美元。波兰团结工会能促成波兰和平演变，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共产主义的波兰经济陷入危机。其实从1989年开始的第三共和国初期，波兰局势也是一塌糊涂。前朝官员和海外大佬都暴富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则更为艰难。十分之一的波兰人失业，在美国人出的馊招儿“休克疗法”中，波兰人穷得连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问卡密勒，波兰如何评价瓦文萨？卡密勒说，七成人肯定，三成人否定。他自己呢？好像是否定。在1990年到1995年的瓦文萨执政时期，波兰非常腐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仅是自由与发展，还有公平与正义。当然，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Freedomisnotfree），任何变革都会带来一段时间的失控与调整。按卡密勒的意思，波兰的好时候是因为赶上了加入欧盟。2004年，波兰正式加入欧盟，除了欧盟的投资加快了波兰经济复苏外，欧盟中“老欧洲”国家的制度引进，也使波兰逐步走出革命后的混乱、腐败与低迷，社会进入发展繁荣与自由公正的时代。

　　卡密勒显然是欧盟的崇拜者，我曾以小人心态问他，有一天欧盟会不会解体，他说绝对不会。

　　我暗中想，这回答太绝对了。中华帝国能在历史上不断分裂，又不断在原有规模上重建，但这对欧洲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就从未在一个“整体”上重建过。中世纪罗马教廷曾经使欧洲在信仰上成为一个“整体”，宗教改革后就分裂了：以后既没有政治的“整体”，又没有宗教的“整体”。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甚至希特勒，都没有“统一”过欧洲，欧洲也曾有过不同的“联盟”或“同盟”，但都未能长久。历史将考验“欧盟”。

　　波兰没有经济危机？

　　欧盟是波兰的希望，波兰也是欧盟的希望。欧盟来了，波兰成功地走出了变革后的腐败与混乱。逃脱了威胁欧盟的经济危机，波兰的发展让欧盟表现出强大的生机。波兰是欧盟的中心，又是欧盟的例外。我这次到欧洲来，就是想看看两个地方，一个是据说没有经济危机的欧盟国家—波兰，一个是经济危机最深重的欧盟国家—希腊。

　　为什么波兰没有经济危机？很简单，跟中国一样，波兰人勤奋，大家都愿意工作。看华沙街头的人，脚步那么快。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他们遭受经济危机，那是因为他们日子过得太好了，如果意大利人愿意到波兰来洗地板，而不是波兰人去意大利洗地板；如果意大利主妇都像波兰主妇那样在自家的厨房烧饭，而不是每天坐在街头饭馆，点现成的意大利馅饼，意大利人也就不会有经济危机了。

　　说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卡密勒就更有道理了。一个一天只工作5小时、享乐10小时的国家，没有经济危机，才不可思议呢！我说希腊赤日炎炎，中午没有长时间的休息，谁也受不了。卡密勒说，前两天华沙还38摄氏度，而且绝大多数办公室和住家都没有空调。我暗自庆幸，还不能完全算是在错误的时机来到错误的地方，至少天气很凉爽，比起厦门的水深火热，简直是天上人间。

　　卡密勒是华沙大学研究经济学与欧盟问题的专家。他告诉我，每天只睡2?4个小时的觉就够了。不久前两位西班牙教授来，晚上11点约他出去，他说他任何时候都准备好陪朋友出去。对他来说，跟西班牙朋友在一起，可以把午夜推到第二天上午。当然了，西班牙人也有经济危机，他们同样玩得太多了。这些人，前脚进了酒吧夜总会，经济危机的幽灵后脚就跟进来了。

　　卡密勒是个分外热情的人，我们约好下午6点见面，他5点15分就到，要带我去吃典型的波兰餐，一副波兰人特有的包打天下的豪情。他说要把自己当作波兰与中国合作的桥梁，他有一揽子计划，当然，先从发email开始，这是个繁重的工作。我领教过他的email狂热，走之前就经常一天收到他两三封语速极快的邮件，在人的称呼与文句之间竟然没有标点。

　　在市中心一家古老的波兰餐厅，波兰餐又开始了，面包里的酸汤，还有波兰人爱吃的鸭子。鸭子只有两条腿，一生行路笨拙，死后的价值竟然是两条腿！想想当年那些享受“黄金自由”、在中欧大地上驰骋、充当十字军先锋的波兰贵族，吃的就是这样的“怪味饭”，我倒也没什么遗憾了。投胎到中国是幸运的，虽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有爱国的心，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有爱国的胃。

　　波兰是个富裕的国家，从历史到现实，都是如此。波兰的灾难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富裕。共产主义时代后期，波兰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演变后最初几年，波兰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基本上算是“休克”了。但近10年来，波兰经济飞速发展，我所见到的波兰，是一个在欧盟国家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国家。25%的波兰人生活仍比较窘迫，但中产阶级可以占到总人口的40?50％，最后那25%大概属于富人，但富人中还有巨富。中产阶级中，也有中产阶级中的上中产阶级与下中产阶级。看来要在波兰定阶级成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现在不用搞土改运动了。

　　卡密勒不怕“露富”，他自封为“上中产阶级”。在华沙大学的月薪是税前1000多欧元，上32%的税，大概还剩下800欧元，他还在另一所大学兼职，收入是灰色的，我不便过问。

　　卡密勒热情坦诚，说见到中国人就感到亲切，因为波兰在很多方面都像中国。从波兰国王的夏宫—维拉诺夫王宫回来的路上，他特地绕道带我去看他在华沙一个高档小区新买的公寓。公寓50平方米，付了14万欧元，其中包括4万欧元的装修费，好像比北京的房价还低些。这些年里，华沙的房价一直飙升，卡密勒说，在波兰最好的挣钱方式是买房子，最好的花钱方式也是买房子。跟中国一样。

　　卡密勒一个人有三套房。一套是他出生的老房子，共产主义时代产权属于政府，但政府和平演变后国家必须归还私有财产，这样，产权就出了麻烦。往往一栋房子的土地，竟会属于10来个主人。这个问题在演变初期没有解决，现在地价上涨，政府就更没办法解决了。所以，几年前他们就搬出了市中心的老房子，现在住在城南的一栋公寓里。下个月他可能就会搬到这所新买的房子里。卡密勒的收入属于25%的富裕的波兰人，但代价是做两份工，每天睡4个小时。他愤愤不平的是，在西欧国家里，做一份工就有这个收入—波兰人必须比老欧洲国家的人努力，否则就过不上老欧洲人的生活。卡密勒可能是最忙的波兰人，而波兰人，可能是最忙的欧洲人。

　　当然，卡密勒承认，他们兄弟俩并不能代表波兰，就像那对总统孪生兄弟一样，谁也不能代表波兰。波兰是复杂的，不仅人复杂、经济环境复杂，历史与文化更复杂。与华沙大学他那些同事相比，他们兄弟好像是特例。

　　卡密勒带我去华沙大学欧盟研究中心，见过他的同事阿特先生。阿特先生是位人文修养深厚的人，不像卡密勒那样四处游走，他喜欢待在家里。比起关心波兰的现实与未来，阿特先生更关心波兰的历史与文化。但他好像不喜欢教会。短暂的会面中，我问了他两个敏感的问题，一是波兰的天主教状况；二是瓦文萨总统。没想到他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

　　波兰的天主教在衰落，比起共产主义时代和“东欧剧变”时代，天主教在波兰人生活中的作用小了许多。共产主义时代，90%以上的波兰人周末活动是去教堂做弥撒。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波兰人周末仍去教堂，而且多是老人。年轻人信奉的是“现代文明教”，周末去逛商场。

　　共产主义时代，波兰天主教繁盛，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文化与经济生活单调贫乏，人们的精神寄托在教堂，天主教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慰藉波兰人的心灵。波兰人是个虔诚的民族，历史上一直以基督教世界的守护者自居。瓦文萨之所以成功，离不开波兰出生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支持。或许是因为教会在革命时代过多地卷入政治，失去了独立性与纯洁性，反倒使波兰知识分子在历史反思中怀疑起教会的权威。

　　我走在华沙街头，不时会遇见神父与修女，在他们的神情中，我还是能看到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慈祥、庄重、纯净在华沙，这个旧时天主教王国的首都，我看到的是朦胧的现实：过去仍未过去，未来尚未到来。波兰是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都很复杂，它有近4000万人口，1000多年的历史，兴衰成败，我只有短短的两周时间，能了解多少？

　　克拉科夫

　　8月4日－8月6日

　　现代文明是一种瞬间即逝的文明，诗人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过渡、短暂、偶然”，生为现代人，究竟是福是祸？

　　在北京前往华沙的航班上，我浑浑噩噩地读着《波兰！波兰！从这里读懂欧洲历史》。我希望在直接面对波兰现实之前，先看看波兰身后的历史。要了解一个国家，必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命运，必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而民族性格是在历史中形成并呈现的。

　　波兰的历史令人困扰。波兰，强大的时候，是欧洲第一大国，可以拯救整个基督教世界；衰弱的时候，竟然一再亡国。而这期间只有不到200年的时间，为什么？波兰有欧洲最彻底的民主传统，所谓贵族的“黄金自由制”，有欧洲第一部宪法，1791年五三宪法，但自由与民主却未能保证波兰的强盛，为什么？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强盛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波兰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曾经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但为什么现代以来民生艰苦，欧洲的粮仓成为欧洲的“饿乡”？国家的财富如果不与国家的强盛相匹配，那么财富可能是灾祸而不是福分，国家财富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华沙短暂逗留5天之后，8月4日，我们前往波兰最漂亮的城市克拉科夫，会见克拉科夫商会会长和波兰民族工艺品公司总经理。卡密勒陪我前去，在华沙火车站，我们与特地从苏瓦乌基赶来的尤德良夫妇会合，乘火车从华沙到克拉科夫，旅程三个小时。

　　乘波兰火车去克拉科夫，恍然回到20年前，当年中国的火车就是这样。只是波兰的火车看上去更鲁莽，行驶时发出巨大的声响，面对面说话几乎都听不清楚。波兰的基础设施建设赶不上波兰的现代化速度。10多天后，我乘大巴从华沙前往苏瓦乌基，6个小时的车程，一路车辆川流不息，但道路只有两条车道，而且处处在修。

　　从华沙到克拉科夫，方向西南，越走越热，火车也没有空调。卡密勒累极了，上车不久便沉沉睡去，第二天晚上，他还要赶回华沙筹备一个会议，我真有些过意不去。卡密勒很阳光，醒的时候总是笑着，只有睡去以后表情像是在哭。或许睡眠让他看到黑暗，所以才睡得那么少。

　　克拉科夫有一种让我意想不到的美丽。城里游客很多，但很少有中国人。中国人的欧洲游，还集中在欧洲的一线城市。其实欧洲的美，恰在克拉科夫这类二线城市，很传统、很精致、很优雅在这些城市里，时间似乎是静止的，通向永恒；人像飞鸟，伫立在世纪的堤岸上，轻盈、从容。

　　我们走出火车站，不久就来到城市中心广场。一边是圣母大教堂，一边是博物馆与艺术品市场，中间的小教堂，则是波兰最早的教堂，大概建于公元10世纪。圣母大教堂内庭金碧辉煌，是我见过的欧洲最富丽的教堂。广场下面是个地下博物馆，藏着这个曾经做过波兰王国首都的城市的历史。从广场伸展出去的街道两旁，都是古雅的老房子。我们住在肖邦音乐会所的楼上，古典式建筑，大房间包括了客厅、厨房，典型的古典主义时期的装饰。三层楼的老房子，楼梯旋转向上，足有现在的六层楼高。

　　消失在历史中的波兰

　　华沙没有历史，但克拉科夫到处是历史。与肖邦音乐会所相邻的那栋房子，历史更久，据说就在这栋房子里，波兰国王请另外两位国王吃饭。第一道菜上来，餐具都是泥巴做的，那两位国王嘲笑波兰国王，穷得只有泥土。第二道菜上来，餐具已经变成精美的银器，那两位国王开始对波兰国王刮目相看。第三道菜端上来，餐具全变成金器，那两位国王被炫目的金器震惊了，终于承认波兰国王像他们一样，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国王。看来波兰人的身份焦虑古已有之，否则编不出这样美丽的故事，用财富证明权力，用权力证明历史，用历史证明人的高贵身世。

　　克拉科夫曾经是欧洲的中心，也是欧洲的前沿。1241年夏，蒙古大将拔都的骑兵打到克拉科夫城下，波兰国王死于乱军中，如果不是这位国王长着六个脚趾头，人们甚至无法从乱军阵中认出他的遗体。

　　很快，蒙古骑兵就退回了乌克兰草原，留给克拉科夫一段忧伤动人的故事。克拉科夫广场雄伟壮丽的圣母大教堂塔楼上，每小时准点，都会响起美妙的教堂音乐，而音乐又戛然而止，据说是为了纪念一位教堂乐师。当年他正在圣母大教堂高耸的塔楼上演奏，被一位蒙古骑兵一箭射中，赞美诗演奏到一半，就永远停下来了。现在圣母大教堂前广场上，还有一位蒙古装扮的艺人，拿着弯弓长箭，表演这段故事，游人们纷纷与他合影。所有历史上的悲剧，都可能成为后人快乐生活的佐料。后来，我在布拉格街头还看到《哈姆莱特》悲剧的广告：生活是个秘密，他的生活已成过去（Lifeismystery,hislifeishistory）。

　　波兰是个天主教国家，大概只有东北边境地区的少部分人，不足波兰人口的10％，信奉东正教。但波兰人很宽容，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之间，从未有什么矛盾。

　　在克拉科夫的瓦沃主教堂，卡密勒说他不同意他的同事阿特的看法，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波兰。波兰历史是从皈依天主教开始的，天主教是波兰人的精神凝聚点，在波兰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天主教总扮演着重要角色。17世纪，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几乎征服波兰，华沙陷落，大贵族投降，国王逃往西里西亚，但波兰琴斯托霍瓦光明山修道院的僧侣与波兰守军，却抵抗了70天，重创瑞典军队并迫使其撤退，光复华沙。20年前波兰团结工会上台，东欧解体，其中教会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信仰问题是个人隐私问题，我不便询问卡密勒的信仰，但我注意到，每进一个教堂，他都会匆忙地在胸前划个十字。

　　其实，不了解基督教，就无法了解欧洲文化。荷马史诗、三大悲剧家的悲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古希腊文化辉煌不过五个世纪，但基督教文明辉煌至少十五个世纪。不了解基督教，就不了解欧洲，更无法了解波兰。每次在欧洲看教堂，我都有种感觉，现代文明的欧洲的确是衰落了。

　　克拉科夫的圣母大教堂建了300年，欧洲许多著名的教堂，一建都是数百年，像英国的索斯伯里大教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米兰多莫大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奥地利维也纳的圣史蒂芬大教堂，还有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寺，在19世纪后期动工，到现在还没完成。

　　十多年前我站在圣家族寺前，只觉得那脚手架、起重机真障眼，现在回想起来，突然悟出另一番意义。大凡在历史上留下的建筑，都不是突飞猛进大干快上的。现代人都是些可怜的工蚁，永远拆了盖，盖了拆，让所有的建设最终都成为破坏，而自己，在这无谓的劳作中，感到瞬间浅薄的荣耀，然后就被自然无情地抹去，甚至在生命还没有消失之前，生命的功绩早已经消失了。永恒是什么？只比明天多一天？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电影《永恒和一天》中的追问，我现在似乎有点感觉了。老诗人为什么总想续写一篇19世纪的旧诗呢？或许最好的创作就是延续，这是通向永恒的唯一方式。可是，现代人已经不会“延续”了。

　　现代文明就是一种瞬间即逝的文明，诗人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过渡、短暂、偶然”，一切稍纵即逝，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所以必须“突飞猛进”，这与现代人的时间观念有关。现代人不信神了，失去了永恒，只有现世的时间，而现世时间，了不起也就是百年。超过百年的功业，用不着我们操心。现代人甚至只有当下，而当下瞬间即逝，所以不会有什么值得我们奉献生命千古光荣的事业。

　　此刻，我真有些怀疑，生为现代人，究竟是福是祸。有信仰的人的时间是永恒，现世十年百年，不过是不用计算的瞬间。现世的生命也是这样，毫无意义的瞬间！或者说，唯一的意义就是永恒中的瞬间。为永恒工作，是现世生命的唯一意义。

　　失去永恒的人，唯一可以依靠的时间就是历史。我们在瓦沃王宫参观先贤墓。卡密勒说，波兰人的毛病是健忘，历史上波兰人灾难重重，大概都与“健忘”有关。一个民族忘记自己的历史，就等于遗失自己的身份。一个人证明“我是谁”的办法是提供一份“简历”，一个民族证明自身的办法是讲述自身的历史。波兰政府目前正为波兰的GDP得意，还意识不到这GDP的主人是谁。这一点我还是为我们的民族骄傲的，中国人虽然是现实主义者，没有神圣时间感，但有凝重的历史感—这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崇拜留下的好习惯，凡事先说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人意识到“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的社会表现，就是“讲史热”。我们要告诉这个世界“我们是谁”，要说清现代中国的文化身份，我们就必须交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尽管我们一时还说不清楚自己要到哪里去，但我们已经努力地说明我们从哪里来。坦率地讲，我个人常对这十来年中国社会的“讲史”运动感到担忧。如果你提供的“国民简历”充满了杀人放火、阴谋诡计，你能证明自己是好人吗？就像前几十年，我们把中国历史描述成农民起义的历史，这不过是一群惯于打家劫舍、聚啸山林、大刀杀人、大碗喝酒的暴徒。

　　国民历史应该证明自己出身高贵呀??离题了，再回来说现实的波兰，波兰人回避自身的历史。

　　从旧城广场到瓦沃宫的路上，我们讨论波兰的宗教与文化。骄阳似火，在中国，大概只有在高原才能享受到这么透明的阳光。传统的波兰认同，是建立在天主教信仰上。这就是为什么波兰从皈依天主教讲述国家历史。现代波兰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政治制度上。就政治制度而言，现代波兰经历过亡国、建国、再亡国，再建国。二战期间，波兰可能是欧洲国家中灾难最深重的，然后就被苏联胁迫进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二战期间德国留给波兰的创伤是惨痛的，这一点西方似乎无法感同身受，美国奥巴马总统不小心说出“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波兰人恼怒地纠正，应该说“纳粹德国”或“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究竟应该属于谁？杀人者还是被杀者？尤德良邀请我去看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拒绝了。我不太相信人观看苦难与残暴的心理是健康的，有多少感同身受的同情，有多少幸免于难的窃喜？

　　当然，波兰受害于法西斯德国，也同样受害于社会主义苏联。波兰不幸，左邻右舍，都曾住着暴徒。1940年，两万多波兰战俘官兵在卡廷森林被苏联人用德式手枪杀害了，大概是想嫁祸纳粹德国。二战即将结束，华沙人民仓促起义，德军疯狂镇压，华沙城遍地尸体，一片火海。而此刻，城外不远就有苏联红军，波兰第一军团也正在华沙东南40公里处。起义的发动者、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请求英国援助，英军只派了飞机去空投物资，而且把大部分物资都误投给了德军。

　　波兰人民是独立的、自由的、勇敢的，但独立没有资历、自由没有尺度、勇敢没有熟虑。波兰强大的时候，普鲁士瞻波兰马首，波兰国王往莫斯科派沙皇；波兰软弱的时候，被邻国一再瓜分乃至亡国，流亡的波兰勇士们“为你们和我们的波兰而战”！1812年，波兰军人波尼亚托夫斯基跟随拿破仑远征俄国，被拿破仑授予法国元帅军衔，死在战场上。1871年，600名波兰人参加巴黎公社起义，东布罗夫斯基成为巴黎公社的武装力量总司令，死在拉雪兹神父墓的巴黎公社社员墙下。1863年，红党左翼发动起义，被沙皇的军队镇压，起义领导人被杀，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有人问波兰第二共和国（1918—1939）的元首毕苏斯基，他的祖国在何处，他回答说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

　　波兰朋友一再说，波兰人与中国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可在我看来，至少在政治认同上，波兰人与中国人大不相同。波兰人把世界当祖国，中国人把祖国当世界。

　　波兰人似乎并不愿意提往事。在瓦沃主教堂的地下墓室里，卡密勒拍着先代国王的石棺说，波兰人不能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历史就会重现。可是，我感觉当下波兰正陶醉在加入欧盟、经济发展的成功中，不仅可能忘记历史，还有可能忘记波兰。如今波兰人到处讲欧盟，那波兰在哪里？首先应该是波兰，其次才是欧盟。欧盟是波兰的工具，还是波兰是欧盟的工具？波兰人有一种奇怪的欧盟观，与法国人、德国人的欧盟观不同。法国与德国是欧盟的主人，却不太把欧盟当回事，首先是法国与德国，然后是欧盟。波兰怎么回事？我又想起那句名言“战斗，为你们和我们的自由！”

　　“波兰机会”

　　到克拉科夫第二天中午，8月5日，卡密勒和波兰民族艺术与手工艺品公司总经理朱瑟夫·斯比尔查克陪我去圣母大教堂旁边的一所14世纪的老房子里，会见克拉科夫商会会长安德鲁·泽德普斯基。

　　有一种人，在你跟他握手的一瞬间，就能感知到他的出身。斯比尔查克先生大概生在二战的废墟上，见识过苦难的人，分外有尊严。斯比尔查克先生送给我一本精美的克拉科夫画册，在古老的克拉科夫，你可以了解波兰的历史。在克拉科夫中心广场上，一年四季，总有12个点出售鲜花，12个，不多也不少，因为一年12个月？

　　安德鲁·泽德普斯基先生对我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感到困惑，一个人文学科的教授，既非经济学家，又非记者，为什么要见商会会长？当时卡密勒替我预约安德鲁·泽德普斯基，还专门提供了我的简历，大概是审查我是否有资格见会长大人。会长大人开恩，我终于在那所有600年历史的老房子里，见到这位保养得很好、衣冠楚楚的克拉科夫商会会长。

　　我的问题是，中国的钱为什么没有流向波兰？首先，可能是缺乏对波兰投资环境的了解。欧盟中的“老欧洲国家”似乎在经济文化上更吸引中国人，实际上，中国在老欧洲国家的机会并不多，波兰才是中国投资的好去处。

　　波兰是中欧第一经济大国，其经济规模超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国的总和，位列欧盟第六，是欧盟中经济增长最稳定健康的经济体；波兰经济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在地理上波兰位于欧洲中心，是连接欧洲东西南北的走廊，与欧盟经济大国德国相邻，直通汉堡港口；波兰是欧盟少数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之一，未来几年内GDP增长将不低于3%。波兰经济结构合理，不完全依赖出口，内需强劲；国家公共财政状态良好，无大量负债，近3年年通货膨胀率不到3%，基准利率为4.25%，政府管理有效，稳步推进温和的发展政策，逐步增加公共投资；银行系统转轨成功，抗打击力相对较强。2011年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中，波兰是中东欧国家中唯一位列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国家，世界排名第六。

　　商会会长似乎比政府官员更了解那些枯燥的数据。波兰是有吸引力的，波兰是巨大的成长中的市场，波兰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波兰逐渐成长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熟练并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市场、波兰政府的优惠政策，都可能使波兰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盟的通道。

　　波兰理应成为中国的理想合作伙伴。波兰经济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过去30年里，中国和波兰都在“改革开放”，经济规模保持持续增长，波兰是近20年欧洲唯一保持每年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在欧洲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样。

　　波兰需要外资，近10年，波兰引进外资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但直接来自中国的投资还不到2亿美元，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比，与波兰的外资规模相比，太微不足道了。目前波兰的主要投资，依旧来自欧盟国家，荷兰占17%，德国16%，法国11%，卢森堡9%，瑞典5%，意大利、奥地利各4%，英国也是4%，还有美国是7%，中国的投资，只占0.1%。这与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不相符的。要知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也在扩大，在全球对外投资总量中，中国所占的份额已经接近10%。可是，中国对波兰的投资份额还不到0.1%，中国对波兰的投资，远远不够。

　　“中国没有很好地抓住波兰机会！”会长说。

　　现在许多波兰人看到生活中到处都是“中国制造”，这根本不是中国与波兰在商贸领域的“创造性合作”，应该让中国公司投资到波兰，把“中国制造”变成“波兰制造”。

　　或许这里也有波兰方面的问题，比如政府与监管部门工作不利、官僚化、办事拖沓、立法不够完善等。但要看到波兰在改善。波兰政府正与欧盟合作，完善市场经济环境，改进基础设施，提供优惠的投资政策。比如说，波兰政府也像中国那样在设立经济特区，为外资提供优惠条件。在波兰14个经济特区内，任何公司都可以申请免除所得税与物业税的优惠待遇，当然，这个优惠是封顶的，免税限额为10亿兹罗提（“兹罗提”是波兰货币PolishzLoty，并非所有欧盟国家都加入欧元区，诸如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了欧盟，并未加入欧元区，仍使用自己的货币）。中国企业也逐渐看到了波兰的机会，开始收购波兰政府私有化项目的资产。波兰需要中国企业的合作。

　　我冒昧地问会长，听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子公司在波兰投资高速公路项目，亏损20亿元人民币，您是否知道具体情况？按理说，波兰政府正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是促进中国公司投资的有利条件呀。安德鲁·泽德普斯基顾左右而言他，似乎根本没听说过这等不愉快的事。他明智地把话题转向文化与习俗，安德鲁·泽德普斯基明白，跟什么人说什么事，跟一个人文学科的教授，最好是谈文化。

　　当然，要与一个国家展开经济合作，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与习俗，显然是愚蠢的。

　　商会会长首先关注的是波兰的“西欧身份”。波兰不是一个东欧国家，相对于俄罗斯，波兰政治上更接近于法国、德国，文化习俗上更接近于意大利、西班牙。其实，波兰与俄罗斯差别相当大。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民族文化方面，与其说波兰像俄罗斯或东欧，还不如说更像西欧。波兰公元10世纪皈依天主教，一直以天主教先锋或卫士自居，在文化上受法国、德国、奥地利甚至荷兰的影响，远比俄罗斯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兰甚至比一些中欧国家更像西欧国家。

　　我也有这个印象，在华沙参观波兰国家博物馆，馆藏艺术品与巴黎、维也纳、慕尼黑的博物馆差不多。波兰的“共产主义经历”，是波兰人最不愿意提及的，二战以后，波兰成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他们很大程度上是“被选择”的，或者说是无从选择。尽管冷战时代与北约抗衡的“华约”，是以“华沙条约”命名的，其实他们不愿意承认波兰的“东欧性”与“共产主义性”。

　　波兰具有欧洲历史上最悠久、最强大的民主传统，这是波兰人的骄傲，也是波兰与俄罗斯沙皇制度划清界限的重要本钱。沙皇的专制暴政来自于东方鞑靼传统，用波兰人的话说，在俄罗斯政要贵族身上，有一半是蒙古人的血—13世纪蒙古帝国留给了俄罗斯东方专制主义遗产。

　　波兰人喜欢谈论他们先辈的自由。当年波兰人的自由，是整个欧洲无与伦比的。波兰贵族当年享有的自由选王制度，可能是欧洲现代民主制度确立之前最民主的制度。但我知道，那是封建式民主，是波兰贵族的福分，也是波兰国家的灾难。波兰曾经从一个欧洲最强大的王国到最后亡国，根源可能都在这种“黄金自由”。

　　波兰强大的时候，版图从今天的德国东部一直延伸到俄罗斯西部，西边控制着东普鲁士地区，东边往莫斯科派沙皇，北边打败强敌瑞典，南边抗击奥斯曼土耳其。

　　波兰强盛的历史与波兰的“黄金自由”没有什么关系，但其衰落却与这种贵族式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近代以来，欧洲经历过一个绝对主义王权时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教育出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普鲁士腓特烈大帝这样的霸主，而波兰贵族享有的“黄金自由”，使波兰没有任何可能出现一种强大的君主统治下的国家力量。波兰国王多是些波兰贵族的傀儡，所以波兰贵族喜欢外国王族来波兰做国王。这样波兰贵族不仅好控制国王，最好自己把自己当作国王。而那些从外国来的国王也得其所哉，享有国王的尊严与待遇，放弃国王的责任与权力，只管办舞会、搞私生女。据说日耳曼选帝侯“强大的奥古斯都”当了波兰国王之后，唯一的功绩是生了300多个私生子。还有件事值得一提，他超喜欢中国瓷器，动用一个连的龙骑兵，抢了24件中国瓷器，后来扣留了两位炼金术士，在德国迈森为他烧瓷，最后竟然烧出了欧洲最早的“中国瓷”。

　　商会会长只向前看，不向后看。波兰的“黄金自由”传统似乎能证明波兰的民主自由出身，或者说，正因此，西欧文化传统才有了现实意义。凡是经历过斯大林统治的民族，在东欧解体之后，都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经历”非常敏感，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身份焦虑。斯大林时代，他们自认为属于东欧；东欧解体后，他们又自认为属于西欧。属于东欧的时候，他们想清除身世上的“西欧性”；属于西欧的时候，他们又努力洗清身上的“东欧性”。波兰摆脱东欧阵营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10个月，捷克只用了10天。在布拉格，我看到两个类似的展览，一个是恐怖的中世纪酷刑展览，一个是共产主义展览。在捷克人的想像中，两个展览似乎有某种奇妙的联系。

　　中欧实际上是欧洲的一个灰色地带，忽东忽西、时东时西。然而，如今加入欧盟的波兰，不可怀疑，是个西欧国家。商会会长希望从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上证明这一点。波兰有民主政治传统，1791年5月3日，波兰议会通过著名的“五三宪法”，这是欧洲的第一部宪法；是自美国宪法之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二部宪法。这也是波兰证明自己属于西欧的政治证据。

　　但有些问题不能细想。波兰人有个特点，关心自己的欧洲身份，更甚于关心自己的波兰身份。

　　历史的真相是，波兰人有能力颁布宪法，却没有能力保护宪法。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派出10万讨伐大军，俄罗斯军队事实上是受一些波兰贵族组织的塔格维查联盟邀请来的，因为宪法侵害了他们的贵族式自由。波兰国王急忙联合普鲁士王国抗击俄国军队的进犯，没想到普鲁士军队临阵反水，与女沙皇、波兰贵族的军队联合，一同进攻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的军队。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关键的时刻却投降了！于是，沙皇的军队、普鲁士国王的军队，与波兰贵族塔格维查联盟的军队，以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国王的名义，一同开进华沙。

　　波兰贵族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们宁要个人的自由，不要国家的自由。或许波兰亡国的深层原因就在这里。那些老欧洲国家，英国、法国、普鲁士，都是经历过绝对王权时代，才有了现代的强盛。

　　保卫宪法之战后，先是1793年俄国沙皇与普鲁士国王第二次瓜分波兰，后是两年以后的德国、奥地利、俄罗斯第三次瓜分波兰。波兰，这个曾经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竟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

　　究竟如何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关系呢？

　　波斯帝国、沙皇俄国的暴政，显然不是一种合理的关系，以国家的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但波兰、希腊的自由传统，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吗？希腊与波兰都是人类历史上开创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国家，后来也都经历了亡国与不断被异族征服的历史，究竟是谁的责任？大国崛起，关键是要通过合理的宪政民主制度，建立一种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合理关系。

　　商会会长讲波兰的自由与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要说明波兰过去如何亡国，而是要说明波兰现在如何以民主国家的身份进入欧盟，并在欧盟国家中享有重要位置。他没空讲过去的事，对他来说，证明现实中的波兰属于西欧比什么都重要。但对我来说，历史更重要。历史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简历”，更能说明这个民族或国家的身份与性格。

　　波兰有欧洲最古老的自由传统，还有欧洲最古老的教育传统。波兰有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创立于1364年，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整个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当年波兰在欧洲也算是最先进的国家。克拉科夫是波兰的首都，自然也是欧洲文化和科学的中心。哥白尼曾在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学习。商会会长告诉我一定要去看看这所大学，恰好，8月6日的傍晚，在从克拉科夫广场到瓦沃城堡的路上，我经过了这所古老大学的校舍（教皇保罗二世也毕业于这所学校）。

　　当然，最能说明波兰是个西欧国家的证据，是95%的波兰人信奉天主教，而不是俄罗斯与东欧的东正教。在政治与生活方式上接近法国，波兰在信仰上接近意大利与西班牙。但波兰人的宗教信仰更理性，在宗教态度上大多比较宽容。波兰东北边境上住着一些东正教徒，但没有宗教冲突，我将要去的苏瓦乌基，我的学生将在那里举行纯正的天主教教堂婚礼。

　　或许波兰人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但却是虔诚的传统主义者。崇尚传统，可以使自身的文化显得高贵。对波兰人来说，天主教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文化传统。我注意到在商会会长的简朴的会客厅里，墙壁上都是古老的壁画。有一幅模糊的壁画，据说是14世纪的，其他都比较晚近，大概是18、19世纪的画作。克拉科夫历史上有多次大火，据说几乎每年一次，该烧的都烧了，烧不了的是古老的石砖建筑。我喜欢这个城市，尤其是城市充满艺术气息的广场和广场地下6米的博物馆。

　　商会会长侃侃而谈，似乎比商业更关注文化。也可能是对我这个不懂商业的人，只能谈文化。对了，他还有一个波兰与俄罗斯划清界限的证据，就是波兰人不喝伏特加，而是像法国人那样喝葡萄酒、德国人那样喝啤酒。可是，后来我到苏瓦乌基，竟喝了许多伏特加。

　　谈起吃喝，气氛就轻松了许多，我赞美波兰的啤酒，但想不出来波兰的葡萄酒好在哪里。会长先生建议我享受波兰的酒、汤、生鱼、蜜制饮料、甜点，我想想，大概就剩生鱼没有领教过了。

　　商会会长的谈话像是演讲。我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他最后像临别赠言一样告诉我：要了解波兰人，每个波兰人都是好汉；波兰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像哥白尼、居里夫人都是波兰人；有最优秀的艺术家，像肖邦、显克维奇、密茨凯维支；波兰有最优秀的医生、律师总之，每一个波兰个人，都非常优秀。但是，波兰人不能成为集体，两个波兰人，往往有三种意见，据说地狱里的魔鬼最喜欢波兰人，他们往往顾不上上帝，下地狱后自己先吵起来了。

　　卡密勒说过，波兰人与中国人最大的不同是，波兰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不好合作；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善于合作。我暗自觉得卡密勒不太了解中国，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不是善于合作，而是惯于被领导。

　　告别会长先生，热情的总经理朱瑟夫·斯比尔查克先生带我去吃鱼，波兰名菜。他特地告诉我，鱼昂贵，旁边是酸洋葱，波兰人喜欢酸洋葱，但洋葱是从中国进口的。

　　从中国进口洋葱？他说很好，中国洋葱的味道比波兰的好。克拉科夫城外几公里处，就有两个中国超市。克拉科夫中心广场上民族艺术品商场里，70%的产品是“中国制造”。

　　我顺便问起他对“中国货”的质量的评价。他说该有问题的有问题，该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从中国进口的T恤衫，价格从25兹罗提（约50元人民币）到250兹罗提不等，你要买25兹罗提的T恤，当然可能有问题，哪里的货都一样。花250兹罗提买件中国产的T恤衫，质量绝对上乘。我猜想斯比尔查克先生是善意的。我在中国买的行李箱并不便宜，但一到波兰机场，提手就掉了，提行李时我有点尴尬，自我解嘲道：“没办法，中国制造。”旁边的波兰乘客笑笑说：“没办法，波兰搬运。”哈哈，多好的心态。

　　从商会会长那栋阴凉的古老建筑中出来，太阳很毒辣，广场像个烤箱。卡密勒却很兴奋，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事业，毕竟见到克拉科夫商会会长是件不容易的事。他说这人也是生错了地方，如果在华沙，很有可能竞选个部长。但坦率地说，我不太习惯跟可能当部长的人谈话，他们太强势精明，说话时不小心流露出的不耐烦与太精确，都会让我这个脑袋在大问题上经常捣糨糊的人感到局促不安。

　　我还是喜欢卡密勒，他的热情让人既感到兴奋，又很安全。他再次重申，我们的合作一定有一个光辉的前景，这只是个开始，一步一步努力，所有的梦想，尽管现在还没有多少人相信，但一定会变成现实。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他所说的“梦想”是什么。

　　总之，这个世界需要热情而充满幻想的人，这样的人精力充沛，每天工作20个小时，他们创造奇迹。我想起他那位同胞先贤卜弥格（MichelBoym，1612—1659），在明清易朝的动荡时刻到中国，为求得到罗马天主教廷援助南明永历朝廷，往返于罗马与中国，最后死于广西边境。他编写的《中国地图册》、《中国植物志》、《中国医药概说》、《中国诊脉秘法》，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可能比一般中国人还多。当然，比今天的汉学家也多得多。可惜，波兰人似乎都不记得这位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了。

　　与卡密勒相处的几天里，卡密勒不断提到他的梦想。坦率地说，我后来根本就不追问梦想是什么，因为梦想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不断梦想，就足够了。在卡密勒身上，我看到了波兰人极可爱的一面，他们是些时刻想摘个星星别到自己胸前当徽章的人。尽管有些幼稚，但让人钦佩。

　　我们计划利用剩下的时间去老城的犹太区，不料天降大雨，我们只能坐在住处的客厅里聊天。我的学生尤德良时任波兰信息与投资局驻华总代表，他介绍了毕马威波兰公司对中国在波兰的投资状况的调查报告。

　　毕马威公司对中国在波兰的投资状况、波兰的中资企业对波兰的投资环境与前景的看法，做过详细的调查。调查结论是波兰有很大的投资发展空间，但政府、企业、民间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应该让中国更了解波兰，了解波兰的经济状况与文化传统。比如，中国有3000万人学钢琴，而波兰是肖邦的故乡。

　　大雨终于停了，空气甜润得像含露的鲜花，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犹太老城了。卡密勒先我两小时回华沙，而我当晚要去布拉格。

　　分手的时候，我突然有种预感，接下来没有卡密勒的旅行，会黯淡许多。这个世界之所以还可爱，就是因为还有那些有梦想有热情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热情为我们守夜，疯狂地工作到凌晨4点。要知道，华沙夏日凌晨4点，天色已经露出曙光。

　　苏瓦乌基

　　8月20日-8月24日

　　苏瓦乌基让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不应该看标志性建筑，而应该看日常生活与城市管理的细节。

　　苏瓦乌基是我中欧之行的最后一站，8月20日，我从雅典飞往华沙，直接从机场转大巴，到苏瓦乌基已经凌晨1点半了。

　　苏瓦乌基是波兰东北部的小城，7万人口，冬天冷到零下30度，号称“波兰的西伯利亚”。但夏天非常舒适，城外是成片的森林、草原，大小湖泊点缀其间，像波兰儿童澄澈的眼睛。这里最深的湖泊近百米，也是欧洲最深的湖泊。湖泊盛产美味的大鱼。在苏瓦乌基的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教士因为贪恋湖鱼的美味，竟将灵魂出卖给魔鬼。魔鬼来取教士的灵魂时，教士爬上教堂的尖顶—当然，上帝总是在最后的时刻拯救人。如今，传说中的教堂仍在湖边，只是看上去像新建成的。

　　我是在午夜时分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早上出门，还以为是郊外，但尤德良告诉我，这是市中心。田园般幽静的城市，酒店一旁的河畔，有成群的野鸭，河水清澈，可以看到水草随波舞动。从雅典到这里，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阳光柔和了，空气清凉，渗着青草的芳香，深嗅下去，依稀还有牛马的粪便味儿。这是我少年时早起上学时熟悉的气味，后来有一次，在川北的大山中骑马，这气味又出现过。对于习惯在汽车尾气中呼吸的人，这气味简直就是天堂。

　　“波中家庭”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参加尤德良的婚礼。4年前，尤德良到厦门大学跟我读博士，开学一个多月以后才来见我，非常平静、坦然。他说他不知道谁是他的导师。我解释说这是学校的失误，教务人员应该通知他。其实之前，我已经在一次讲座上见过他了，只是不知道他是我的学生。后来上海举办世博会，波兰展馆邀请他去工作，他就在上海、厦门两地跑，在波兰人特有的沉稳外，逐渐表现出一种干练。我很少见过这样的留学生：在一个国家留学的最好方式，是在这个国家生活，包括学习、工作、旅行。而尤德良还加了一条更彻底的—结婚！他告诉我他有位中国女朋友，不久会结婚的。

　　尤德良家至少三代人都居住在苏瓦乌基，邻里街坊许多都是亲戚。婚礼在8月21日下午4点开始，中午11点半，我就来到尤德良的家。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原本是独栋“别墅”，后来尤德良的大伯在旁边接盖了一栋，就成了中国所谓的“联排别墅”。在这条寂静的小街上，尤德良的家有些特别，楼上楼下，都挂着中国的红灯笼，这是个波兰的“波中家庭”。

　　尤德良的父亲彼得·尤赫涅维奇（PiotrJuchniewicz）先生，一位不论坐着还是站着都像一尊雕塑的男人，领我参观他的家。1978年，他28岁，盖起了这栋房子。当时他自己出了一部分钱，并得到了所在工厂的无息贷款。在这座房子里，他已经生活了34年，再过两年，他就要退休了。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比今天的年轻人容易。今天的年轻人有了自由，拿着欧盟国家的护照，可以去世界各地旅行；但他们盖不起自己的房子，甚至租不起房，许多年轻人仍与父母住在一起。如果尤德良还在苏瓦乌基，他一定也住在家里。尤德良说，他不敢想像自己会一辈子生活在苏瓦乌基。但是，他也不知道以后落脚在哪里，中国还是波兰，上海、华沙，或者世界上某个其他城市？

　　这位雕塑一样的男人，是尤德良的第一位“中国老师”。尤德良中学毕业，投考波兹南大学，选的专业竟是中文。这种选择的确有些“与众不同”，当时波兰全国每年招收的中文专业学生不超过15人。尤德良选择中文作为自己的专业，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父亲经常跟他谈论中国。1993年，从美国电视上看著名魔术师DavidCopperfield在北京表演穿越长城，奇异的魔术表演、壮观的万里长城还有配乐，让这位8岁的波兰孩子着了迷。不久，父亲送给他两本关于中国的书，一本是《孙子兵法》，当时他还不能理解《孙子兵法》的道理，只能看其中的战争故事；另一本是一位波兰英雄的回忆录《激战中国长空》（FireaboveChina）。

　　回忆录作者WitoldUrbanowicz是位勇敢的波兰飞行员，二战期间在英国空军服役，曾加入陈纳德将军组建的飞虎队，到中国西南作战。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空军勇士在生死瞬间的战场，关注的却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他在回忆录中谈论中国的风俗民情、风景文物。战争是人类在发疯，文化才是恒定的。这本书1963年在波兰出版，距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尤德良说，他和他父亲不断地翻看这本书，封面已经破损，修补过几次了。他将这本回忆录随时带在身边，此刻就存放在他上海家中的书柜里。这位波兰勇士是他的同乡，出生在距离苏瓦乌基20公里的地方。尤德良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出版。

　　彼得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心中国，这是出于好奇，或者某种缘分？他家的书房挂着中国地图，两侧还有一副中国春联。彼得先生带我来到他家的阁楼，这里收藏着他几十年来收集的有关中国的报刊杂志。他随意翻开一本，我看到一张“文化大革命”的照片。他说这里的有些杂志可能比我的年龄还大。一位生活在“波兰的西伯利亚”的小城里的工人，为何对中国感兴趣？彼得·尤赫涅维奇先生很认真，他说因为他身上流着成吉思汗的血。他的祖上在沙皇军队里服役，娶过一位漂亮的鞑靼女人。

　　我努力在彼得·尤赫涅维奇先生脸上搜索鞑靼人的印记，竟然越看越像。我知道这是一个教士与鱼之类的故事。人喜欢给自己编故事，故事使生活有情趣，生命有意义。编好了故事，可以使人不辨真幻。投考波兹南大学中文系的时候，父亲一直陪着尤德良，还帮他猜中了两道口试题：“胡主席曾经当过哪个省或自治区的领导”、“江主席毕业于哪所大学”。尤德良的“中国生活”缘起于他父亲，但开始于波兹南大学。他在波兹南认识了中国朋友，品尝了中国菜，懂得了“中国话”与“中国菜”的奥妙。比如说，老师告诉他，“鱼香肉丝”这道菜，根本没有鱼！

　　学外语最怕看菜谱，因为菜名和菜之间的关系，是最不确定也最难猜测的，除非你吃过。尤德良在波兹南认识了三位中国朋友，在他们宿舍学习用筷子、电脑打字、用中国的手机、玩魔兽。2005年暑假，12年后，那个曾经为魔术师穿越万里长城、波兰英雄激战中国长空而着迷的波兰男孩，终于有机会来到中国，分别在北京、长春、青岛的朋友家里住了三个月。他最喜欢北京，觉得北京的菜最好吃，北京的朋友最热情，北京的经历最难忘，北京才是真正的中国。在波兹南大学参加汉语桥比赛时，他唱的是中国嘻哈《在北京》：“在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建得越来越美，在北京有湖也有河，在北京大多都骑自行车，在北京中国的长城，在北京冬天真的有点冷，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北京现在知道了吧!”

　　后来他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过一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他被选上参加拍摄奥运志愿者宣传片“尤德良—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

　　如今尤德良又从上海娶回一位“中国姑娘”赵颖，这对他的家族和家乡，都是一件新奇的事。亲友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婚礼，最远的是来自美国的大婶，最近的是住在20公里外小镇上的外祖母。老人已经88岁了，经历过二战，在第三帝国的工厂里做过工，经历过斯大林时代和苏东解体。我问她，她这一生何时最幸福，她说“现在”。老人来参加外孙的婚礼，竟然感动得两次流泪。

　　参加婚礼的客人陆续到来。本地的伴郎是尤德良的表弟，伴郎要有好酒量，波兰伏特加不好对付。伴娘玛丽塔是位波兰姑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留学，婚礼将用到两种语言，波兰语与汉语，所以她是不可替代的人选。她和父亲轮流开了10个小时的车来到苏瓦乌基，她父亲告诉我，苏瓦乌基是“波兰的北极”（NorthPoleofPoland），波兰最偏远的地方，他也是第一次来。从英国赶来的艾琳娜，曾是尤德良在厦门大学的同学，她可以讲英语、法语、汉语，大概是位“准伴娘”。艾琳娜说她家族里还出过一位波兰国王。还有一对华沙恋人，是尤德良的同事，他们将在明年举行婚礼，其中的女方也是刚从中国回来，去中国参加一个中国政府组织的培训。从华沙赶来的中国企业家张铭飞先生，还带着他的波兰助理。他说，在波兰一位大学毕业生就业，一般工资水平在3000兹罗提（大约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但要是会汉语，薪水可能就是5000兹罗提。

　　“波中婚礼”

　　在这个不足7万人的小城，尤德良与赵颖的婚礼是个“国际事件”。宾客来自三大洲，除了新郎是波兰人、新娘是中国人外，婚礼语言至少有三种：波兰语、汉语、英语。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在国际场合，汉语成为通用语言。

　　亲友、邻居们纷纷到来，婚礼马车也停在门口，新郎新娘终于出场。这位名叫赵颖的安徽姑娘，大概自己也没想到怎么就这样嫁入了波兰家庭。2008年，赵薇主演《一个女人的史诗》，在芜湖拍外景，剧组需要外国留学生客串角色，找到尤德良。这是赵颖和尤德良的第一次见面。赵颖说：“你的中文很好啊”，没想到，尤德良的回答竟是：“因为我想找一个中国老婆！”

　　“找一个中国老婆”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像所有中国青年那样约会，吃饭成为主要节目。尤德良喜欢吃中国菜，北京烤鸭、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回锅肉，还有拉条子、包子、饺子、锅贴。在北京学习期间，他最喜欢吃成都小吃的回锅肉盖浇饭，到北京的第一个月就胖了10斤。来中国之前，他不知道什么是辣味，自从认识了赵颖，他喜欢上了川菜、湘菜，出差最喜欢去湖南，因为可以吃到地道的湘菜。

　　中国魅力的一半在吃。我请尤德良说说他在中国的有趣经历，他讲了许多“吃”—所谓“舌尖上的中国”，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多年前我与一位英国朋友出游闲聊，他说你们中国和我们英国都不会完蛋的，因为我们都靠“嘴”生活。“嘴”有两个功能，一是吃，一是说。中国菜解决世界“吃”的问题，英语解决世界“说”的问题，所以世界离不开我们。在比利牛斯山区一个不足千人的小镇上，我们竟然发现了一间中国菜馆。那位英国朋友感慨道：“你们就是这样征服世界的！”

　　尤德良大概是被中国的“食色”征服的。当下大学校园里的“中外恋”很多，但成功的很少。赵颖大学同寝室的四位同学，当时都在恋爱，谁都不看好他们这一对。但4年以后，其他三对都散了，只有她和尤德良终成眷属。赵颖提前一个月到苏瓦乌基，准备这场波兰传统婚礼，在与尤德良父母相处的一个月里，赵颖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安逸。尤德良的父母对她关怀有加，大概这个世界上原本没有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

　　尤德良的父母是一对难得的好人，2009年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有这种感觉。儿子学了中文并去了中国，满足了父亲的愿望，或者说幻想，但却让母亲失望了。起初她希望儿子早日回波兰，但第一次到中国旅行后，她的观念改变了，同意儿子留在中国，尽管儿子每次离家，她都难免哭几场。现实的中国跟他们在波兰听说与想像的不一样。母亲说她喜欢中国城市，也喜欢中国菜，波兰人本是不吃辣的，但她到中国竟然能吃川菜、湘菜！父亲从不激动外露，他初到中国，就没有任何生疏感。有一次，在北京地铁与尤德良走散，迷失在语言不通的陌生人群中，他竟然没有感到恐惧。

　　我不知道赵薇主演的《一个女人的史诗》故事如何，但从“Peoplemountainpeoplesea”的上海嫁到偏远的“波兰西伯利亚”，多少也算是“一个女人的史诗”了。其实，生活往往比“故事”更生动。2008年7月，尤德良结束了他在安徽师大的学习回波兰。赵颖不敢对未来抱任何希望，毕竟波兰太遥远了—遥远的远方，除了遥远之外，可能一无所有。但尤德良从走后几乎每天给她一个电话。9月初新学期的一个早晨，赵颖被尤德良的电话惊醒，来到宿舍阳台，竟然看到尤德良奇迹般地站在楼下。那一次，她所体验到的惊喜，在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令她感动。

　　一切准备就绪，父母、外婆祝福他们，婚礼马车在家门口等待。下午4点整，新郎新娘、伴郎伴娘走出家门，乘马车前往教堂。马车两次被可爱的邻居用彩带拦下，伴郎喝下伏特加、伴娘送上小礼品，邻居们亲吻祝福，然后才放马车继续前行。教堂婚礼庄重而又亲切，主持婚礼的神父曾经是尤德良的同学，住在他家不远的地方—苏瓦乌基还保留着传统的熟人社会。

　　苏瓦乌基这个城市，在亲情上非常传统，在公务上又非常现代。整个城市几乎没有四层以上的高楼，市中心看上去像中国的郊区，“步行街”从头到尾步行不超过5分钟。但城市整洁，所有的现代城市公共设施齐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行人指示灯，博物馆、街心花园、教堂、草坪，一样不少。我无法想像中国一个5到10万人口的城镇是什么样子，一定有一栋政府高楼、许多杂乱的小饭馆，然后就是违章搭盖、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整洁是文明的标志，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不应该看标志性建筑，而应该看日常生活与城市管理的细节。

　　婚礼马车停在教区教堂门口，主持婚礼的神父匆匆赶来。阳光仍很明丽，大家静悄悄地走入教堂，婚礼是神圣的，本该沉静肃穆。婚礼语言是波兰语，但尤德良的致辞却用汉语，我原以为有人会窃笑或窃语，但似乎没发现任何人表现出任何异常。就在教堂婚礼仪式进行的半个多小时里，一场大雨飘过。等仪式完毕，大家走出教堂时，已经雨过天晴，晚霞分外灿烂。婚宴将在郊外一家英国风格的酒店举行。

　　婚宴是整个婚礼的最后一项节目，也是时间最长的一项节目，下午6点开始，第二天凌晨4点结束，耗时10个小时！教堂仪式是神圣的，酒店仪式是世俗的，酒食在摆成三角的长桌上依次排开，波兰民族风格的婚礼进行曲奏响，婚宴便开始了，排山倒海的酒、食、歌、舞，没完没了；站起唱歌，坐下喝酒，离席舞蹈，归席吃肉，循环往复下去。将这种隆重的婚宴进行到底，需要“四项全能”，不吃不足以维持体力，不喝不足以提高兴致，不唱不舞不足以消耗热量与酒精在这种婚宴上表现出色是颇不容易的。

　　如果说教堂仪式表现出波兰民族性格中沉静深厚的一面，婚宴仪式则表现出波兰民族豪放热情的另一面。沉静深厚与热情豪放如何统一在一种民族性格中呢？波兰民族在习性上与我们相差很大，我们对这个民族的性格与文化了解很少，如果未来中国与波兰的商贸关系成长很快，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和谐相处吗？

　　苏瓦乌基这座只有7万人的小城里，已有两间“中国商店”。一间在市中心步行街的尽头，我随意走进这间“中国商店”，店主问我是否是日本人，我回答“中国”。奇怪的是，在他脸上，我并没有看到轻松热情—这本该是同胞相见应有的表情。恰恰相反，我看到了紧张、猜疑与警惕。我在狭小的店里转了一圈，他一步不差地跟着我，像跟踪一个小偷。我无趣地走了。跟中欧这一带的欧洲人相比，中国人性格中反差最大的特征是，拘谨猜妒、工于心计。

　　苏瓦乌基的“波中婚礼”结束，我的中欧之旅也将结束了，我又要回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告别时，彼得先生特意为我写了一页纸的文字，介绍他的中国情结和他对中国的理解与期望。尤德良为我逐字逐句地翻译了他的话。这位波兰边远小城的普通电工胸怀世界，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对世界负责，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典范，下面是中国的政治；如果中国处理好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关系，如果中国处理好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那么世界和平繁荣就有了可参照的榜样。

　　可爱的波兰人！

　　我从苏瓦乌基回到华沙，行前那个晚上，我再次前往市中心。皇家城堡广场上，竖起一面巨大的视屏，行人路过，都映现在视屏上。我看见自己的脸出现在一片波兰面孔中，竟然没有感到丝毫怪异。或许这些异族面孔，我已经感到熟悉亲切了。

　　这个世界上，原本就不该有此国人和彼国人的区别，只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到世界各地去吧，寻找善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