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拍卖对文物回流帮助有限

　　谢辰生，1922年生，文保专家。1946年担任郑振铎助手，1949年进入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工作。现为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自1950年代起，执笔起草多项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至今仍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

　　记者：1946年除了《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你还协助郑振铎编辑出版了《域外所藏中国名画集》等，是否可以说，抗战胜利后，国内对被掠夺的文物有一个统计、追讨的热潮?

　　谢辰生：不能这么说。《域外所藏中国名画集》是因为当时有底本，就抓紧出版。《目录》做的时候是为了追讨，但做完了也就放在那里了。而且我们做过统计，相对被掠夺的量，(《目录》所记录的数量)实在是非常之小。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列强一方面是抢——通过战争掠夺文物，英法联军、 八国联军抢走的不计其数。此外还有偷，比如以探险队的名义，实际上来偷东西的，像美国人华尔纳用胶布粘敦煌壁画，粘走了一次又来第二次。当时又没有海关，

　　文物都流出去了，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没有一个没有当时掠夺去的中国文物的，有的东西比我们现在有的都好。这套书的出版给我一个启发，对流失海外的文物应当有个统筹计划，最好国家搞个文物普查，把流散在外的文物建立一个档案。拿不拿得回来是一回事，但我们永远保留收回的权力，至少要有这样的态度。

　　记者：在《目录》中有没有发现特别重要的文物?

　　谢辰生：很多，数不胜数，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日本掠夺走的文物，占被掠夺文物的比重有多少?

　　谢辰生：不好说，因为对其他的现在没有统计，无法比较。但日本的确很多，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列强掠夺走的数量都很多。所以说这些流散在海外的文物，是国耻的一部分。

　　记者：国家不是有专项基金用于回收这些海外文物吗，效果如何?

　　谢辰生：那是抢救，把原来卖了的买回来。但被抢去的东西不能买，买了就说明“抢”变成合法了，只能根据国际公约要求追索，尽量收回。所以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一个国家要像搞文物普查似的，搞这样的统计，对流散在外的文物心里有底。

　　记者：之前没有统计是因为难度太大吗?

　　谢辰生：只要有人力、物力、时间，就可以做出来。各个博物馆都有公开目录，明摆着的，像《帝后礼佛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昭陵二骏在(美国费城)宾大博物馆，日本都有目录了，其他的只要去做，也可以做到。所以我要呼吁国家考虑这个问题，作为课题去做。至少我们要有本账。