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幸亏有改革开放，否则我觉得憋屈死了

　　本文源自正和岛.深圳.柳传志岛民见面会现场实录

　　他被称为中国企业家“教父”，也是中国企业界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用近30年的创业生涯来诠释中国知识分子产业报国、自强不息的精神。没有谁比他更能体会这一路的艰难。同样的时代，同样的环境， 甚至是同样的诱惑，为什么那么多人倒下了，只有他依然宠辱不惊、岿然不动……

　　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与正和岛“基因岛民”，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始终对正和岛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和热切关注， 9月26日晚，他还在深圳专程与岛民进行见面交流。在长达三个小时的互动交谈中，柳传志分别从接班人培养、团队建设、企业引资等方面回答了到场及正和岛线上企业家的提问。

　　以下为见面会部分精彩内容。

　　内部培养接班人，撒一层土夯实了再撒一层

　　肖奋（奋达集团董事长）：我有一个问题，你的接班人都是你自己培养的，我看是“五大金刚”、“五福上将”。你对引进职业经理人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好的办法？假如培养得不够的话，你将会怎么做？谢谢。

　　柳传志：各位在考虑企业长远发展的时候，为什么考虑从自己的企业里发展接班人呢？这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人从企业里面出来，对企业的文化了解以外，对企业是有感情的。带着这份感情，再加上一份物质的激励，使得他有成为主人的可能，他会把这个企业最具有责任心的办下去。比如说同样的薪酬，本企业上来的人，或者从外面调进来的人其实是不同的。《基业常青》里着重讲过这个问题，企业要想像百年老店一样传下去，要从本企业里面发掘更合适的人，道理就在这儿。因为企业的荣辱，当年经过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一点一滴都会记在心里，这是一种天生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是家族的孩子作为大股东、董事长，而管理层从下面打拼上来的感情会更深刻。可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像联想在开展多元化业务以后，比如我们决定做私募股权的基金，就是从2000年开始，我自己希望年轻的同事接过电脑领域的业务，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得成功了，杨元庆、郭为，我自己觉得应该开新业务，把原有的两块业务让他们做，然后开展新的业务。

　　开新业务也有这个感觉，做高科技领域风险还是比较大。果然，2003年的时候神州数码巨亏，2004年，联想集团要并购IBM的PC业务，并购还是不并购，绝对非常之艰难。因为并购失败在外人看来的可能性几乎是90%以上，我们心里有一定的胜算，但是也不好说。不做的话，联想就是很平庸的企业，做了以后万一失败了，连饭碗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我的同事朱立南，他当时相当于内部的参谋长，我们把两块拆开，绝对要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我们是中关村高科技从小做下来了，对一个企业每一个环节，出生期到后来怎么做也清楚。我们手里有一笔资金，做风险投资还是可以的。当时看了很多书，投资一是募钱；二是选好企业，选好就投；三是帮助企业管理，帮着做好；四是退出。第一项募集这一块和退出我们不在行，募集一开始我们手里有钱，第一期拿了3500万美元，不算多还是够了，退出要把企业做好了退出来，难点大家都觉得是选中企业和帮助他成长，这恰恰是我们在行的地方，所以就做了风险投资。

　　做了风险投资三年下来以后换了几个企业，但第一期的回报，2001年开始的，到全年回报基本完了，大概有7倍多，总体还是不错的。投了有几个做坏了，但每一个做坏了都反复研究过，这就是回答他的问题，关于请外来人的经过。原来做风险投资几乎都是老的联想人，就是做电脑的这一块的人，然后学习一些知识去做的。但是到了2003年的时候，为什么要做PE，做弘毅呢？那一年，我和科学院的陆院长坐在一辆车里面，体会到当时国企的改制有很多机会，而风险投资那么小的管理基金盘子是不够做的，决心做一个大的。但是认识到私募股权基金的做法和风险投资又是不一样的，觉得最好还是从外面来一个人，外面来一个人有几个条件：懂私募股权基金，同时要懂中国，要符合联想文化等等。我一共见了五个人，这五个人里面都是我熟悉的外企高管和做投资的，有很多人都是在座很熟悉的，都有这样和那样的不同。赵令欢是第五个人，谈了四、五次话，了解了他的经历。

　　当时我对国外的人容易有这样的印象，一是有时候容易把他们的能力说大，就是联想培养出来的人知道我们的习惯，你最好有十成本事说成九成，我们发现你多出来的本事，这可能就更容易被提升。凡是说多了做不到的，这就会被注意了，外边的人并不太清楚，我们并不把这个事看成特别认真。你进公司以后还这样的话，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因为国外的竞聘文化容易把自己的能力说得夸张一点，这是我当时对赵令欢比较注意的一点，另外他作为投资人，是把自己投的多少好项目看得特别重还是把组织团队看得特别重？因为我们要他组织一个团队，而且这个团队要做相当规模的管理基金，相当规模就是中国投资领域的第一排，做的过程中发现他确实把如何组织团队，如何带着一帮人做成一两个好项目看得更重。为什么呢？因为投资领域里很多做投资的人愿意做好项目以后到处告诉别人然后跳槽。当我们看见了赵令欢不是属于这种类型，说的跟他表达的真实情况是一致的，真的这么在安排，而且给他作为主人的权益和利益，以及责任，这时候等于进我们这里面成为领军的人物。

　　总结以上的话，当领军一面就是不用你管理，成立一个独立的子公司，无论制定战略，财务、人事都让人家一面管，当然你有监督权利，但放心还是不放心？这就是领军一面。这样的人能够有自己带出来的队伍，但是半成品也算是自己带出来的队伍，你把一个人拉过来就当最高的负责人，这就是成品，你把一个人拉过来从经理级，或者副总监级在里面工作了一段，了解他以后再领军一面。中国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条件是你得相信他以后才能用人不疑，你不能谁上来以后听他讲情况就用人不疑，这就乱套了。所以联想有一句话，撒一层土夯实了再撒一层，就是用人的时候不能大幅度进来很多人，一把就把文化冲击了。还有将来培养出领军的，拿裁缝为例，进来一个人先给他一块布，先裁一个鞋垫怎么样，确实行再给一块布，做一个短裤，再行再给好料子做西服。很多人出来不是踩鞋垫，已经在外面踩鞋垫，就从裤子做起，如果上来就做西服，也许大家未必放心，未必放心以后也有做法，可以跟踪时间长一些，有一个监察手段，所以比较注重自己培养。

　　对“德”的要求更高，宗派是建班子绝症

　　肖奋（奋达集团董事长）：您培养那么多优秀的人才，非常希望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培养这些优秀人才有哪几个重要的步骤，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方法？谢谢。

　　柳传志：刚才说领军一面的人，或者进到你班子里的人，德才要并重，对德的要求还是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真的要进到班子里面，或者当领军一面的时候，如果不能把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自己在德的方面有问题会让你造成很多麻烦，让你吃不下，吐不出去。

　　我是有过真实的故事，反正小范围，什么故事都说了，我在做电脑业务的时候有一个采购的负责经理，他当时也是计算所出来的，也是老同事了，他实际上有非法利益的，他和进出口商有勾结，是有问题的。当时我和常务副总，以及其他的主要负责人因为确实是事情太忙，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没法处理。因为如果要把别人换上，当时进出口的复杂程度等等，可能换了一个不贪污的人，算是要比贪污的人损失大得多，所以宁可让他在那里。但是我当时的做法，招了两个研究生，当时我们想都是从计算所出来的，都是工程技术人员，大多数人不太懂这些，招两个人以后放在他的公司里面配合着工作。他当时有点拒绝接受，我比较强硬，说你不能一个人独断专行，必须得一起做，他就接受了。后来由于贪污行为，生活问题等等，自然就给公司带来很大的麻烦。当我把一切处理好以后，还有两个副总陪着找他谈话，就是把问题说明，要请他离开公司。当时他以为老柳，你所说的话我认错了，你把我调到哪我任打任罚。后来我说明你的罪过在公司不能留了，要把他除名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后来对班子里的德特别重要给了很深刻的理解。他跟我说，我是做进口的，老柳，你把我除名，你不害怕吗？因为当时是1990年，在1996年、1997年以前，做的都是所谓走私的生意，沿海的进出口商全都是做类似的事情，我们这样的公司拿不到批文，拿不到外汇指标，全是靠买。实际上没有一个公司高价买正品，都没有，都是走私货，对于政府不打就不打，但是要打全都有罪。这是我们国家很大的麻烦，做好人是很困难的事。好在没有人折腾我们什么，当时把风险画了5颗星，到哪颗星是可接受的风险，我们做这些研究，尽量做一个好人，但不能完全没有事。他的意思是这些事我全明白，我将怎么怎么样。

　　这个问题就僵在这里，不知道诸位怎么办。当时我给他的回答，我说，你说的这句话我一直等着你说，我要是没把这句话怎么应对，我今天肯定不会找你谈。我明确告诉他，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应该是整个公司的行为，你这么做就是罚款，因为那时候不是法人代表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法人公司的问题，因为整个公司都是公立公司，科学院、计算所，但自己的事我已经掌握了，要不然不敢说这个话，我送出去一条就要坐十年，你自己看怎么回事。他就不说什么了，我说只要一年之内我们国家的进出口受到任何障碍就是你找的麻烦，我立刻举报，就是拿这样的代价换来的。

　　这是那个年代非常迫不得已的方式，当这样的人进来以后形成宗派、各种要挟，公司里面没法工作了。2000年初互联网公司很多垮的都是内部出问题，联想把进到班子里面的人，当企业利益为第一位的时候，一些老同事能力不够要调换的时候都很好调换，因为他们基本做人的品质是具备的。所以当把问题谈清楚，哪个能力够不上，给他一个合适的降落伞都会愿意退出来，联想到现在最高管理人换了几波，都没出什么事。当然我们首先要坦坦荡荡，什么问题要直说，然后再给他一把降落伞。

　　我说这么多就是德很重要，但选人的时候没法从德开始，当然首先是从业务的感觉做起，下面某一个领域，比如说销售薄弱换了一个人，销售能力比较强，连续做了比较高，连续几个季度要关注他。关注的方式要注意，不能光看业绩本身，在联想强调的是要能干会说，会说不是表达嘴头多流利，而是说怎么做的，考察这个人有没有偶然性，有没有用人胸怀。谈了以后还很好就可以提位置，高升，高升以后觉得他可以领军一面可以做大幅度的调动，原来做业务的不做业务，甚至做管理学院、战略研究都有可能。其实在这个时候就要360度考察了，我们的话要注意后脑勺了。前面一看很漂亮，后脑勺怎么样大家未必知道，这时候就要看所谓德的方面研究。德的研究不是跟你如何接触，要想办法他对待其他人，其他事，与老板无关的事是怎么对待的，是不是真有做事的基本道德标准、心胸，你所要的基本要求，这些事比较清楚以后，一过也有几年了，这时候就到领军一面的时候了。

　　我做人画了三个圈，主要时间在耕自己的地

　　李健（珠海派诺科技董事长）：柳总，敬仰您十几、二十年了，今天终于见到了，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愿望，想经常和大佬在网上、线上多一些交流，但目前感到有点遗憾，和企业界大佬交流的机会几乎没有。我想问一下柳总，您是没有时间，还是不便现身有什么顾虑？谢谢柳总。

　　柳传志：我自己现在还担任着联想控股的董事长，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为什么强调执行委员会？董事长在联想是制片人的角色，不是很忙，联想控股执行委员会要做执行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中期的战略目标定得比较高，我在这里就不强调了。所以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我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工作。把自己的地种好，把联想的人维护好，然后尽自己的努力承担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更多也是通过把自己的地种好来实现的，所以东华在办正和岛的时候，我没敢应承他做任何正和岛有名誉的职务，今天来纯属友情客串，没有担任什么。

　　其实我大概的工作时间有30%左右在商学院或者各种各样的会议，不是自己的主流业务之中。大家觉得还是挺少，确实约请我做各种事的地方挺多，很多地方面子挺大，人家那么表扬我，只要柳传志来做，这个事就成了，我也知道只要我去做，我也成了。为什么能成？因为我不肯做别的事，现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做得不错，我是历届理事长里整个心思下得非常多的。包括了政府里面提出的重要的事，我确实全推了，否则没法把自己该种的地种好。

　　我如实跟大家说，我做人画了三个圈，第一个把家里的人、我最要好的朋友这一圈人护好；第二圈，联想的员工，联想这一圈人，我有这个责任；再大一个圈才是更大的社会。当时间发生矛盾的时候，我非常明白的知道时间怎么摆，精力怎么摆，这个话非常对不起，我实话实说。微博上因为预先答应了，出去的时候说好，在英国十天我发十天微博，多一天不肯发，不肯发的重要原因是现在在中国大家的价值观已经不相同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坐在这，价值观基本相同，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希望中国稳定，我们希望用改革的方式给政府提意见，改进等等。

　　但是在中国明显有相同不同的很大的力量，比如像薄熙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庆幸，如果这样的人进常委随便改变规则，把企业打成黑社会，我们的安全何在？就是定时炸弹，随时引爆了。但是此时此刻在重庆还有很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很衷心的拥戴他，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上，用他们的视野看问题，这里面明显和我们有不同的地方。

　　我对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因为我亲眼看到令人发指的事，我实在不知道这些事为什么不能亮出来让老百姓知道，以此为戒。我1966年的时候，我们院子里面的女邻居，他的先生是右派，家里很低调、很低调了，邻居被穿着红卫兵衣服的人，当时都是孩子，不懂事，不能说什么，追出来打，这个女人拼命的跑，就在四合院里面，把衣服扒光了拿皮带抽，因为她解放前参加过圣母军，现在来说就是教会的信徒。打完以后这个人疯了，晚上的时候经常听见发出凄惨的嚎叫声音，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可以一口气举出很多。

　　现在这时候人们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我被骂，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不愿意没事被人家骂。还有人说敢说极端的话，我就说极端的话这也是我不愿意的，所以我说，我在微博这个地方发十天，发完就完了。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也不愿意跟他们辩论，第一天咱们到了做汽车的庄园，劳斯莱斯做汽车的庄园，我发了几篇微博，说我第一次看到劳斯莱斯汽车的时候，那天晚上住还没着落，在哪里吃没着落，只看到汽车司机穿制服，我想着我的晚饭在哪。那天晚上发微博有一个反馈，你以为你睡地板了不起啊，谁都睡过地板，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看着挺有意思，我说是啊，20岁睡地板，40岁睡地板没有什么了不起，20岁睡地板，40岁成了facebook的总裁，当然了不起。

　　但人们不这么想，你会跟他辩论吗？没意思。在这里跟大家交流很愉快，没机会跟大家交流，因为我忙着耕自己的地。

　　企业到一定规模要先务虚，中国人喜欢奔日子

　　刘丹尼（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企业两个板块，一个做医疗、医院，这个板块做得比较成熟。另外一个板块是汽车租赁，神舟汽车改变了汽车租赁的格局，在广东省1000台车，我们认为这个行当没法做小，做大又很难。我就面临一个困惑，企业怎么往前走？想请问柳老怎么看中国的汽车租赁市场？因为我们做的是2B的细分，在广东省算是最大的，给企业未来方向的建议。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人家说中国社会最苦的一群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我特别佩服柳老走了这么多年如何保持内心自我驱动的激情和状态？我们特别希望柳老给我们好好点拨一下，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力不从心，很疲惫的时候，我们知道优秀的企业家是能够自我驱动的，希望给我们具体指引。

　　柳传志：做什么行业、具体企业，尤其像你做到这样的规模，还是要先务虚想清楚。比如说在中国做2B的业务，做得多大有可能盈利？这里面还有哪几个条件具备才能盈利？在这之中，环境会不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你正在努力的时候，会不会又加进来新的投资人，加进来新的思路，这些事儿都要非常充分的考虑。为什么要充分的考虑呢？因为一般要想成事的话，一定要有死磕的精神，如果错了不仅是经济损失，对人的自信心也是损失。

　　我以前老举的例子就是拨电话号码的例子，北京火车站三条火车线，你打那个电话永远拨不通，要不停的拨，坚决的拨，这样中间会插进去，什么情况下永远拨不通？电话记错了。你下决心以前没有把事都弄明白，全弄明白的时候，为什么要先务虚？很多人立刻顿时做了决定，这两个情况，一是早就成局在胸，这可以。不然的话就像火车上邂逅一样，当时感觉感情挺好，回去就不对头了。长期务虚要有谈恋爱过程，知道怎么谈才可以，一次两次把嘴皮子磨热了是不够的。

　　所以你的企业注册客户在什么人群，2B是哪种高档、低档什么状况，客户的角度、资金角度分析透了，真要做要下决心做。这也有死磕，资金不够有几种来资金的方式，几种方式会给你带来什么损失？都要考虑。我只能说比较空的话，但这个话很多企业做之前没有考虑到，只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但最后出来一些不利的东西。实在很抱歉，不能谈太具体，情况不是太了解。

　　民营企业家其实是这样，中国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奔日子的，一类是过日子的。我姑且把大数称为奔日子的，什么意思呢？不停往上奔，老有追求，今天日子不错了吧？还不行，还要往大的做，奔日子。过日子就是家里日子过得不错就可以了，过日子也得奔，大学毕业什么都没有，奔到一定程度不奔了，这就是过日子，我们姑且这么分。所谓小草就是也许你做得很大，不往上奔就是草，奔日子就是树。奔日子的人有很多风险，也许你有动机、欲望，但缺乏能力就会相当苦，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但中国恰恰这些人，愿意往上奔，往上走。我到国外这么多地方，中国人就是奔日子多，欧美都算上都没有中国人想往上奔的多，不知道为什么。联想做现代农业，领军人物是杨元庆手下最主要的干将，在联想集团的执行委员会居于很高的位置，他想独立管一块事，说我要做农业，我跟杨元庆谈了，杨元庆没辙就让他出来了。美国人说特别不理解，做得这么高为什么还要做现代农业呢？以为我对他有什么特殊的引用，真没有，他们说什么都不信。很多外国经理做到一定程度觉得挺好了，为什么还要努力往上？中国大批年轻人不停往上走，中国人为什么愿意往上奔？我也不是特别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目标，为这个目标能不能豁出去，如果豁出去都是你自己自愿的。毛主席总的大方针，比如说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我真的不赞成，但他某些具体的说法，还有很多哲学性的说法，我还是觉得挺对的。其中他讲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后面有一句，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们坐在这里天生就是奋斗的。我觉得在中国以我的性格，民营企业家是最合适的职业。为什么？苦归苦，我有办法策划在能力范围做的事，国营企业行吗？差不多就是把你从这个银行调到那个银行，把你从联通调到移动，不由你管。我们做好以后物质利益还是能够相结合的，做好了以后员工发自内心对你尊重，中国公务员行业不是高危人群？如果真正廉政生活极其清苦，如果真做了，真有事20万也要关你十年。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今天我们都不行

　　刘纪文（北京沐蕾迪时装总经理）：怎么理解小富靠干，大富靠命？您会崇拜什么人吗？是谁呢？

　　柳传志：如果说靠命的话，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今天我们都不行。我上次在论坛上跟一个国外回来的朋友因为这个事呛起来了，他认为中国怎么改革啊？不都是这样吗？我这个年岁的人知道，中国要继续走毛的路，宁有社会主义的草，没有资本主义的苗（是肯定不行的）。当时老邓走今天的路是冒着风险的，有很大的政治压力，因此有了改革开放，否则我觉得憋屈死了。我老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体制就做不起来，如果这就是命，这个命就极重要。如果说小富靠干，当然要靠苦干，有人说幸运是给有准备的人，在积极准备的下面路程，大富要靠这个。

　　大家又有点有智慧了，企业大到什么程度就决定你要看多远的事，一个小饭馆开着，你非要研究全世界餐饮业往何处去就没有意义，把周边饭馆看明白就完了。当你做到一定程度，开连锁店的时候就必须要明白在哪里开多少店，这种大的形势就要进行分析了。所以每个做企业的人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一边干着，一个星期总得要抽出半天，一天或者两个小时，完全看你的习惯和能力，要静思一下，看看我们做的事值不值。

　　我最早养成这个习惯是十几个人出来办公司的时候，前两天第一个人找我谈，没谈完两句第二个人上来插上来说，一共说了五个人，说完以后我让他们回去想一想，我后来想这些事都跟赚钱无关，谈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事，这让我真的应该做什么事都要重新想过，后来就慢慢想，这些事跟我有没有关系，逐渐养成了习惯。后来我在看《曾国藩》小说的时候，曾国藩也有习惯要静思，打完一场仗，就点一柱香慢慢想。后来联想发展到方法论的复盘说法，把做的事，打过的仗，胜了还是败了，目标是什么，边界条件是什么，怎么做的重新想一遍，大家老这样想会形成习惯，逐渐会越想越越快，逐渐抓到问题的真谛。大家对未来想什么，怎么想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要让自己从实践中考虑。因为个人的企业不同，个人考虑问题的方式不同，希望大家自己天天体会。对大富靠命，如果是别人安排的命运，这个话不能那么说。

　　要我崇拜的大人物，真的觉得他使我的命运发生根本改变的，当然是邓小平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经有过几次忍辱负重，能够熬到最后，让中国走到今天，使我们有了梦中都没有过的发展机遇。

　　引入投资前要想清楚要什么

　　马恩多（深圳市金多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我是做糖果的，包括生产、出口和国内市场。我知道柳总也是做实业的，有过比较成功的收购IBM的经历，还有现在做资本投融资，私募股权，我面临纠结的问题是有比较著名的私募股权想进入，我一直处于犹豫状态，想请柳总点拨一下。因为进来毕竟有很多风险，有成本风险，还有股权的稀释，进来之后规范的成本，还有他们退出状态下企业经营的风险，未来的事还是说不清的，如何对企业有信心。我今天从杭州出差回来，从机场直接开车来到现场，我在杭州机场侯机的时候，在书店看到一本书，教你如何用人，看面相，这个人活跃气氛，因为柳总谈到用人、识人、选人，您在过程中有没有用面相看过？谢谢。

　　柳传志：关于要不要投资者进入的时候，也是带着你根本的目的去想问题。比如说企业的预定目标是什么？在实现目标的时候缺什么？比如说你缺钱，缺人在管理中对你的帮助，还缺什么？来的人能不能为你提供这些，可以为你带来什么危险？如果仅仅稀释了股权，把饼做得更大，就算你分得少一点，你总体是合算的。如果你完全失去控制权，进来的人如果有短期行为怎么办？等等。把你预定的目标想清楚，你到底需要什么？有些人想正好外面人进来，我能够套现，套一部分钱，让别人买走，这还是可以的，我看你所说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企业发展的，这种情况下缺什么还要认真考虑。

　　在这里做两句广告，联想有个投资的子公司，一个是弘毅，一个是君联资本，君联资本是做投资的，一般是1000万至10亿之间的规模，占的股份比例肯定会小，只占10%-20%，多了让他们占也不占。弘毅规模更大一些，希望能够帮助解决某些机制的问题，他们的特点都是进去以后能够帮企业解决他们在管理中，战略制定的问题。如果东华的正和岛有合适的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向我推荐，我把负责人的名字留给你，希望多多交流。

　　君联资本每年都有年会，把他们需要的问题一一罗列出来，那是我的义务，被投企业有什么困难他们组织力量来帮助。因此投资者带来的不仅是钱，还有更具体的帮助。投资人选被投企业很严格、很挑剔，认为能够帮着做大，他们好退出，各位挑投资人也要很严格，选什么样的人，能不能真的帮得上？投资人希望投资以后立刻上市，上市以后立刻IPO，然后退出。为什么投资人麻烦呢？因为IPO以后股价也很低，所以他们很麻烦，希望大家根据目的认真选择。最后跟东华说了，各位如果有兴趣，让君联资本和弘毅投资留意的话，我跟他们做出说明。大家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系，他们可以过来考察，等等。

　　我选人基本不看面相，曾国藩的书里说看面相，我看了两回不对，有一个朋友、同事跟我身边很近，觉得他的能力不是太强，为什么呢？这哥们的鼻子是塌的，据曾国藩说的面相书里，鼻子很重要，其实这个人能力很大，后来独挡一面，很能做事。我觉得面相不是那么回事，我自己对着镜子照半天，也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福相。

　　想让人家尊重，先把自己的事儿干好

　　胡琦（北京盛世奔腾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我提一个问题，关于中国怎么提高软实力，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技术方面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柳传志：你希望知道中国怎么样特别受人尊敬，是吗？我是1988年几乎常住香港，以香港为主，大概待到1993年、1994年，我今天始终没有调整过来我的观念，我对香港这个地方，对香港人的印象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在国内通过做电脑代理等等，再加上我们自己有技术，很希望能做自己品牌的机器，向国家的有关部门申请生产批文。但国家不给，国家说你们是计划外的，中国已经引进了好几十条生产线全是赔的，为什么要给你们生产线？这样逼得我不得不通过科学院找了去香港的多次往返证，与香港人合作，在香港办了香港联想公司。我们在那除了当代理以外，自己研制了主机板，卖到了拉斯维加斯展览会上，大概卖了几千块，被国内注意，就是这个过程。我在香港待过几年，感觉不好的地方，当时太被人看不起，你甭说中国人、外国人，中国人自个也看不起。我回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在北京，那时候穷得没办法，当时结婚都没有房子，老婆还在沈阳。怎么办呢？一年有12天探亲假，拼命想办法，攒肉票带回东北，北京人也看不起他们，管他们叫“东北毛驴”，这让我自己有所反省，甭说香港人怎么着。

　　我举一个被看不起的例子，一个工程师小伙子挺帅，从北京调过来做研发的，他在铜锣湾卖照相机的商店里面看照相机，因为没钱买，只是看看。结果店员用广东话，以为他听不懂，说他是在看女人。其实他家里的外祖母是广东人，他听得懂，就跟对方呛，小伙子比较性子急，跟人家抓脖领子了，人家四个店员就上来了。店员没事，把他抓走了，这时候香港的负责人打电话，我在北京告诉我这件事，不得了啦，可能要进监狱了。我说应该怎么办？说大律师出法庭事情可以解决，那时候大律师都是英国人，请大律师出庭就是3万元。我告诉小伙子，咱们有组织，不就是3万块吗？我们拿了，告诉他香港是法制社会，不能动不动跟人家动手。人家管我们叫“表叔”，“大圈仔”，你想国家受人尊重就是国家富，我们国家办奥运会多光彩？靠银子，银子谁交的？民营企业起了重大作用。所以我想，国家政府有钱不一样，我们去达沃斯，达沃斯60-70个会议室，每个会议室谈的内容都离不开中国，不一定是好话，不是好话那么受人注意也不错啊！这是第一。

　　第二，确实中国希望做到受人尊敬，那是另外一套感觉，你要有规范和制度，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又能够遵守国际上公认的东西。像诚信，如果中国的老百姓老是闹吃的东西都有假，自己的老百姓都吭，人家怎么看得起你？所以作为企业来说，我们推进最重要的东西也非常重要，最最重要的，中国领导人要有好的班子，能团结一致，把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进行系统设置。像钓鱼岛的事，这事儿假定日本人不闹，是不是还会有别的地方闹？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多少年前，大概5、6年以前，中国的GDP逼近日本的时候，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如果超过日本以后，美国麻烦事少不了。前面过去的10年，阿拉伯恐怖分子替我们挡了一刀，要不然老早跟我们国家总得有一点关系。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了，美国人不喜欢人家离他们太近了；另外一个，政治体制不太一样，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哪为先、哪为重，总要有一个系统设置，不能锣齐鼓不齐，这些做得好，就使中国在经济中的为难问题中走出来，而且一步步很稳妥的走向预定的目标。

　　当年邓小平出山的时候有几句话对我们都挺有感触，最重要的是把阶级斗争作为重心改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有努力走市场经济的路，推翻终身制，外交的话是韬光养晦，中国人以前就是穷横，毛泽东见蒙哥马利，说打仗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再死几千万人吗？蒙哥马利听傻了。我上初中的时候饿得不得了，每个月都有亚非拉受苦的人民，等着我们捐献粮票，那时候大家没法想象一斤粮票多重要，肚子里一点油水没有啊！但粮票说你好了吗？弄得中国最后阿尔巴尼亚一个朋友，就这个劲头。邓小平说韬光养晦，无非就是把家里的事先干好，家里有钱了应该横到什么程度，这些东西我没有细想过，但应该有人细想，变成系统设计。我们富到什么程度发出什么声音，军事配不配，就是能不能相配合，正合适，那时候中国就会更加受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