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庙见礼本问世

梁思成与林徽因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近百年来传颂不倦，却很少人知道这段看似顺理成章的美好姻缘在背后所经历的种种秘闻与波折。作为名门之后，他们所得到的父辈关怀与疼爱较之多了诗意与传奇。今秋，匡时秋拍“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专场，两封梁启超写给胞弟梁启勋的信中，详细披露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庙见礼与文定礼的种种细节与考究。

梁思成与林徽因庙见礼本 数量：5纸（选2）时间：1927年7月1日

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本 数量：7纸（选2） 时间：1927年12月7日

　　梁启超的儿女邀请哪些亲戚大媒？见面礼如何？聘礼为何物？如何布置新房？讲究的是排场还是礼俗？在他写给弟弟交之对方代办的信札当中，陈述详细周到得可做民国时期书香门第婚嫁习俗的范本。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在当时可以说是新旧相兼，郎才女貌。林长民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梁启超做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两家可说是门当户对。他们在婚前既笃于西方式的爱情生活，又遵从父母之命，结为秦晋之好，几可媲美李清照、赵明诚的最令人艳羡的美满婚姻。

　　1927年，梁启超已经病重入院，因此写信让仲弟梁启勋代为筹措这对璧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特因思成已决定在美结婚（我及思顺如此主张，彼两小未完全同意），婚仪太简率，所以想在文定礼上稍微郑重庄严一点，我既不来京，一切由弟代理便是。”

　　由信中可知，举办庙见礼时，梁思成已决定于东北大学应聘。尽管两人不在国内，但梁启超认为婚姻之事不能草率，当时林父（林长民）去世不久，这场订婚礼的郑重也是给予林家的安慰，“坐位是林家大媒首席，我家大媒次之，汝代表主人须亲自送酒言席陪客。”

　　庙见礼、文定礼本中亲朋好友、媒人、见面礼、利是红包、布置新房的情况等事无巨细，躬亲一一列出，拳拳父爱即便是今日看来，也是极为动人的。从庚帖如何写？不同的人庚帖又如何设置？庚帖要用多大开本？聘辞由谁念等等，信中都有所涉及，很是详尽，且每步的安排极为考究。

　　信中提到的玉印，虽然只是聘礼中的一件，形质、印文无不考虑周全，慈父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据君庸言该印本是一对，故当仲恕未购定玉佩以前，曾与君庸言两家各购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妇名。今我家既已购定，本来最好是林家并购双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购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购者印文拟不刻徽音（林徽因原名）名，但刻‘长宜子孙’四字阴文，请讬君庸代购代刻。”

　　林长民过世之后，林徽因曾因经济拮据而打算在美国休学一年打工挣学费，梁启超得悉后一直资助她直至学业完成，那还是未完婚之前，他已经视“这位林家女公子”为自家孩子般抚养，因而对于这对新人的婚仪也格外操心重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文定大礼在“南长街54号”院中举行。父亲梁启超悉数吩咐，仲父梁启勋亲自操办，与新人在加拿大即将举行的婚礼比肩而重，缔结一椿世纪婚恋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